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评传：开国元勋蒋翊武

蒋翊武(1884—1913)，湖南澧州(今澧县)人。1906年入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报刊，揭露清廷腐朽，鼓吹民族革命，为武昌起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辛亥革命前夕任文学社社长，将文学社组织为一支组织严密、队伍庞大、运转灵活、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为武昌起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武昌起义时，担任“湖北革命军”临时总指挥，运筹帷幄，果敢指挥，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为“武昌首义第一人”。1913年，蒋翊武在广西进行反袁活动时，被亲袁的广西军阀逮捕杀害。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蒋翊武出生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 父亲蒋皋南年轻时到城内丁公桥一家小油坊里学制豆油皮。老店主没有子女，去世后，蒋皋南接受了他们的微薄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亲为培养他成长，便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学徒。

1890年，6岁的蒋翊武就读于澧兰书屋，在周宣生、晏开甲门下启蒙读书。14岁，与同乡学友杨载雄、黄贞元等转读于安福(今湖南临澧县)梅溪桥私塾，从师蒋作霖，开始接触维新时事政治，并为之宣传。因戊戌变法失败，考长沙时务学堂未果。1900年，继续求学于梅溪桥。1903年，他进入澧州高等小学堂(今澧县第一中学)，第二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这时，革命思潮已在湘西北流行，蒋翊武阅读了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有一次，一个清朝官员来学校训话，告诫学生不可学洪、杨(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左(曾国藩、左宗棠)。血气方刚的蒋翊武当众站起反驳说：“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他的话，使清朝官员张口结舌，却赢得了同学的敬重。

1904年秋，华兴会联合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准备发动长沙起义，宋教仁来到常德，谋响应起义。蒋翊武协助宋教仁，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为据点，联络革命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准备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但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人士，宋教仁逃亡日本，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只好避回老家。刚踏上革命的征途，就遭遇了挫折，但蒋翊武并未灰心。宋教仁走后，他和另一革命志士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之间，并在常德抵园寺设立机关，运动会党，积蓄革命力量。

1905年冬，蒋翊武来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由于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他只好留在上海。第二年春天，湘籍同盟会员姚宏业等一些从日本归国学生在上海吴淞办起中国公学，他便进入这所学校。中国公学里革命党人很多，蒋翊武与他们接触频繁，革命思想更加成熟。他和同学们组织了竞业学会，并由刘复基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返回故里。

1909年秋，刘复基去汉口协助詹大悲接办《商务报》，蒋翊武便随刘去了汉口，任《商务报》编辑。汉口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不少革命者潜伏在新军里，成立团体，积蓄力量，使许多官兵接受了革命思想。蒋翊武到汉口时，新军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为加入这个组织，便以访员(记者)身份前往鄂西采访，因为学社负责人杨王鹏等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正在那里驻防，三人在潜江遇上了学社成员蔡大辅，蔡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去找留守的负责人李六如。路过天门，为策动新军，蒋翊武决意从军，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

不久，因同盟会员刘道一回湘策划的萍浏醴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团体从科学补习所到振武学社，都受牵连，而相继遭到破坏。群治学社的活动也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为隐蔽地积蓄力量，加快革命发展的步伐，蒋翊武等决定以“研究文学”为名，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掩护革命活动。

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自此起，蒋翊武在詹大悲，刘复基等人襄助下，秉着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易发难的原则，恪遵群治学社以来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组织制度，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进一步在新军里发展社员。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大江报》为机关报，免费送各营队阅览。“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入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不过半年，文学社就由群治学社时的几百人，一跃而增至3000人左右，成员遍布于湖北新军。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兵额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

