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乡土总会坚守自己的家园

——潘绍东小说印象小记

文/舒文治

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写作者将根扎在哪里，扎多深，看作品，很快就能显示出其写作的向度、深度和饱和度。其中有些沉潜者将超越时代的规训，不被时尚的胃口所吞噬。

潘绍东的双江湾和小县城系列小说方向明朗，标界清晰，写得扎实，那一束束根系盘曲错综，蜿蜒深入，善于钻探与输送，流淌其中的液态活性饱和，呈现出好小说的质感。在表现空间和美学追求上，他的小说既是地域性的，又力图在地域性中栽种拔节的修竹与神木，伺弄过乐队、富有声韵感的他削竹为笛，摘叶为琴，登高而奏，发楚声，歌夜曲，呵鹰扬，追求着八音调和、嘉乐悠长的美学风味，我恍惚听到了《招魂》中的“激楚”弹唱。这种由唐勒、景差、宋玉所继承的楚韵传统一直没有断流，但其更多流向了民间，曲格为民间歌咏说唱，成为一代代楚人的会鼓，是我们朝向精神故乡的“招魂”。在众声鼎沸的当下，又有几人会沉静下来，侧耳倾听其中的通明畅茂、善善不衰之音——尤其是所蕴含的楚风流韵呢？绍东是把小说当作歌赋来写的，自然会重视小说的声调、语感和造境，而人们却满足于他小说的一些遗风异俗、故事讽喻，这是一件让人黯然失语的事。西方的小说是可以朗读的，而我们现在的小说大多只能供人一目数行而阅，小说失去了声调、语感，就如女人失去了光泽和声色，衰败沦落之相已显。绍东小说的异质在于，是那种可以读的小说，能够读出韵味来；是那种有板有眼、有滋有味的小说，能够敲板而歌，会神合调。绍东在抗拒小说表意流泛的同时，是在恢复小说的说唱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源头遥指宋玉的辞赋。他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讽赋》等不但有委曲的情节、个性的对话，更有一股“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的声气文风，讲究语言的缤纷连翩，“乃见抑扬顿挫之妙”，忍不住要亮嗓诵之。绍东的小说觅到了宋玉辞赋的精妙文脉，状物写人，设疑曲讽，铺陈造势，均可找到血管与血管的通联、古音与今音的应合，即使那些“辞浅会俗之处”，也如刘勰所言：“皆悦笑也”。

这样的小说，一定是诞生于楚风楚韵之中。绍东从方言的自觉开始，开始了文化的自觉。他借助夜歌对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进行了民间说唱，在召唤亡魂、为亡人叙事的同时，更把生者的心灵史和生活态呈于纵深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场景中，实现了有组织的诗意和即性抒发的同时到场。夜歌是一种农民集体参与、民间文化元素汇集、人生洞明如火、形式摇曳多姿的民歌，其源头是巫乐巫唱，它的原创性、流动性、倾诉性通过奇崛的说传、“十八扯”得到了尽情发挥，当夜歌回荡于山坳原野时，一种如巫唱傩的“活态文化”在地气里升腾，多样化的民间生活图式连轴浮现。绍东对这种音、色、形、味俱全的灵动艺术形式还可以更充分的运用。

他在汨罗江畔铺展开来自己的想象和野心，想构建一个文学地理座标为双江湾的村庄，其叙述半径由双江湾到罗江城，总离不开汨罗江水的冲击扇。他正用和着心血的泥浆、渗出文化因子的砖瓦以及扑面而来、质感很好的细节来构建，让你走进这一村庄，就能听到乡音入耳，儿歌、夜歌、酒令、花鼓让你晕头晃目；农民性情润泽里的种种实相各自呈现：“那人是族长，这两家联了姻，那两家结仇了，这人一世悲苦，那人一生传奇。”通过他们或隐秘或彰显的人生关联和命运走向，从而试图赋予这个村庄整体上的生命意义及文化蕴涵。

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收有《歌郎》等七个短篇，《满塘荷叶》等六个中篇，以我对绍东的熟悉、对本乡本土的体察，无一不是此地域空间内的人事及其可延伸的意义。我感觉到，他写出了吾土吾乡的泥土味、方言味、人情味、性情味、饮食味、村庄味、集镇味，也包括那些灯光朦胧处灵肉相缠散发的体液味、火葬场搭成戏台弥漫的铜臭味、讽喻味。小说写出可以朗读的声音已是相当难得，而写出味道更是难上加难。绍东的小说，合我的口味。我想以本地所产的“糯酒”（俗称甜酒）来形容他小说的味道，唯有本地的糯米、酒曲、井水、酒器加之以独特的酿制法才造出这种似酒非酒、似醴非醴的神奇之物，它该是酒神的妙手偶得，是对小说家特有的赏赐。白酒太烈，酒神赐给了诗人，以激发他们的闪灵；葡萄酒太媚，酒神赐给了情人，让他们给人欲染色。而糯酒性温，绵长，不上头，不伤头，经得起品咂，能让小说家保持长久的激情、敏锐和恍兮惚兮感。

