一些他心中关于“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芥蒂,也在几天后迅速被打破。
在小区租房1年的北京小伙子王禹人没想到,在社区封控的一周之内,小区里大部分的生面孔竟然迅速变成了熟面孔。
每天一收到小区业委会主任隋老师“小王,下楼!”的指令,他就默契地穿好防护服下楼帮忙去了。
28岁的王禹人1年前以租户身份入住杨浦区四季绿园小区。120多平方米的大户型,和他合租的还有其他3名年轻租客。
在3月上海的这场疫情以前,他只能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向家人描述租住地,“小区不大,但是大树很多,每天有鸟叫”。和社区的大部分租客一样,他每天定时上下班、外出健身,和这个小区的邻居几无交集。
这样的状态在3月30日——小区进入封控的前二天改变了。一次偶然的“需不需要志愿者帮忙”的询问,让王禹人入编了小区的志愿者队伍。一些他心中关于“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芥蒂,也在几天后迅速被打破。
社区志愿者在向居民广播通知注意事项。 受访者供图
讲述人:王禹人 年龄:28岁 职业:自动化工程师
4月4日晚上,小区里组织发蔬菜,我们楼的楼长江老师敲了两次我家的门。第一次是在社区统一发放的大蔬菜包时,第二次他又拿了一小包菜说:“原本是每户一包,我看你们这里住的人多,年轻人胃口也好,就把楼里余下的菜都给你们啦。”这时合租的伙伴们都探出头来,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发菜前,我们几个人还在担心:“等到时发物资了,社区是不是会一视同仁?我们租户也有吧?”等到物资发放时,确实没被“一视同仁”,事实上,我们是被楼长“偏袒”了。
在疫情时期的物资发放中,租户竟然会受到特别关照,这和我原本想象的上海租房生活简直天差地别。而就在几天以前,我还多少因为自己“借房子”的身份,在和社区居民沟通时,多少有些不自在。
社区志愿者在工作。 受访者供图
3月30日,小区进入封闭管理前的倒数第二天,小区里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我出门倒垃圾时看到我楼下住的叔叔阿姨在和其他社区志愿者一起搬运做核酸用的桌椅和遮雨棚。我有点心疼。毕竟他们看起来都是我父母那辈的人了,还在为社区出力,我们年轻人肯定不能坐享其成。
我走上前去对这群叔叔阿姨说:“我住9号楼的,这几天做核酸、发物资什么的,我可以来帮忙。”当时我看到有几位叔叔阿姨看到我这张生面孔一愣。住在我楼下的江老师立刻很兴奋地向大家介绍:“我知道这个小伙子的,301室的,是借房子的!”
说实话,我听到“借房子”这几个字,心里有点小膈应。我知道“借房子”在上海话里就是“租房子”的意思,我心里还琢磨了一下:难道借房子的不让做社区志愿者?
眼前另一位阿姨说了句让我安心的话:“是的,这些力气活儿,我们是需要你们年轻人来帮忙的,谢谢你小伙子!”我立即就给在场一位负责社区志愿者联络的叔叔留了微信号。
但他们究竟会不会来找我帮忙?其实我是有点疑虑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对我们这些“外来者”是不是真的接纳。在上一轮全小区封闭式的核酸检测时,因为我们楼道处于小区“偏远”位置,听不到广播,所以都是江老师一户户敲门把我们喊下来。我觉得这样很辛苦,也会增加风险,就提议是不是可以建一个楼道群,让所有住在楼里的人都入群,做核酸就直接在微信群里通知。但这个提议却被居委会老师婉拒了。我忽然想起,我在北京住的小区是不拉租户进业主大群的,所以想是不是楼里本来已经有微信群了,只是不便将我们租户拉进去,也就没有再坚持。
但后来的一切证明我是多心了。3月31日下午,我被拉入了一个叫作“9号楼左邻右舍”的群,这是一个新建的群,楼长在里面发言“感谢大家的配合,建立了9号楼微信群,我们是抗疫同舟人,我会将有关信息发给大家,各位有需求也可以在群里提出,我也会向相关部门反映的!”这时,我意识到了,这个楼里一直没有微信群。那天隋主任还单独给了我一个抗原试剂盒和一个志愿者的贴纸,这也就意味着,我正式被“收编”进入小区的志愿者队伍了。
社区志愿者在做核酸筛查前的注意事项培训。受访者供图
4月1日社区封控第一天的下午,我接到了隋主任的电话,请我去做外围志愿者,监督居民不能下楼,同时负责3小时内居民网购物资的无接触配送。我忽然有些兴奋,做好防护准备后,我又把党徽佩戴在了我胸前的志愿者标签旁边。
下楼后,江老师也在做轮值志愿者。看到我的党徽笑了笑说:“小伙子不错呀,其实你以后贴这个就可以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更加醒目的党员身份认证贴纸,“啪”一下帮我贴在胸前。我们当时相视一笑,忽然觉得彼此关系就在那个瞬间拉近了。也是在那天,我被拉入了小区的志愿者群。
4月2日晚上,我收到了第二个任务,负责楼道的垃圾收集。在收集垃圾的前10分钟,隋主任递给了我一个喇叭,对我说:“小王,你去广播一下,以防一些没有进小区群的人不知道该怎么扔垃圾。”当时,我突然又想起这几天隔壁小区的广播通知都是上海话播放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为此还自学了好几天上海话。我忍不住追问:“我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上海话,可以吗?”社区一位老师立即表态:“普通话好呀,大家都听得懂!”我这下精神了,录下了一句“居民朋友们,请把垃圾放在门口,稍后会有志愿者上门收。”这句话在小区循环播放了10分钟后,我自己也乐了,原来在上海不会说上海话,生存处境也不艰难。
4月4日,9号楼再次下楼做核酸时,我发现和我点头示意的叔叔阿姨多了不少,大概是这几天我做志愿者“抛头露面”多了吧。而我也因为长期在小区志愿者群里“潜水”,对小区的人和事多了不少了解:8号楼楼组长马晓无偿捐献药品给独居老人、社区里的万爱喜老师为布置核酸测试场地时累瘫在了地上、7号楼的居民主动捐出防疫手套和口罩给志愿者、小区里杨浦中心医院的胡医生救助了突发心脏病的老人、3号楼民政部门的王老师多次往返医院帮老人配急需药……这和我以前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不一样,但他们就是疫情期间每个社区里最真实不过的上海人。
小区内的医生住户为心脏不适的老人上门诊治。受访者供图
昨天我躺在床上在想:下次小区里再有人问我是哪里的,我就大大方方和他们说,我是在这里“借房子”的。
因为我已经十分肯定,“借房子”在我这群热心的上海邻居话语体系中,不过就是表达一种居住状态,并非是相处中的傲慢和偏见。有时,建造和推倒“心墙”的,可能都是我们自己。
这两天,我总是会去阳台上“照顾”一下铺在地上的蔬菜,以免蔬菜过早打蔫儿。这些蔬菜里,有一大半都是楼长送来的。看到这一阳台的菜,我终于感受到,非常时刻人在异乡,也是可以拥有一份慰藉和踏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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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正因封控居家办公,
或许你是逆行的一线抗疫人员,
或许你默默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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