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

尊敬的启良教授，徐炼教授，建平校长，亲爱的同学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自己的母校，和大家一起讲讲羊春秋先生。这不是讲座，大家就当是听我讲课聊天吧。

应该说，自己的履历里还是有一些校外讲课讲演的经历的，但是感觉今天讲课的压力特别大，有点忐忑不安，已经有好几天没睡好觉了，激动啊。这种激动来自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这是我的母校，不仅是母校，还是我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地方。我曾经为此说过一句话，说我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感情，基本上是交给湘大了，而身体当然可能还要逐水草而居，谋生嘛，可能换个地方，但是此心已经被湘大锁定，无法离开了。大家谈过恋爱，肯定知道什么叫被锁定的，我在这里生活，从十五岁到三十七岁，二十多年，最好的年华在此度过，最动人的记忆在这个地方发生，随便看到一个什么地方，都会有很多感触，会产生很多联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青春期嘛，能够发生的事情也比较多，用不着我多讲了。

另一个有让我觉得忐忑的因素是，今天我要讲的对象是我的导师，我亲近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导师，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惭愧，特别有负先生当年的培养，先生去世二十年了，却一直没有一种从容的、庄重的心情，来怀念、思考自己的导师。自然，不能责怪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要责怪的，只能是我自己，自己为什么适应能力那么差，内心那么脆弱，禁不起任何折腾，总是觉得很仓惶，总是觉得处在那种内心差不多要崩溃的慌乱状态，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心情来怀念自己的导师，找到一种理性来思考自己的导师。我有时候真觉得自己内心其实很荒芜，也觉得日常生活真的很残忍，这种残忍让自己很累，很紧张，很沮丧，很难适应。

当然，话说回来，再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天，总算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整理一下自己对先生的理解，让我可以借此机会增加一点对先生的了解。讲述先生，这毕竟可以算是我作为他的弟子的独门暗技，因为有的事情可能只有我知道，譬如我跟先生的往还，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抖点包袱，虽然包袱也不多。讲点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感触和思考吧，面对先生，特别是他的治学的一些感触和思考。

羊先生是邵阳人。说心里话，我原来一直没有觉得羊先生是邵阳人。大家知道，邵阳，这在湖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地理概念。邵阳属于湘中，湘中属于人类学、民族学上所谓的梅山文化地区，这个地区在宋代以前是不通“中国”的，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到处崇山峻岭的荒僻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南蛮之地。所以邵阳人的性格是，我们在座应该也有籍贯邵阳的同学吧，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你们应该想象得到是一个什么样子，倔强、刻苦、坚忍、野蛮、骄傲、自以为是、认死理、不顾一切……我原来在接触羊先生的时候，一直没有朝他是邵阳人这个方向想。但是，最近这些天在读羊先生的一些文章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这个事，我等一下跟大家略微交代一点，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邵阳人的性格这个事情。

羊先生的生平事迹，我想湘大学子应该都略有所闻，略有所知，后年就是他的百岁诞辰，他生于1922年。他小时候读私塾，在邵阳的杨塘书院，但是他也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羊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文化摇篮——杨塘书院》。在杨塘书院读书时，老师视他为神童，对他寄有特别大的希望。私塾出来后，他在衡阳的一个中学读书，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学校每年举行的作文比赛中他连续得过三次冠军。在一个全国性的青年作文比赛里面得过第三名。这个比赛应该类似韩寒他们参加的那种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样，不是政府行为，羊先生能够得第三名，证明他确实是少年才俊。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羊先生在杨塘书院读书的时候，《四书》《五经》就能够背诵了，他自己说，《四书》《五经》里面除了《礼记》，他只读过《曲礼》和《檀弓》;《易经》，他只读过《文言》和《系辞》。其他的，他都是点过、背过的。

