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志频

农耕里的商业崛起

历史地追溯，“平等、民主、自由”，这些当代中国人恪守的价值观念，最初萌生于中国本土工商业文明自然而然的发展。中国历来是农耕大国，务农为主，工商为辅，跟以工商业立国的欧洲，是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因此，东西方两种自成体系的成熟的文明，因为各自起点不同，道路愈行愈远。

古希腊有着全球最早的工商业文明，也因此，欧洲有一套别于中国文化的渊源。

古希腊有483个岛屿，多数土地贫瘠，沿爱琴海一带居民，靠商品交易，以橄榄油交换粮食，才能生存。这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熟商业文明。

与农耕文明依赖“熟人社会”而生息繁衍不同，工商文明造就了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治理方法，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方法，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是两者的根本不同。以政令与法律来治理社会，它需要遵循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平等。”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商人之间，人格平等。商品交易需要商人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国家的政令规定，商民有迁徙自由、交易自由。保障公民自由，只能依靠法律。

显然，“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产物。

中国商品繁荣时代最早出现在商朝。商朝的本义，是“商人之朝”。商朝的农业和手工业进步，客观上促进了商品交换与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运到孟津卖饭。

（殷墟车马坑，图源安阳市殷墟博物馆官网）

在“铜铁炉中翻火焰”的科技落后的古代，中国土地肥沃，更适合耕种来繁衍生息。周朝以强盛的农耕文明取代了周朝发达的商业文明之后，周公凭借他过人的智慧，依据农耕文明的特点，发明了道德、宗法、礼乐制度，这种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农耕社会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

虽然其后历朝“重农抑商”，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蓬勃兴旺的夹缝中仍始终在倔强地成长。唐朝时，中国有了专门的市场交易区“市”，与专门的居住区“坊”分开。到宋朝时，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市”与“坊”交错合一。到明朝时，随着晋商、徽商的相继出现，商品与市场，已经成为社会的“新常态”。

（清明上河图（部分），繁华市集，图源网络）

以流动商人为主体的“陌生人社会”出现，让惯于治理“熟人社会”的老帝国碰到新问题。农耕社会依靠“乡绅自治”，主张“安土重迁”。明末的中国，与古希腊类似，因为商品与市场一旦出现，天然会酝酿出“平等、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萌芽，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因为这一价值观必然对封建帝国制度造成根本冲击，明朝中后期逆历史自然潮流而行，干脆禁绝海外贸易。

旧制度解不了新问题，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现实。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与潮流中，怎么适应商业新时代的需求，给到未来社会一条出路？成了一代接一代民间士人的使命。

“湘商先声”王船山

（王船山，图源网络）

作为哲学家的王船山，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从理学的影响下完全脱离出来。他大约只是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训里，本能地感觉到“平等、民主、自由”的趋势。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要推动这一趋势，需要从经济切入，确定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

王船山的经济思想的来源，源于明朝时期湖南内陆商业也开始繁育，出现了资本萌芽。

湖南为农耕大省，是鱼米之乡。即便如此，在明朝商业兴起之时，湖南省内的商业仍在自然蓬勃生长。我们今天仍能够看到的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距离王船山的居所湘西草堂，不过二百公里。

1573年至1620年，湖南洪江犁头嘴(今沅江路)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物资交易、集散市场。这里店铺林立，作坊成片，构成洪江最早的港口商埠。明清之际，规模日盛，成为湘西南扼守湘、滇、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称“五省通衢”。1687年，文人王炯在《滇行日记》中记述洪江古商城已经是“烟火万家，称为巨镇”。

这是王船山商业思想的本土来源。

王船山经济思想，也受到江浙一带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江浙的海外贸易，在民间依然未断，商民通过海盗与地下交易的方式实现。民间的商业行为，反映到学者的著作中。比王船山大9岁的浙江籍思想家黄宗羲，深感商业应是时代主流，大胆提出“工商皆本”的价值观念。

（黄宗羲，图源网络）

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生活在中国内陆省份湖南，王船山对帝国制度严重束缚商品与市场的感受，远没有居商业发达地的黄宗羲那样强烈。因此，他以相对温和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商业主张：“大贾富民，国之司命。”

在王船山看来，国家的职责，就是发展商业、富裕民众，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大贾富民”即是鼓励商民做商业贸易，特别强调钱货交换的必要性。

发展商业，繁荣商品，必然会刺激到“人欲”。但中国主流文化一直强调的是“禁欲”。以“道德”禁锢“欲望”，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周敦颐在宋朝时创下的理学，此时已经成了思想家头上的一顶紧箍咒。

王船山尊重符合自然人性的“人欲”，因此反对理学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他在理论上提出一种新的适合工商业发展的观点：

“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

即是说，每一个普通民众在市场上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商品，这就是“天理”。王船山在这里显然在调和“天理”与“人欲”的冲突，试图寻求两者统一的一面。

商业贸易既然重要，那么不仅国内要通市贸易，就是与外国同样也要通市。王船山这个泛市场的理论，做国际生意的新主张，今天可以看作最早的“WTO规划”：

“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

既要做国内搞活，还要做国际生意，怎样从国家制度上来保证它切实可行？这又顺带关联出了市场经济另一条最基本的属性：“自由。”

王船山因此提出“三反对一主张”：

一、反对政府专制；

二、反对商人擅权；

三、反对限制商品流通；

四、主张自由贸易。

为了保证商业的“平等、自由”具备可操作性，他进一步在政治上提出满足商民四大“自由要求”：行动自由、迁徙自由、买卖自由、贸易自由。

从商品与市场的起点思考，王船山提出他理想的经济社会模型，是“亦工亦农亦商”，“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种田的埋头种田，做工的勤快做工，做生意的老实做生意。各行各业都进对自家门，做对自家事，互通有无、互利互惠，政府尽量不要干预，顺应人性特点，按经济规律自然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就发展了。