在文学社组织不断扩大的同时，与之并存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两个组织各自争先恐后地在湖北新军中发展成员，难免不产生一些摩擦。不过，由于两者同以反清为目的，都间接或直接受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和影响，有些共进会员也参加过文学社所沿袭的革命团体，因而两股革命力量的联合具有一定的基础。加之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有所损失，不少革命者物色发难地域的视线也集注于长江中下游，因而合作也就显得更加迫切。不过，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刘公等多为富家子弟，又是留日学生，事先，蒋翊武对这些人颇有顾忌，认为他们“都是穿西服的洋老爷，派头又大”，怕“瞧不起我们”，合作后“担心上他们的当”。这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思想狭隘的一面，但这种顾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蒋翊武毕竟是识大局的，他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坚持殊途同归主张，并与刘复基等积极布置和商讨合作事项。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麻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麻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仲文(刘公)。刘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蒋翊武于继续扩大文学社组织的同时，又亲自出面与共进会负责人协商合作事项。文学社一直以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共进会初期发展重点在会党，后来也转向新军。5月3日，共进会干部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集会，决定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和文学社联络。随后，双方在武昌孙武宅集会。文学社出席者为蒋翊武、刘复基;共进会出席者为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等。初次的谈判并不融洽，蒋翊武认为应以文学社为主体;孙武则主张共进会应居于领导地位;会谈无结果而罢。5月10日，文学社开代表大会，刘复基提出，应与共进会联合，得到会议赞同。次日，双方代表再次集会达成合作协议之后不久，保路风潮掀起。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6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难以弥合而未果。

9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澂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谭人凤曾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文学社和共进会和衷共济，相辅而行。鉴于蒋翊武、刘复基等人领导的文学社，无论在干部力量和舆论宣传上，还是社员人数和在湖北新军中的影响上，都在共进会之上，故刘复基主张，两团体只有在文学社基础上的合并，才更有利于湖北革命斗争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

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

23日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仲文住宅再次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已如箭在弦上，决定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的军事总指挥、孙武为负责政令的军务部长、刘仲文为负责民事的总理。24日转至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的增加，使会议规模骇人：湖北新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标的陆军代表;炮队第八标、马队第八标、混成协炮队、工程队、宪兵营、辎重队的代表以及测绘学堂、陆军中学的代表——如同湖北新军的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

会上，刘复基报告了起义计划，还报告了“人事草案”，即军务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等各部负责人名单，还有负责军械、司刑、司书、会计等人员名单以及政治和军务筹备员名单——洋洋大观的名单，犹如一个政府的架构。参谋长孙武在总结时说：“我们大家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展开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八月十五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会议决定10月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

10月6日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传说中元朝末年群雄聚会商讨驱除蒙古族统治的日子。

在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于是士兵哗变，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孟华臣等从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可惜没有弹药。前来镇压的马队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上去。有钱而怕死的老百姓们，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变而成谣言，再变而成口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10月6日(中秋节)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几乎同时，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求延期10天。孙武于是又和刘复基、邓玉麟等再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会后，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蒋翊武回武昌，也打了电报给居正，叫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乘轮同来。

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部，起义军事总指挥部昼夜策划，制定出详尽的起义计划，并绘制了作战地图。起义的政治筹备处，设在共进会总部所在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政治筹备员刻印军政府的印信、预订和制造起义用的旗帜以及起义后新政府的旗帜、新政府的钞票，同时起草各种文告和对外照会。由于人员频繁进出，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于是转移到一家照相馆里，但很快再次被官府盯住，最后政治筹备处转移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

令官府越发警惕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炮营逃兵数人因恐追捕，于邮筒投书督提各辕。大致谓彼党团体甚固，如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其中颇多恐吓之语。张提(第八镇统制兼鄂军提督张彪)遂大震惊，请于鄂督，饬将各营所存枪炮机钮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敬慎收藏。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日一律驻营歇息，不准擅离，由张提不时亲往巡查，吹奏紧急集合号令点名，官长有不在营者撤差，咨部及各省永停差委;目兵(班长)有不在营者，责革职严办，并罚其该管长官。一时军纪至为严肃，而谣言亦因之蜂起。

此时蒋翊武身在岳州，而心系武昌。他多次试图离营返鄂，终因军令甚严，总是找不到机会。由于事情紧迫，刘复基派人请他回鄂举义。他便不顾一切，于10月9日清晨匆忙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即原文学社机关部)，立刻组织会议，商讨武装起义日期。

刘复基向蒋翊武通报了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应依黄兴电嘱行事。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

就在10月9日这天，刘公与军务部长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毕，刘同吸烟引燃孙武试验炸弹的火药，不幸燃爆受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刘公命人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则隐蔽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武汉总、分机关被破坏，其妻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俄捕房捕去。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是日中午，蒋翊武在和革命党的其他人一起吃饭。席间，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蒋翊武得到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这时，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即根据刘复基草拟的起义通知，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蒋翊武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命令

(八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发于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部)