1943年，他进入“国立师范学院”，这所学校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组建了一个国文系的那个学校，他把钱钟书也拉到那里教了一年书。钱钟书写作《围城》，《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据说就是这个国立师范学院。羊先生首先进的是英文系。他一进英文系大家就传开了，嘲笑国文系居然让这么一个国文才子进了英文系。他后来转学到了国文系。从这件事，大家可以想见，上大学之前，羊先生就有些知名度了，他的文章已经有点名气了。

1942年，羊先生在《大刚报》上发表了小说《麻三老子》，这应该是他的处女作。1944年他跟一个朋友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详注古今爱国绝句选》。爱国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跟羊先生那个年代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羊先生在1944年出版爱国绝句选，肯定是有他特别的激情和特别的情怀。

四九年后，羊先生先是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武汉是中南地区的行政中心，他在中南行政区教育部工作。羊先生他是读书人，很有才华，太有才华太有个性的人在办公室呆着，肯定就有点呆不住，呆不住的话就不免要想办法。当时华中师范学院办一个“元明清文学研究班”，他就进了那个班，跟我们后来读研究生一样，读了两年。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去做学问，某种意义上做的就是一个文、史、哲打通的学问，跟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他的大多数老师的教养就不一样。

我曾经在他七十岁的时候应一个杂志的约稿，这个杂志在全国古典文学界还是比较知名的，叫做《古典文学知识》，为羊先生写过一篇学者列传，文章的题目叫做《学界诗人，诗界学人》，我有一个总结，羊先生是学人，更是诗人，也就是说，他是既能创作，又能作学术研究的。

羊先生研究古典文学，内容几乎覆盖古代中国文学的大部分，从屈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包括戏曲小说。他用力最多的是元人散曲和唐诗(晚唐诗)研究，他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有拓荒的贡献的。报纸上曾说，羊先生的散曲研究，是六十年之后的第一个，六十年之前有一个学者叫任中敏先生，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元人散曲》，六十年中间，几乎没有人系统研究元人散曲，到了六十年之后，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羊春秋先生的《散曲通论》出版了，散曲研究才算又进入到研究者的范围里面。

说到散曲和晚唐诗的研究，这涉及到羊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够作为“中国韵文学会”的理事长和“中国散曲研究会”的会长，这个是有来头的，不是抢来的。那个时候还不太会抢，甚至还有点谦让之风，所以羊先生的这个头衔、这个帽子是被别人戴上去的，是众望所归。

关于散曲，尤其我想多说两句。散曲内含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美学。刚才有老师说，他如果早一点读到羊先生的散曲，说不定会邀老先生一起喝杯酒。散曲呈现的是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在写作的时候就是那种喜怒哀乐不得其“正”，就是你没办法跟人家好好说话，不能跟人正面谈某个问题、某种感受，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可能，要么我就不说话，要么用那种犀利的反讽的无厘头的话来对付你。散曲跟时代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元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跟他那个时代对话，没有办法跟那个时代打交道，又无从逃离，所以就只能变成嬉笑怒骂、一点正经也没有的一副嘴脸了。所以那种痛苦、尴尬、恶心和愤怒到无法对话的时候，就变成了无边无际、无遮无拦、俗到极点的一种讽刺、嘲笑和诅咒、宣泄。羊先生对元曲的这种美学，我觉得他是把握到了的，而且他用他的创作实践了这种美学，我觉得这尤其难得。我等一下还会讲。

事实上，羊先生对古典文学的探讨，建立在他更广阔的见识和涵养，跟我们今天的专业分工很不一样的基础上。传统学术原本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我们今天分解的这种单科思维可以把握的，也不是单科的学术标准可以判断的。羊先生早年泛读经史，对于传统学术的基本构成是了然于心的。他的《领略传统学术的魅力》和《历代论史绝句选》，这个就是他在“史学”和我们今天讲的“国学”方面的所完成的独立著述。这种学术我们今天学古典文学出身的人大概是完成不了的，像我所受的这种教育，你要我写一本《领略传统学术的魅力》，那我可能得闭关十年，因为没有这个童子功，没有受过这样的完整教育。这体现了羊先生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学术的殷勤关切和通盘了解。同时，他性喜吟咏，他的文章、诗、词，都好，散曲尤称独步。