在《招魂》中，糯酒的前身好像对应着“挫糟冻饮”，那是一种让人喝了清凉的酒，能想象出灵魂往来飘忽于多方世界的酒。绍东不大喝酒，喝必“走皮筋”，满脸紫气，可他会酿酒，酿的是家乡的糯酒，把吾土吾乡的味道发酵到了一篇篇小说中，让外乡看客亦微醉，连呼好酒。至于他小说中的符号能指、文本意义，还是留给其他感兴趣的读者和批评家去阐释和发挥。我一直认同伽达默尔对“理论”的溯源，其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高神明的祭祀，因此，“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绍东小说对我的“切近性和亲缘性”，又有更多的个人意义，包括亲临他小说现场的“仪式感”。我感兴趣并受他感染的是他的声腔，他写出的味道。现在来看，他的声腔和写出的味道在文学的大型超市里还不打眼，也没有引起更多关注，但相对于那些刻意的花腔和添加剂放多了的味道，它们更接地气，饱含基本营养素，富有生命原生态，贴上了个性化标签，也一定会吸引更多顾客的青睐。不管城市化的圈地多么霸气，文学的乡土总会坚守自己的家园——“写作根据地”。沉潜者的退守，同时意味着他们精神疆域的无边拓展。

当然，推崇小说的声腔、意韵和地方性的大有其人。小说特有的声音是由语感、语式、语调复合而成的。刘恪先生认为，韵味应该视为语调的一个魂，最高境界的语调应该还含有最独特的语感。语调在小说中是一个笼罩而弥漫性的东西，作家终身不悔地是要创造一个独特的语调，使其像旋律一样环绕声地布满整个文本。绍东小说的有味主要来自他的语调，他用楚声楚韵营造出来，让方言从对话中有组织地滑进了叙述流程，使他的小说对于善于阅读与倾听的眼耳来说，自始至终是有韵律的，韵律生出趣味、意味、韵味，韵味的无穷也就意味着绍东小说的民间说唱还可以更加声情并茂，还有可弥漫的大虚之域。

谢有顺先生在《小说写作的几个关键词：地方、物质、感官、自我、时代》中，一再强调扎根一个地方对写作者的重要性，写出一个地方非常不易，“事实上，写好一个村庄，有时比写好一个城市还难，就如写好一个事件的横断面，有时比写好一段历史还难一样。”他接下的发挥也多精彩之论、够受用的话：“写作者其实是一个精神的祭司，但它献祭的地方，必然和作家熟悉的扎根的地方相重合，因为只有在这里，作家才能找到真正的祭物，那些属于它的、带着它的记忆和口气的经验与材料。”他连用了几个指物的“它”，其意也许在强调，写作成为了一种精神现象，而作为小说的精神成就一定要依赖于它的物质外壳，——那精神的容器非常关紧，却为不少作家所忽略。好在绍东非但没有忽略，而且他善于扬长避短，用我们的土话说，他会耍泥巴，耍熟了，泥巴就可以随意捏成形，捏出向锁龙、彭楚韵、徐务本、游喜哲、青梅、竹蚂、童小静等一串串活灵活现的老少人物，捏出容纳他们衣食住行、喜乐哀乐的无一不渗透着地方性的“外壳”——那是小说赖以生成的创世元素的黏合，一个小宇宙得以延生。甚至可以说，那些物质外壳越是就地取材，就越能构造出别具一格、更加地道的双江湾，因为文本之外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已凝聚着双江湾的味道，绍东要出演的是一只巫，把它们已有的灵性召唤出来。往历史深处回望，宋玉那一声声“魂兮归来”已发出了小说的先声，小说所需的物质、精神、曲折、奇幻、地域、时代、人物等等——众妙皆备。所以，说《招魂》已具游历小说、玄幻小说的元胎，并非胡说八道。宋玉是用歌赋体写出了它，而后世差不多遗忘了祖宗的传统，遗失了祖宗的妙法。但愿绍东能够更好地恢复那种“激楚”之声、那种“糯酒”味道。

沉潜者必在深处有所发现，继而要向迷失在欲望洪流中的人们发出自己灵魂的抗辩。屈原是如此独唱与抗争的先声，他的文学遗产和精神人格是一体的，应该一体传承。“独宗变雅开新格”，这是我们楚人的光荣、异秉、底气和视界。绍东应该记得屈子祠内郭嵩焘的那幅对联，我们一起念诵过。我理解，当视之为使命时，使命就随体附灵了。

责编：刘琼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