(一)本军于本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奴。

(二)本军无论战守，均宜恪守纪律，不得扰害同胞及外人。

(三)凡步、马、工、辎等军，闻中和门外炮声，即由各原驻地拔队，依左之命令进攻：

甲、工程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

乙、二十九标二营，由保安门向伪督署分前后进攻;一营前队，出中和门迎接炮队，左队防守中和门，右队防守通湘门，后队助工程营占领楚望台(三营出防郧阳，不列)。

丙、三十标扑灭旗兵后，即向各要地分兵驻守。

丁、三十一标留守军兵分驻各城门防守。

戊、四十一标留守兵进攻伪藩署及保守官钱、善后、电报各局。

己、三十二标留守兵由保安门进城，助 廿九标二营攻击伪督署。

庚、马队八标一营进城后，分配各处搜索，二营向各城门外搜索，以四十里为止(三营及混成协马队十一营出防襄阳，故略)。

辛、塘角辎重于本夜十二时在原驻地放火助威，借寒敌胆。

壬、塘角工程队掩护炮队十一营由武胜门进城，占领凤凰山。

癸、卫生队于天明前时往各处收敛阵亡尸首，汽球队于十二点钟时在谘议局听遣(辎重第八营在伪督署守卫，谅不可靠)。

(四)炮队第八标于十一点半钟即拔队由中和门进城，以一营占楚望台，向伪督署第八镇司令部猛烈射击，中队留守原地;三营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防守江中兵舰(我军占领时，均即停射)。

(五)四十二标一营左队进攻汉阳城，前、右、后三队，占领大别山及兵工厂，以后队为援队。

(六)四十二标二营占领汉口大智门、桥口一带。

(七)四十二标三营右、后两队，堵塞武胜关，前、右两队防守花园，祁家湾一带。

(八)武昌弹药枪支，暂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阳夏暂由兵工厂接济。

(九)凡各军于十九日七点钟均至谘议局前集合，但须留少数军队防守已占领地点(阳夏驻军不在此列)。

(十)余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

注意：本军均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

起义令被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翊武写了一封信给岳州的驻军，准备响应。

武汉清军的总人数，以每营约五百人计算，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进会的会员总数约有两千人，文学社的社员总数有五千人，合起来是七千人。在这七千人之中，诚然有不少是属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以及开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与第二营，剩下来仍在武汉的，应该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个同志领导清军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胜负似乎可以预卜。

革命同志人数虽多，却并无子弹。因此之故，起义命令第三条的甲项，要第八镇工程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命令第四条也是要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分出一个营的力量(第一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分出一个队(后队)，于进城以后占领楚望台。

这命令所根据的“方略”是：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共进会或文学社的代表来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军并非另成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与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队“选锋”单独发难，与清军对垒的情形，恰好相反。

下达起义命令后，蒋翊武、刘复基和彭楚藩等人仍坚守在总指挥部，只等南湖炮响，发动起义。

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途中艰辛，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士兵们都已经入睡，无法动员，由于城门早已关闭，往炮队送起义通知的人没能出城。结果，城内的起义官兵等待着城外炮队的炮声，城外的起义官兵等待着城内工程营的枪声，在相互的误会和等待中，计划中应于10月9日午夜发动的起义没能发生。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

大约晚上十点，未得到各营起义的消息，却等来了猛烈的敲门声，闯进来的同志说杨洪胜出事了!给工程营送起义通知的杨洪胜兼送炸弹，到达工程营门口才发现事先联系好的同志已经换岗。他受到盘查，想往回走，但已被怀疑，当军警追来时，他投出炸弹，自己受伤并被捕。由于被捕的刘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部暴露，武昌全城大搜捕开始了。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就是我们战死了，也好落个名嘛。”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分，准备打起来，买点零食充饥。”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17岁的秘密交通员刘心田去买香烟。刘刚出门，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了!”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枚，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装上。眼看敌人蜂拥而来，“戈什”(满语，清朝高级官吏的侍从护卫)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楼上的人一看炸弹失灵，纷纷从屋上逃跑，跳下墙头，又被警察包围，彭楚藩机智地喊道：“我们是来捉人的!”警察拿灯一照，见彭穿的是宪兵制服，没有追问。陈宏诰认识警察中的熟人，打了个招呼混过关去。但是大批“戈什”跟着围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拥来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刘心田因为个子小，机灵地躲在了楼梯下，“用装炭的破篓子和撮箕扫帚”将自己遮盖住。他未被清兵发现。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小85号被捕，蒋翊武逃脱，另外还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2人被捕，10月9日起义计划落空。