现任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的赵义山教授，专门写过不止一篇文章研究羊先生的散曲，评价非常高，他说：“羊先生的散曲创作取得了可以与元明诸家比肩的成就”，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他说：“羊先生不仅是湖湘古今曲坛的巨擘，而且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曲坛上难得的大家之一”。赵义山在另一篇文章里面还说“羊先生的散曲是诸体皆备”，就是说所有的体裁他都会，然后“表达的仿佛风行水上，云流碧空，不求奇观，就自成妙趣”，他说:“七百年湖湘散曲史上，深谙曲体三味的，羊氏一人而已”。

对于羊先生的散曲，在座的启良教授有一个更深入的解读，他说，羊先生的散曲“雅俗无间”。也就是说，羊先生打通了这种雅俗，大雅大俗或者大俗大雅，而且雅俗之间浑然天成，不着痕迹，不是我们所说的雅中有俗，俗中有雅。

我想，启良老师说的这种“雅俗无间”应该是基于羊先生的某种特殊的人格与精神气质，特殊的经历和体验，特殊的见识与教养，特别的梦想与光荣，特别的痛苦与悲伤。

我这些天从羊先生的《春秋文白》里读到一篇文章《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羊先生写了什么呢，我特意把这本书拿在手里，我本来想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给大家念一念。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我之所以现在才读到，是因为当学生的都不免有要逃离老师的倾向，所以当年羊先生送我这本书时，我就没有仔细去读，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老想逃离自己的老师。为什么要逃离自己的老师呢，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害怕羊先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我形成的影响太大。其实已经很大了，我自己能够觉悟到，我写文章就常常有羊先生的那种味道出现，我自己能够感觉到。所以就有这种恐惧，尽量离开他这种影响，怕他垄断了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心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的一个通病，自以为我们自己爱的人、熟悉的人、身边的人，我们最了解，但是大家知道，往往最是身边的人你了解得最不清楚，那么我对羊先生的了解也是这样的。

羊先生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之后他们的治学路径跟我们今天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被很多具体的功利的目标所决定，但是羊先生他有一个说法，也是他的治学格言，他引用过顾炎武的一句话，就是“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羊先生这一代读书人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他是为“体国经野”，然后“济世安民”而读书治学的。大家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概，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你当然可以从这个见识里面去挖掘出非常光彩的一面，你也可以去找到某种情况和条件下可能非常暗淡的一面。

这种问题几乎是无解的问题，但是不去解的话我又觉得我不像做学问的，做学问不就是去解答这些问题吗。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羊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对他来说是带有信仰性质的事情，所以他的《迎旭轩韵文辑存》和《春秋文白》，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和价值目标下顺理成章取得的一种成绩，也是他能够称为一代学人的标志。什么叫一代学人，我这个演讲题目就叫做“一代学人的身影”，他不止是他自己，他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和象征。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致懂得，羊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并不是如今为了管理的方便确立的所谓一二级学科可以范围的某种专门之学，所谓文学也不只是独立的审美知识，而有着更深远的关涉与含纳，关涉乎“修齐治平”的抱负和理想，含纳“体国经野”的胸怀、思维和热情。自然，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这种关涉和含纳，特别是那种过于贴近道德理想主义与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涉与含纳，或许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玉成也可以伤害现代学术所需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急切的淑世情怀与总是花样翻新的社会需要，对于学术文化而言，常常隐含了置身其中者难以理性对待的陷阱。而这，也正是羊先生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及其文化学术作为，同样值得我们耐心寻味和深长思之的地方。不仅因为他们的作为源于某种深厚的传统，而他们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呈现了这一传统，还因为，每个时代都有类似的诱惑和陷阱。

