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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上一轮的贸易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核心载体，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提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各国发挥比较优势通过产业链的形式把全球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起来，形成了全球化生产过程中层次明晰的要素供需循环体系，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但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还有全球供需之间的失衡不断积累，最终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在生产要素和生产主体层面都进入了再平衡过程，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调整。复旦大学课题组在分析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趋势基础上，对上海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影响进行了研究。我办整理该调研报告相关内容，现呈领导审阅。
“十四五”期间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趋势特点
和上海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影响研究
一、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趋势特点
第一个趋势是服务业贸易的兴起。近10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率快于产品贸易增长率60％。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技术进步使得基于劳动力优势的产业模式难以为继。亚洲新兴经济体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受制于人口结构的恶化，另一方面，技术革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一个日趋知识化的产业链中，资本很容易对简单劳动产生替代。其次，随着产品生产国际化分工的不断深化，产品生产碎片化带来了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服务的需求。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开始成为货物产品竞争力和经济附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的服务化趋势也正逐渐明显和清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开始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
第二个全球趋势是国际贸易日益区域化。最近十年，区域化的全球贸易增长远远快于跨区域的全球贸易增长，这一趋势在亚太地区尤为显著。全球化的驱动力是资本的逐利行为，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解决能力有限。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依要素禀赋的变化深刻调整，发达国家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愈发难以调和。近年来，贸易、金融及科技等方面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湖不断抬头，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在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框架下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为了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谋求更加稳定的国际经贸合作，需要开始积极寻求以双边协议为基础的区域主义解决方案。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样的全球趋势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出现明显变化。对外我国面临一个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的贸易环境，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流动性陷阱，面对通缩压力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财政政策受制于高企的政府债务，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激化，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此外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摩擦加剧，贸易战、金融战与科技战交替出现，对贸易增长还有产业转型都带来很大的挑战。对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再，经济结构亟需优化，产业发展亟需变革。当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处于不可逆的上升期，单纯以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再有效，应当摈弃以低劳动报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战略，高度重视生产效率的提高。逆全球化经济周期下的经济转型，不免引起对中国产业双向转移的两类担忧:
1、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长期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显著流出?
2、短期内传统的加工贸易是否会大量流向低劳动成本的东南亚国家，造成国内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事实证明，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管理方法是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途径。诚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环境标准趋于严格，贸易摩擦的常态化等等，这些长期和短期因素都在削弱中国制造业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标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体量，广阔的发展机遇，稳步推进的开放政策，在全球赢弱的经济情况的对比下，仍然足够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并分一杯羹。数据显示，在贸易摩擦的冲击下，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萎缩态势，2017-2018年全球FDI流入分别下降22％和13.4％:欧盟、美国已经持续三年保持负增长，2018年分别下降18.5％和9.2％。但中国的FDI流入并没有出现趋势性下降，2017年FDI与2016年持平，2018年甚至出现了3.7％的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显著变化。FDI开始从原先的生产基地，制造工厂为主的形式开始向瞄准中国广大消费市场与金融、商务、科技等服务业投资转型。中国实际使用FDI中服务业投资在2008年以后逐步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投资流向，服务领域开放会引致外资进一步流入，促进中国服务业效率提升和投资增长。从商务部2018年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对外资投入增速明显高于传统的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是外资目前最为青睐的行业，实际外商投资金额分别达到外商投资总数的8.9％，12.8％和8.8％，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提高了一倍。外商投资延续向高端产业聚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的结果。因此长期来看，我国对外资的吸引不会显著下降，但是吸引外资的重心应当转移到高端服务业与依赖中国内需市场的外商上来。于上海而言，在高端服务业与依赖中国内需市场的行业引入FDI是可行之道。上海的服务业基础良好，开放是最大的优势，因此需要加快服务贸易的开放进度，并且鼓励服务贸易开放模式的多元化，逐步减小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促进FDI的进一步流入，从而提升服务贸易的规模，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
图2：中国外商投资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布——按实际投资金额占比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原有的成本优势不断丧失，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困扰加工贸易的深层次矛盾日趋突出。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发展困难，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外包地、开拓新市场，将企业或订单向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虽然短期加工制造业存在一定的流出压力，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具有要素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国家能够承接的只是部分低端产能，想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并不现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有利的历史条件。
首先，大规模转移劳动力的全球趋势已经发生逆转。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暴露出来，缺乏制造业的国家经济向虚拟化发展，投机炒作盛行，国内资产泡沫化严重，收入分配不均，阶级矛盾日益凸显，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主导制造业回流。其次，不稳定的全球环境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来替代原有劳动要素需要稳定的全球环境，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为劳动力转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而自动化、AI、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对劳动要素的需求，在国际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用资本替代劳动是无疑是最符合利益的。如此这般，东南亚国家依靠劳动力成本为核心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中的程度有限。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能很好地承接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不仅在于中国发展出了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更在于其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为外资在中国的生产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综合来看，短期难以出现替代中国的竞争者，传统的加工所易流出的压力不大，奢谈“第四次产业大转移”也为时尚早。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要素优势逐浙丧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海仍需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加速通过产业升级实现全球产业链位置的跃升，同时对周边地区和其他都市圈的经济发展形成辐射效应，实现内部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区域间的联动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产品贸易增长停滞的大背景下，区域性的贸易在近几年来迅速增长，出现了全球贸易区域化的趋势。从图3左边展示了全球贸易中区域内的贸易量变化的时间趋势，可以看出区域间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2013年左右到达了ー个最低点，之后开始迅速回升并且几乎占到了全球贸易的一半左右。右图则将全球贸易往来分为北美、欧盟、亚太和东盟等几个重要地区之间的互动。可以发现跨地区贸易明显的下降，但是地区内的贸易则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全球贸易地区化成为未来贸易格局变化的一大趋势。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争端，先后退出TT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协定)、与中国展开贸易战，同时又向欧盟举起关税大棒，打破了原有的全球贸易局面。随着WT0这样的多边谈判推进困难，双边谈判越来越被重视，区域主义正在使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发生着深远的变化，全球原有的贸易体系正经历着一次重大洗牌。
图3：地区化贸易的比重变化（2017）
注：①原材料包括采矿和采石（铀、钍矿石、金属矿石、煤炭、原油和天然气）、泥煤、森林及伐木、渔业、农业和捕猎； ②缺少 2012 年以后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 ③欧盟 15 国以及东盟分别是欧盟 28 国与亚太地区的子集
在这样的趋势判断下，环太平洋，东北亚，东南亚区域的经贸一体化是一大趋势。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必须加入其中并参与形成一个活跃的全球化亚环境。鼓励优质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探索加入区域化贸易新框架的路径，与周边国家形成稳定牢固的贸易与合作关系。同时积极打破藩篱，扩大开放和改革面，在科创领域与邻近的东亚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密切合作，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美国经贸政策对我国经济的畸重影响。
责编：宁静
来源：湖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