湖广总督瑞澂见逮捕了这么多革命党人，急忙下令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武昌知府双寿、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在总署衙门大堂里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只见他身着宪兵制服，一身堂堂正气，在大堂上站而不跪。审讯官铁忠一见彭楚藩是宪兵，心中暗暗叫苦。因为宪兵营的管带(营长)是他的妹夫，营中出了革命党，妹夫不好交待。铁忠怕亲戚受牵连，便有意为彭楚藩开脱，说道：“你是去抓革命党的宪兵，怎么把你也抓来了?”哪知，彭楚藩不吃他那一套，大义凛然地说道：“没有抓错，我就是革命党人!”接着彭楚藩慷慨陈词地历数了清廷误国残民的罪行，说道：“清朝亲贵专权，鱼肉百姓，腐败无能，失地丧权。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我们就是要推翻清王朝，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我既然参加反清革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死是吓不倒革命党人的，要杀便杀，何必多问!”铁忠听了这些话，气得脸色发青，知道再问下去，也是一无所获。连声大叫：“推下去，斩首!斩首”彭楚藩在敌人的刑场上威武不屈，至死不跪，高呼“民国万岁!”的口号，英勇献身。

接着受审的是刘复基。他昂首挺胸，两眼圆瞪，一进公堂，不等铁忠等人开口，就大呼“要杀便杀，不必多问!”铁忠问道：“你就是刘复基?”“是。”“你怎么不跪?”“哼!要我跪?你们是什么东西!满奴卖国贼!”这时，几个衙役拉住刘的脚镣往下压，他才坐在地上，依然未跪。“你们为何要造反?有多少人?照直供!”“你们为什么要强占我们的天下，出卖我们的江山!照直说!”刘复基双拳一举，声震全堂。“不要胡说，到底有多少党羽?”当铁忠问，党羽炸弹还有多少都在哪里时，刘复基回答：“除了彼一般满奴汉奸，即皆是我的同志。事到于今，该因你们的运气未绝尽，我倒遭殃。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及至被绑出督署时，大呼数十声“天!天!天!”铁忠知道他是革命党的主要骨干，问也无益，便下令斩首。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刘复基神情自若，视死如归，高呼“同胞们，快起来革命!”、“还我河山!”等口号，慷慨就义。

最后受审的是杨洪胜。他虽被炸得血肉模糊，但他那高大的身躯直挺在大堂之上，透出一股革命正气。铁忠要他供出革命党，他高声大骂“老子就是革命党，要杀就杀，有什么好问的!你们要问我的同党，我现在告诉你们，除了你们这些狗奴才，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是革命党!”铁忠一听，气急败坏，下令用鞭抽打，杨洪胜哈哈大笑，说道：“老子连死都不怕，还怕鞭子?”因为被捕时被炸伤，杨洪胜面如焦炭。铁忠说：“你这个样子，也想革命吗?我今日只怕要革你的命哩!但你们的炸弹还有没有?”杨洪胜说：“用了又做，哪有没得的道理!”双寿问：“你们的党羽，是营里的多，还是学堂的多些?”杨洪胜回答：“你说军队里多，就是军队里多;你说学堂里多，就是学堂里多，我一刻也难查清楚。”凶残的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始终没有供出一个同志，铁忠又写了旗标，上书：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洪胜。临刑前，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的同志们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因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湖北监利县以待时机。

1911年10月10日，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历史时刻猝然到来。驻扎在武昌城内的工程八营，是湖北新军最早成立的部队之一，该营的共进会代表是正目熊秉坤。由于这个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储藏着汉阳兵工厂二十年来制造的大量枪炮弹药，当时新军的弹药都被收缴，以防止新军起事，所以起义时必须占领这个军械库以获取军火。蒋翊武的起义命令“甲、工程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将此排在最前面，可见其重要性。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早年在武昌平湖门码头做苦力搬运工，在二十一岁时入伍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升正目(相当于班长)，并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1911年3月，经友人介绍，加入共进会。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在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10月10日天亮时，他们不但没有等来起义的消息，反而得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已被杀。军营里开始人人自危，熊秉坤和同志密商后，决定趁部队晚操时发难，随即便与城内的第二十九、第三十标取得了联系。但是，中午时分，官长突然宣布今日停止晚操。熊秉坤等人只好将发难时间改为晚上七点，并再次通知了第二十九、第三十标的同志。

