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标识下的人文情怀

——聂鑫森“文化小说”印象

                           文/ 曹森

   在当代短篇小说特别是小小说的创作中，聂鑫森应该是身居榜前的，甚至不少人干脆称其为小小说写作的“圣手”、“大师”， 称他的作品为“文化小说”。纵观先生近期的部分作品，除了叹服他的高产功力之外，对其广博的学识，隽雅的语言，“生”而又熟的故事，无数个充满恩义情怀悲悯心性的人物，从湘潭老街株洲闾巷甚或湘楚大地走入读者的视野。“恩义”或许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道德标识，是广义的人文情怀中理想人格的重要元素，在作者旧学深厚的文墨根底里，无处不显示着他的这种浓浓的“人文情感与关怀”的文化气息。

2018年以来，先生先后出版了《湘潭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春风三柳》（中国言实出版社）；《金络渡》（南海出版公司）；《驱贫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书鱼馆主》（中国文史出版社），共计160多篇什80余万字。试想，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莫要说把作品件件弄到精细，仅码字的当量就是一份重重的考验，如果没有坚毅的志力和几十年钻研文学的造诣几近难为。

把先生的作品定义为“文化小说”，与先生无所不通的广博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国学基础应用不无关系。百城书田，所涉及的范畴琳琅满目。除农桑工匠外，职员、官吏、行伍、船家、伶人、杂耍、食客、山匪、酒徒；水墨丹青、玉石鉴赏、琴行古玩、收藏典当等等，字里行间伏藏着大千世界。领域的宽泛还是表层，最重要的，是书写过程中的古典主义人文情怀，是围绕着这些底层人物，用儒雅老到的笔触揭示向善正义的人性，传达励志建功敬业尽责的奋斗精神。《虎啸震千山》是以“老、少、边、穷”地区“脱贫”为题材的一篇小小说，作品的内容直抵当下，作者却没有把笔墨运用到针砭时弊或官样文章似的创作常态中，而是塑造了老画家高昌和两位年轻的县领导“荒薪”与“魏砹”为家乡“脱贫摘帽”倾心勠力的形象。特别是高昌的品质与境界，深深感动着读者。而如何把传统的文化意识浸润到这样的作品中，先生又留给了后学者十分称道的匠心独运。他将主人公设置为画家即是匠心的发端，他调运了画界沉洇日久的话语资源，他让高昌这个典型人物的名画作品与自律行动感动着官阶疏通着关系：过去，“为了稳稳地戴牢‘贫困县’的帽子，省城、京城若有掌实权的大人物下来视察，县里没有什么东西款待，就提早把高昌接来，现场画张指画相赠，既不算是行贿，但画的名贵明摆着的，于是便会不断得到各级部门的扶贫救助款。除此之外，高昌只要听说县里有建希望小学、救灾、助残的消息，都会慷慨地寄钱过去。”而今，面对两位真正要致力于改变山乡面貌的年轻人，高昌又画下了再也不愿“等、靠、要”的《襁褓图》挂在县委常委会会议室，双方并立下盟约：三年内，高昌不再做应酬画，虎山县立志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就这样，三年后，虎山县果然不负众望且“方兴未艾”，老少两代又一次相聚，高昌以“呼啸震千山”为题的一副新作取代了《襁褓图》，并“郑重宣布，由我出资在这里建一座‘中国指画馆’，我把收藏的前人的指画作品，以及我个人历年来的得意之作一百幅，统统捐出来，让家乡有个好看的旅游风景点！”

之所以把先生的作品定义为具有浓重人文情怀意味的“文化小说”，就是因为无论是面对了怎样的人物与故事，他都在以温暖的眼光审视着生活剖析着人性，寻找着人世间最阳光最姿彩最鼓舞人心的美质。“高昌的画”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就是一种内在世界的寄托，就是一种复杂社会坎坷人生中最优良的民族精神传递：大爱，感恩，勤劳，智慧，骨气，拼搏等等，一如《金络渡》中的三代“摆渡人”：海军转业的钟水生为了感恩舍身救母之命的宫大爷，决定接过在野马河里摇橹摆渡的差事，“每早吃过饭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家里的事，你不要操心。你就当好摆渡人，代我们全家人去感恩’”。“钟水生说：‘这正如英雄故去，他的精神不死，会滋养一代一代的后继者’”；“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就是这样一位刚正的恩义之人，当在背起一位自称是来镇上投资的老板时，却“双手一松，腰一挺，把中年人丢在烂泥里，火爆爆地说：‘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也是。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正因为那人说了一句“有钱真好，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刚正的“摆渡人”便“腰一挺”出了口恶气，而这一挺，挺出了多少民族志士的气节！