这是一种基于“农耕文明”为基础设想的“商业理想国”。王船山这种思想，与湖南是农耕大省不无关系。

这些论述，对当年的中国人而言，确实都非常大胆，见地也都十分深刻。尤其他关于政府不要干预经济，顺人性自然发展的观点，当代依然有借鉴意义。

但王船山不可能看到，周公奠定的封建、井田、宗法、礼乐，为帝国制度已经打牢基础。在一个有两千多年儒家尊卑等级文化影响的老大帝国里，在一个“重义理、轻艺事”东方大国，中国人早已将“道德”视为一切，在“道德”的框定下，连祖冲之的算学、张衡地动仪的天文学等一些纯学术、求真理的研究都发展不起来，何况被看成“奇技淫巧”的工商业文明。

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在生命力蓬勃兴旺的时期，曾经开创过汉唐盛世，令世界心仪仰慕，但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与商业发展的新时代，它开始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启蒙的思潮，开始于16世纪中叶。发起人是几个从泰州学派分化出来的“异端思想家”。举其人物，有创始人王艮，传人何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等。

（王艮，图源网络）

泰州学派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平等”。它的主张主要有：

一、“百姓日用即道。”

二、“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为君子。”

三、“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

四、“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

这些价值观念，曾专用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而在当时影响极大。

理学统治宋、明两朝，因束缚过严而不断遭遇挑战，到明朝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针对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异端思想家”指出：

“理、欲皆自然”，“人欲正当处即是理”。

可以看出，先天存在的“天理”，到泰州学派这里，被还原成“自然人性”。反理学的启蒙思想，经读书人传播，在社会最终催生出一种新的思想共识：

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二、“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生死，公也。”

这种“反理学、倡民权”的思想共识，在17世纪掀起第一次高潮；到18世纪中叶，戴震提出了“理学杀人”的著名命题，宣告思想探索与国人启蒙，完整告一段落。

泰州学派影响到王船山，王船山用“平等、民主、自由”价值观，来反对帝国制度里的君主集权，试图为发展商业经济松绑，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当代湘商干什么？

（清末广州商业街上的店铺，图源网络）

王船山身后三百余年，中国商业蔚然勃兴。晚清商业异军突起，出现了大清国“民间首富”胡雪岩、“官商”盛宣怀这样一批代表性的商人。进入民国后，以商人为主体的现代商会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出现，迅速发展到全国各省市，成了一支活跃的社会经济力量。

当代中国商会出现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代湘商组织成立更是晚了近20年。秉承王船山的经济、社会思想，湘商商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已经到了2007年。

笔者作为湘商文化发起人之一，其时负责审定发布《湘商宣言》。公元2007年9月26日，全球各地3000余名湘商代表聚首长沙，面对麓山湘水，全体湘商郑重宣示：

湖南商人秉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着力打造湘商品牌，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湖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心忧天下”，意味着湘商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敢为人先”，意味着湘商须拥有更多的创新能力；“经世致用”，意味着湘商须开拓更广的务实空间；“兼容并蓄”，意味着湘商须学习更新的和谐理念；“实事求是”，意味着湘商须发扬更强的诚信意识。“责任、创新、务实、和谐、诚信”。我们即以这10个字作为当代湘商文化精神，自律共勉，扬帆起航！

显然，作为在湘商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湘商，其历史使命，是将传统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努力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新湖湘文化，它是站在王船山的起点上接力的开拓与创新。

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历史方位感中，当代湘商可以干什么？

时隔10年之后，伴随新一代青年湘商在全球大范围的崛起，笔者以“湘商文化核心人物”的身份起草《青年湘商宣言》。公元2017年11月23日，来自全球15个国家、国内20多个省份的200多名青年湘商代表，乘坐游轮来到长沙橘子洲头，在湖南省青年企业家商会会长毛铁的带领下，面对着青年毛泽东雕像，齐声宣读《青年湘商宣言》。

站在三千年湖南历史中反观湘商的文化定位：两千年前，屈原顺湘水游历，留下行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千年前，周敦颐遍览湘土，终得感悟：“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三百年前，王船山隐居湘南，筑“续梦庵”再坚心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一百年前，毛泽东屹立长沙，倡言“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

回望古近之交，湖湘文化得曾国藩而光大，湖南精神因左宗棠而弘扬，两百年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人。

新时代的潮流是什么？实干兴邦，富民强国。

新时代的方向是什么？放眼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先辈湘人，扛鼎中国“挨打”问题；前辈湘商，助力中国“挨饿”难题；新时代的青年湘商，矢志何在？

毛泽东说：“青年人是积极的，也是有生气的，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我们是青年湘商，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财富精英、民间乡贤”，我们将致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公共事务、公益慈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

当代青年湘商传承先辈湘人的气魄与精神，倡导“务实、创新、开放、共享”，以市场契约为尺度，以健康发展为责任，以社会福祉为担当，胸怀全球，着眼天下大义，建筑“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

作者简介

徐志频，著名作家，长沙银行市民文化大讲坛特聘专家。1974年10月生于湖南祁东。代表作有《左宗棠》系列六部，已出版《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左宗棠：家书抵万金》（上下册精装本）系列三部。《左宗棠与李鸿章——晚清“大变局”得失》《左宗棠与曾国藩——相期不负平生》即将隆重上市。部分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在海外出版。曾获“2012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十大推动力人物奖”“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

编辑｜刘禹希

作者：陈淦璋，彭可心

责编：彭可心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