在某种与主流意识形态若即若离、相伴相生中，羊先生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代学者，其精神的独立性与审美的独立性，常常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他们是思想者，但他们是与时代一体的思想者，他们是艺术家、学问家，但他们是无法背离时代政治诉求的艺术家、学问家。如此，在他们的文字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一种特殊的建设性和否定性的要求，对艺术对学术的要求，譬如，他们认为，文学是应该提高欣赏者的审美素质和审美水平，可以美化读者的精神世界，使读者牢牢把握我们时代诗歌主旋律，形成一种健康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时代审美风向。唐代的诗歌就是在不断提高审美的原则和标准中，纠正各种各样不良的倾向和误导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知道，这种多少依赖于现实政治的建设性要求，其实可能是无止境的。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他这种建设性和否定性，其实是有着极大的政治性的含义在里里面的，艺术的标准最终可能引渡为纯粹的政治标准。

基于同样的逻辑，羊先生在观察晚唐诗歌时，就会为白居易的诗学主张喝彩，“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样一种主张，希望这种文学是能够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而对李商隐之类的“唯美主义”则不免有所保留，也很容易把“绿鬓”“翠黛”“秦楼”“楚馆”这些东西视为“艳辞”，以把韦庄从“花间词”中分离出来，作为对韦庄的表彰。羊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后面被人用来和他对过一次话，羊先生又就此作了回应，我的印象特别深。羊先生第一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韦庄应该从“花间派”里面拉出来，因为韦庄写的诗是具有重大主题的，所以把他放到“花间派”里面觉得委屈了他。但是大家知道，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们现在不会再小看“花间派”了，觉得“花间派”挺好的对不对，把韦庄放在里面也无妨。但羊先生不这么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他是有他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的。

毫无疑问，与时代、与社会、与生活在其中的体制性和意识形态的交汇与纠缠，是羊先生这一代学人审美的学术的动力与生命之源，在此种交汇纠缠的表象下隐含的问题和秘密是，他自己也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纯粹的学者。所以羊先生在他的自挽联里是这样说的：“战士么，诗人么，学者么，都是都不是;修文欤，化鹤欤，游仙欤，其然岂其然”。我是个战士吗，我是个诗人吗，我是个学者吗，都是但又都不是。所以某种意义上，他自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战斗者，一个战士。这个天下、这个江山，跟我的奋斗是有关系的，我跟他就是一体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种自我要求、自我诉求、自我命令，他是把家国天下看成是与自己的生命一体共生的，个人得意失意的幽愤和豪情，是与对历史国家社会的忧患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有很多很多怎样的意涵，需要我们去求解，去琢磨。

总体上来说，即使在现代学术文化与政治社会分离已经非常明确的今天，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现代中国的文学、学术，依然生长在与时代社会相爱相杀、相刃相靡的土壤上，生长在与世俗生活法则相关的土壤上。没有宗教的牵引，也缺少基于个人主义的人类主义动机和动力，也就是说，整体的有机主义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依然统率着我们的思想和逻辑，兴观群怨，学究天人，依然是支配我们的精神标准、审美标准，依然是我们的情感世界的目标、范围和源泉。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重大的问题，需要耐心细致的清理。

与此相类似的一个不能轻易作答的问题是，羊先生这一代学者，现在真正让我们钦佩和倾慕的是他们的旧学功底，是他们在旧学功底上完成的写作，他们在民国年间，多少是按照传统教育和某种西式教育所接受的知识和教养，成就了他们今天作为大师的地位和高度的。如果我们承认，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教育方式、学术和学术路径，确实是合理的有效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教育和教育方式，包括专业分解，我们的学术与学术路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又在哪里?有不有需要我们去纠正的偏差和误会?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忏悔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这是一个更需要我们直面并且深入的问题。我已经谈论了一个与羊先生的学术有关的不止于羊先生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话题拉回来，因为刚才讲的问题太复杂，太重大，很难一言以蔽之。

