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张未末

《活灵活现》是湖南本土知名作家、评论家舒文治所创作的中篇小说，原载于《花城》2018年第3期，收录于2020年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舒文治中短篇小说集《永生策划师》中。小说通过一个“灵体”的他者视角，叙述了主时间线上“从去年正月初六中午12点47分到今天8月29日接近零点”的种种，以及作为灵体的主人公“亮片”18年人生中的回忆与插叙，用戏谑甚至略显粗鄙的口吻，描绘出一幅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画作。

作者舒文治本人的经历对《活灵活现》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同王跃文写作《漫水》一般，舒文治在写作中也颇具乡土情怀，以其长期生活工作的土地构筑了“清都”“湄水”这样既真实又虚幻的文学发生场域；又凭借其作家之外的“县官”身份，让自己成为“社会深处的长期卧底”，将根须扎进世俗当中，得以用高于文学的视角和思考，将县域的世态百相交付于文字进行剖析和批判。从《活灵活现》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正是想用一种近乎“神话”的“鬼话”开展反讽，对当下一些社会现实的投影进行晾晒，从而激发读者从世俗中来，到灵魂里去的哲思。

一、“废品回收”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异化劳动也就是类同人相异化”。在人物关系上，小说以“废品回收”这一职业及其具体分工，将小说人物的阶级分化充分展现。首先是作为最底层的“打掳”人员，即是主人公“亮片”及其同伴“毛桃”等青年盲流，缺乏教育的启蒙和社会的约束，常年在违法的边缘反复横跳，更可悲的还在于命运受到他人的钳制，“好像他们早有谋划，就等着我一头撞在花带的水泥棱角上”。其次是作为中层的“飞叔”等人，他们行走江湖走南闯北，有一定的积蓄和社会积累，负责跑货销赃乃至后来的物色新鲜尸体，虽不至于十恶不赦，但也在起到为虎作伥的作用。再者是作为整个小说生态圈中顶层掠食者的“电缆”“孔老三”等人，正所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他们通过资本的力量，在蚕食劳动的同时，更蚕食人的肉体和精神，如“孔叔不能把你往犯罪道上逼，老贼也有失手时，何况你个小毛贼！放你的二万三，宽容你正月十五以后还。”看似关切，实则早已将人送上绝路。

更为可怖的在于“人的异化”之后的“人的物化”。“亮片”自己在作品中调侃“总有一天，人们会给身上的各种器官也弄个交易市场，正式命名‘人体器官回收再利用聚散服务中心’，或者，干脆轻松简便一些，就叫人体4S店。从头到脚，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可旧物利用，可以旧换新，可男女交换，可人种组装，可预购订购，还提供售后服务，根本用不着遮遮掩掩，完全可以明码标价，公开交易。”在商品经济和科学主义异常发达的今天,我们惯于把人类现象当成事物来理解,赋予他们非人或者超人的地位,“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电缆”的所作所为，正是物质化极端语境下的产物，“他找医院，找亲属，找专营机构，签捐献协议，然后，走门道让器官流出去，忙得不亦乐乎，赚得盆满钵满。”将人之为人的尊严践踏得粉碎。也无怪小说中要以一种轮回报应的形式，赐予“电缆”及其一众人等终局。

二、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悖论

在矛盾冲突上，作品揭示了两个维度的困境。小说世界里的“清都县浯家镇梅仙桥村”，最突出的困境即是生态环境之围，作品在开篇不久便通过乡亲们的十几份报告不经意地点了出来，“有小孩血铅超标要求查明元凶的，有要求治理湄水被污染的……”尽管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当前的繁荣，却也产生了无数危害生态环境的废品，“湄水却像一个梅毒溃烂扩散的鸡婆，最饥不择食的男人也不会拢身。多少年了，湄水中上游几百家废品回收作坊和公司夜以继日向她排泄。湄水，他们都喊母亲河，一边喊一边向她排泄。”特别黑色幽默的一点在于，“亮片”姐姐死了个头胎，二胎成了“小萝卜头”，但父母为了还债，不得不在“毛桃”他爸开的造粒厂工作，形成了一个悲剧的闭环。小说此番揭示，恰有要点醒当下发展方式的意图。

另一个维度的困境，正好映衬着当下乡村振兴的课题。小说中几次着墨描写了赌博之风对乡村文化的侵蚀，如“亮片”小小年纪就上“孔老三”的赌场赌博，还多次借赌场高利贷，身后还拖累母亲卖血还债；小说后期“茂实爹”的丧礼上，“清都已形成新风俗，死人灵堂一扎，赌场紧跟驻扎。给死人守夜的最好方式就是开场子，热热闹闹，乌烟瘴气，人们得以忘记死亡和时间。”赌场上铜臭弥漫，婚礼丧礼上排场豪华，无一不充溢着物欲化的狂欢。这种以反面形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现象，也值得为政者深刻反思，要如何去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三、“人话”“梦话”“鬼话”与“神话”

在叙事手法上，小说设置了作为“人话”语境的“飞叔”，作为“梦话”语境的“郭先生”，作为“鬼话”语境的“亮片”和作为“神话”语境的“梅仙”。其中，“飞叔”和“亮片”通过眼角膜移植得以将两个叙述者视角进行共享，在增加叙事的真实性的同时拓展了叙事的广度，进而有了“亮片”托梦“飞叔”带其寻找捐出的器官，从而顺理成章的有了“郭先生”的“梦话”作为托梦的证言，“人话”“梦话”“鬼话”在此实现了叙事的统一，也点题“活灵活现”。小说后期出现的“梅仙桥”神话，其实可以视作是插叙形式的背景交代，且用一个“神话”实现了三个当下现实的映射。其一是割龙肝术士遭报应的传说，隐喻接受“亮片”的器官进行移植的人的结局，如“茂实爹”承受不住“亮片”的心脏，“飞叔”遭到“亮片”眼角膜的反噬等；其二是梅仙庙在“破四旧”时期被破坏，隐喻乡村旧有文化秩序的崩溃，而当下尚未确立起新的乡村文化范式所导致的赌博、嫖娼恶习对人类精神文明的侵蚀；其三是在梅仙庙原址建起的塑料造粒厂，更是对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篡改，成为当地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和隐痛之深。

小说的叙事者和多种语境设置，既有作者创新写作手法的野心，更多地还在于小说自身延展的需要。舒文治在访谈中提到“想象一下自己身上有某种巫性诗性的染色体是件来神的事，我想说的是，文化氛围的暗示作用肯定存在，在某一些场域，其暗示作用会来得强烈”。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自然主义精神，致使其对所在乡土抱有深沉的热爱，在《活灵活现》中的反讽显得较为低调和温情，体现更明显的则是当下乡村非古非今、非土非洋、不伦不类的滑稽世相下的黑色幽默。“亮片”的灵体已然在小说开始就是自由的了，用科耶夫的话来说“死亡才是自由的最后和真正的表现”。这大概也是结局里诸多人物不消言说的归宿吧。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