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的三次关键性选择

周红军

林伯渠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林伯渠走向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三次关键性选择。陈毅赞誉他“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

第一次关键性选择 加入同盟会，走向革命道路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伯渠，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今修梅镇高桥村)。林家先人曾几代为官或获有“功名”，林伯渠的曾祖父林长槐第及清朝道光举人，先后放为四川宜宾、邻水县令。因林家祖上曾一门九子入仕，家世显赫，至亲世交特意制作一块“九牧世第”的鎏金大匾。后来，林长槐致仕归故，一班至交又特意赠送“功昭德永”的金字梁匾一面。林伯渠的父亲林鸿仪是位知识分子，在当地颇具名望。从1894年春天开始，林鸿仪就按着课文教林伯渠课读。1895年，林伯渠正式入父亲的私塾读书，不久随父到安福县城道水书院就读。1899年春，林鸿仪接受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林伯渠与其堂兄林修梅由道水书院转到钦山寺学馆。

因为读书多，思想也日趋成熟。林伯渠觉得振兴国家，首先得重视国民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伯渠立志成为国家的教育人才，以知识唤醒国人。1902年，林伯渠考入湖南常德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当时在西路师范的进步学生中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流传着很多进步书刊，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籍。这些书籍使林伯渠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在这一期间，他结识了澧县的蒋翊武、桃源的覃振，这两人对林伯渠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903年冬，西路师范举行选拔留日学生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1904年春，林伯渠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湖南师范班。留学东京时，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想到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很多进步青年都相继成立了反清秘密团体，如孙中山的“兴中会”，章太炎、蔡元培的“光复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的“华兴会”。在那一时期，林伯渠在东京先后认识、接触到了大批中华民族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程潜、秋瑾等，并听人说起了孙中山。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东京，找到黄兴、宋教仁等，一起秘密商议引导在日的中国革命团体实行联合，组成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问题。8月13日下午，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林伯渠和弘文学院的中国学生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次大会。听了孙中山慷慨激昂的演讲，林伯渠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许多蒙混不清的问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会议推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林伯渠因和黄兴、宋教仁熟识，当天就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当时，第一批同盟会成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李四光等。这是林伯渠一生事业的重要起点，也是他做出的第一个关键性选择，改变了他原来设想的教育救国之路，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第二次关键性选择    “整理党务案”后，离开国民党中央

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1914年7月，为重振革命，孙中山等决定，将遭遇二次革命失败的“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之革命精神，继续完成革命，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早在1905年就是第一批同盟会成员，也算是成为国民党前身的创始人之一。跟随着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历，使得林伯渠明显地感受到，靠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壮志。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再次东渡日本。两年后，林伯渠结识了李大钊。与李大钊结识，使林伯渠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愁闷中的林伯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震动。凭借李大钊经常给林伯渠寄来的学习资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丰富的社会革命经验，使得林伯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1921年1月，经“南陈北李”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既“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受压迫，又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由此，林伯渠成为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既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仅林伯渠一人。

加入共产党后，林伯渠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1月，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通过决议确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针。1923年底，林伯渠到广州担任《革命评论社》主任，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林伯渠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农民部长。1925年8月，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和中央常委，直接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国民党二大及二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被推选为中常委、农民部长、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成员等职，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二大后，林伯渠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运动。他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出任主席(毛泽东是委员之一)，并决定扩大农讲所，聘请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内容包括：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该决议案通过后，林伯渠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边是他自1905年以来为之而努力奋斗了十多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一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面对权力和地位的诱惑，林伯渠展示了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毅然放弃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辞去职务，离开国民党中央，前往第六军从事政治工作，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第三次关键性选择 七一五“分共”会议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和出征动员令，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六各军随即大举入湘，林伯渠随第六军出征参加北伐。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林伯渠再次“不经思索就拒绝了”老友的保护承诺，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毅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林伯渠的选择彰显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在林伯渠的革命生涯里，他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苏区建设、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并由毛主席举荐作为开国大典的主持人，以林伯渠的地位和贡献主持开国大典实至名归。随后他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又称“中共五老”。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他的遗体在八宝山被火化，他是第一个接受火化的国家领导人，至死都还不忘自己要尽的责任。2013年4月2日，林伯渠骨灰回归故里。

经验总结：谁真心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我就选择与谁站在一起。

在延安，中共中央有规定，不许给党的高级干部祝寿。林伯渠自然也从未有意向别人透露过他的生日。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帮林伯渠整理书稿的女同志在林伯渠的诗作中发现了林老生日的秘密。随后，消息不胫而走。等到1945年，林伯渠60岁生日到来前，边区政府的同志自动发起，准备在边区交际处给林老庆贺花甲大寿。消息传到了中央领导耳朵里，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中央破个例，为林老举办祝寿活动。毛泽东指示，要搞就搞热闹点，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搞。这样，中央破例为林老举办了生日宴会，并由中央部门负责人宣读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拟定的“中共中央致林伯渠同志六十寿辰贺词”，贺词最后一句，“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对林伯渠同志给于了高度评价，这份难以衡其重的寿辰贺词，是我党延安时期一个革命性与人性化完美结合的范例。

会后林伯渠应邀为一帮青年介绍他几十年来从未迷失方向的经验。林伯渠说，“其实，我也谈不上什么经验。作为革命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永远以为大多数民众争利益为最大使命。这样，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就不会走错路。譬如，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我那时坚决支持孙中山，立即加入了他的中华革命党，决不向北洋军阀投降。因为我看准了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争利益的。再如大革命失败后，我没有留恋高官厚禄，而坚持了革命道路，因为我决定要为人民争利益，就不能留恋个人利益。这就是我一生三个最关键的选择!这三次选择的共同经验，就是谁真心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我就选择与谁站在一起!”

林伯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六十年漫漫征程，他始终没有因失败而颓唐，也没有因胜利而忘乎所以。他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站在代表光明的正确立场一边。他始终那样勤勤恳恳，默默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着所有，真正是一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行者和勇士。

林伯渠同志永远是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学习林老，就是要学习他青年时代奋不顾身扑向“光明”的“飞蛾扑火”精神。

学习林老，就是要学习他中年时代的“桥板子精神”。中年林伯渠以“国共两栖党员”的特殊身份，在国共之间充当合作革命的桥梁，他一头接连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头连接着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身负着万千脚踏的重压而始终不折不挠，这就是世间难能可贵的“桥板子精神”。这是有诗为证的，1960年6月，“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曾作诗：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学习林老，就是要学习他壮年时代的“马灯精神”。在救亡图存的二万五千里长途，他手中那盏马灯正如一点黎明的光明始终不灭，闪烁在红色的队伍中，既为红军战士照亮夜程，也为革命进军充任航标。老红军黄镇所绘《夜行军中的老英雄》就是描述的林老高举马灯的情景。女红军战士李坚真曾作诗：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学习林老，就是要学习他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赤胆忠心为革命的“延安五老”精神。

学习林老，就是要学习他一生虚怀若谷，廉洁奉公、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被毛泽东亲自称誉的“正派人精神”。

林伯渠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临澧县税务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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