先生面对纷繁多变的现实社会，并非看不到诸多角色的人性变异，他只是在以一个以德为先的底线思维的框架内，要将“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见《中国作家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2021.09.02）的人物和书写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为这应该是传统文化促进历史进步的精神内核，是人类自我关怀对优秀人格塑造而建立的道德标识。在《梨园之友》中，古城国华京剧团的当家花旦云晴晴总会不断收到一位称她为“云晴晴女史”的票友的留言，她也把这位自称为“梨园之友”的帖子一一珍存。忽有一天信中说，他以票友之名义，恳请云晴晴联络同仁为受灾古城义演赈灾。“君之义演，我虽不能亲睹，但会为家人前往助阵”。“ 云晴晴看完，眼睛都湿了。随即打电话给团里的负责人和各位同事，大家异口同声说：‘这是文化扶贫，义不容辞！’”然而，义演结束后，她却从报纸和邮件中得到了“梨园之友”惠大雄为在暴雨中解救乡亲们而牺牲的消息。“她飞快地读完全文，不由得小声地啜泣起来。这牺牲的八个人，都是乡镇干部和驻镇扶贫点的成员！”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故事！毋庸讳言，这些年来，对“干部”这个词汇该有多少种解释多少种定义？先生心里自是明白。但他却是坚定地把最温馨最感人最应该展现的画面譜成时代的浩歌历史的画卷——即使真的冷，我也会抱紧你。这就是精神产品的力量，这就是鼓舞人心的希望，这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给予生活与生命的信仰。于是，小说的结尾又是令云晴晴和读者无限地感慨和遐思，在署名为“‘梨园之友’的亲属”发来的邮件里这样写道：

云晴晴女史：

你好。在我发这封信时，“梨园之友”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牺牲前的两个小时，曾打手机来嘱咐我抽暇给你发封信，感谢你和你们的义演。我每晚领着孩子都去了剧院，你的演出真是太好了，相信你会成为“程派”最优秀的传人。我想我以后应该经常去看你的戏，也做一个够格的“梨园之友”。

此致，全家好！

又是一种寄托又是一种传承！又是想把这国粹的文脉以心灵的托付延续下去。先生运用典型的小说双线结构既表现了乡镇干部们大灾面前为民献身的可贵精神，又传递了“京剧”作为“优秀文化”的表征一定会代代相传的信息。这些表现既有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系和关切，又有对高贵精神传统文化精髓的尊崇和珍视，所有这些饱含“人文情怀”的符号或密码都已经根植在先生的骨子里。他要把一切可能的美好勾勒成时代健硕的形象，他不遗余力地要从民族文化最灿烂的根底引来滋养，去孵化去簇生新的生命，不让脚下的土地滋生丑陋的胚芽。

把先生的小说定义为具有浓重人文情怀意味的“文化小说”，他本人在《氛围·印象·片段·情绪——谈谈我的短篇小说创作》（2012年第11期《写作》）中是这样说的：“这些小小说的背景，多为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古城湘潭，或是散发芬芳文化气息的某个场地。小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阶层的人物。贯穿此中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关怀，所要表述的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弘扬，企图为现代生活展示可供借鉴和矫正的文化、道德标识。故许多评论家，称这些小说为‘文化小说’”。而今十载春秋过去了，他依然以这种“道德标识”矫正和分解着纷繁多变的生活内容，抒发着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无比依赖和坚执的感情。黄云山的宽阔胸襟深情荐贤（《大师》），寇晓丹的为戏请命仗义疏财（《戏衣》），邵伟夫的一生“配角”几多心酸（《配角》），乐众的“画饼充饥”乐观向上（《口戏》），兵姐的至爱忠贞悲悯情怀（《兵姐》），付忠林的宽谅善举和谐乡邻（《顺风车》）……无数个鲜活的小人物从一方道德标识的砚池中走来，在生生不息的命运关怀中，撑起民族的脊梁。

（曹森，男，河北省蔚县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协理事，河北作协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责编：刘琼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