与学术上的口碑相比，羊先生数十年杏坛垂教有很多佳话。刚才的纪录片里面也表现了一些。他长于记诵，羊先生的记诵能力是惊人的。他敏于新知，他不拒绝新的东西。他即兴发言、立论、吟诗作赋的能力，同辈中罕有其匹，具备古人所谓“倚马可待”的功夫。他在读书求学时，常常成为老师应酬文字的替身和“枪手”。这种渊博和手到擒来的敏捷让他在教书的过程里面让很多人惊为天人，上六个小时的课可以一张纸都不带，这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做不到的。

羊先生这种讲课的情景，也是我当年贪慕虚荣，留校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总是有示范在前面你才会羡慕某一种东西。

羊先生指导学生属于“宽松”一路，他不会要求你一定要研究什么，他不会给你的毕业论文命题，他甚至从来不去教育和规定自己的学生将来的从业。我记得他唯一的一个规定动作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训练文言文和诗词写作，这个必须过关。他也不要你天天写，但是这个手艺你必须有。你是学古典文学出身，你应该有写一篇文言文的能力或者写一首古诗的能力。我的师兄里就有很多家伙诗词写得特别特别好，肯定跟当年羊先生的敲打有所关系，包括熊治祁、沈家庄、李克和、颜家安，等等，把他们写的诗混到唐诗里面去可能都找不出来。

羊先生对于学生的来路也并不“唯学历论”，1979年他在湘潭大学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其中就有没读过大学本科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刚读了一年的新生。这样的事情让别人觉得很奇怪，因为羊先生对学生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更奇怪的是，包括我这一届学生和上一届学生，居然平时做的学年论文、学位论文就可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文科教师，如果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的话，那差不多是直接可以评教授的，但是羊先生的学生还没毕业就可以把文章发到那个上面，而且还不止一个。

我那个时候很轻狂，不懂事，二十岁，写了一篇文章，羊先生就把这个文章也推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看了之后觉得这个文章有点新意，然后回复了羊先生，说正刊是发不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叫做《未定稿》的内刊，可以发在《未定稿》这个内刊上。我当时很骄傲，我说，那算了吧，结果这个文章到现在都没发出来，也不需要再发出来了，因为我的思想早已经超越了那篇文章，觉得那篇文章实在太浅薄了。这就是当年羊先生带有传奇性的带学生的一些经历。

最后，我们可以稍稍做一点总结，我觉得羊先生除了他在元散曲和晚唐诗研究方面的独特的学术贡献之外，仅仅从他对湘大、对湖南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来说，就可以举出几个方面。在羊先生亲手操持下，诞生了一个学会——“中国韵文学会”。当年我正在读研，羊先生筹备组织和举办“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大会的时候，湖南省的党政要人居然全部都参加了。一直到1979年之后，这个事情就落到了羊先生和湖南的一群学者身上，当年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乱七八糟的各种学会，整个诗词界、古典文学界，似乎就这么一个学会，所以这个“中国韵文学会”里面就辖有诗的学会、词的学会、曲的学会和赋的学会，当年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很高大上的组织。 除了成立中国韵文学会之外，在羊先生手里，中国韵文学会还申请得到一个会刊——《中国韵文学刊》，一个正式的刊物，到今天办几十年了，就是在羊先生那里创始的。这样，在羊先生手上诞生了一个学会，一个刊物。他还组建了湘潭大学中文系，组建了古典文学文献学的学科团队。还有，就是他在湘大造就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和当年他在湖南师范学院培养的学生加在一起，那就是桃李三千、遍布三湘四水了。

大家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少，羊先生却做了刚才讲的这四件事情，这种事情能够完成一件，就可能“青史有名”，但是羊先生竟然做了四件。这些事情至今还让我们受惠，让学术文化界受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真的有福了。

羊先生毕生以之的堪称广大的学术和创作世界，不止是一个值得我们解读的案例，更有一种值得我们今天仰望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羊先生对于湘潭大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因为有他的影响力以及精神的存在，湘潭大学就不可能沦落成为一个三流大学，诸位说是不是?谢谢诸位。

(本篇文字系孟泽教授2020年12月在湘潭大学纪念羊春秋先生的活动中所作演讲，由周凌云、周文艺整理)

责编：胡孟婷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