当时，不但一般士兵得知今晚将要发难的决定，就连一些下级军官们也获得了消息。黄昏时分，卫兵长方定国悄悄地对熊秉坤说，你们要办事我决不阻拦，只求到时候饶我一命。熊秉坤当即回答，自己兄弟没有自相残杀的道理。接着，后队队官罗子清也找到熊秉坤，他们的对话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认为：即将发生起义;且一旦武汉率先发难，全国必会同时响应，因为湖北新军第八镇的战斗力全国皆知，历次革命党人的起义都是被第八镇镇压下去的，现在连第八镇都反了全国焉能不反?

七时许，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即今日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多人不在营中，又看见棚正目(即今日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且取出一盒子弹，仰卧睡觉，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对陶哨长不满，对骂道：“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并和陶启胜扭打在地。程正瀛(字定国)过来帮忙，但无机会开枪，以枪托将举枪的陶启胜击伤，待陶倒地，背后开枪打中陶启胜，金兆龙上前再补一枪，将陶击毙。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程正瀛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

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步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军营大乱。这时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武昌起义第一枪”由此开始，自此，名动中外的武昌起义轰轰烈烈的拉开了序幕，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自此，武昌首义成功。

武昌首义成功后，湖北成立军政府，蒋翊武出任都督府军事顾问。在他的力主下，革命军得到较快扩充，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之后，蒋翊武又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0月28日，蒋翊武出任黄兴的经理部长兼顾问，协同指挥阳夏战争，黄兴极赞蒋翊武之能，谓为谋勇兼备。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危在旦夕，黄兴引咎辞职，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而蒋翊武与张振武等一道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并在众人的推举下受命于危难之中，继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官”。就职之后，蒋翊武立即选拔干部、健全体制、调整兵力、划定防御区域，命张廷辅、杨载雄等沿江布防，派董必武等组织后勤供给，率兵重创清兵。他还亲自深入士兵和民众之中进行宣传鼓动，使军心重振，民众踊跃参军。同时，他注重分化瓦解清军，促使清军纷纷倒戈投诚，使武昌城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初，蒋翊武参与组织民宪公会和鄂军毕血会，创《民心报》，拥孙(中山)黄(兴)而斥袁(世凯)黎(元洪)，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不久遭黎元洪、孙武等人排挤，被迫前往北京，袁世凯以高官厚禄笼络，均被蒋翊武拒绝。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举为总部参议及汉口交通部长，兼管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与宋教仁一起创办民国江汉大学。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蒋翊武闻讯后义愤填膺，奋起讨袁，首倡“二次革命”，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募兵几达5师。因湘督谭延闿牵制，取消独立，导致蒋翊武出师不利，终遭袁世凯通缉。后奔赴广西以图再举义旗，行至广西全州兴安县唐家冲，不幸被驻军统领秦步衢所部逮捕，解至桂林。袁世凯循黎元洪之请，电令广西都督陆荣廷将其“就地处决”。

蒋翊武临刑前，写了四首绝命诗。

一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二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三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四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1913年9月9日下午4时，广西桂林丽泽门外秋日昏黄，蒋翊武从容端坐于刑场，向前来送行或围观的群众作最后一次讲演，尽情宣传革命大义。在场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行刑士兵凝神静听，竟迟迟不肯开枪。行刑官见状惊惧，尤恐生变，将枪弹射向蒋翊武的后背，一代英杰带着民族、民生、民权的美好理想，以身殉国，年仅29岁。

蒋翊武牺牲后，他的遗体被朋友草葬于当地。3年后，1916年，谭延闿以湖南军政府名义，将蒋翊武遗骸从桂林移葬于长沙岳麓山。当年醴州人谢春轩曾作挽联写道：

立功在楚北，殉节在粤西，推翻专制，拥护共和，英雄成败均千古;

奋迹于涔阳，首丘于岳麓，昔年欢迎，今日追悼，故乡风云又一时。

广西桂林市翊武路南段(原丽泽门外)，有一座塔式青石建筑，正面刻孙中山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落款为“孙文敬题”。其余三面刻胡汉民书撰蒋翊武事迹：

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胡汉民谨记。

这是孙中山1921年到桂林督师北伐时，追念蒋翊武的革命功绩，“特为公立碑”，并指示胡汉民“书公事略”。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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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