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松荣

曾晓浒先生是当代画坛一位建树卓越、风格独特、影响广泛的艺术家。先生饱读前贤，落笔成诗，胸中藏丘壑，笔底流烟云。古稀岁月，丹青流连。执教五十载，弟子满三湘。诗文金石镌满湖湘名胜，翰墨丹青铺就南国风光。

曾先生是画家，也是诗人，是书法家，也是金石家，所以，很难从一个视点、一个领域来述说他的艺术成就，如果只是从他的作品本身来考察，也很难解读他丰满的人生。所以，需要从更广阔的空间和视野来观照曾先生的艺术，将他的人生与成就放置到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之中来考察，推移到文化演绎的大背景中去审视，才能对曾先生的艺术成就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合理的定位。

曾先生一九三八年出生在四川一户书香人家，后来曾在上海、武汉接受了早期教育，并有机会目睹张大千先生泼墨挥毫，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一位有艺术天赋的青年才俊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一九五七年，曾先生顺利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师从岭南派关山月、黎雄才等大师。毕业后，一直在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事教育与艺术创作。

曾先生生活在一个社会和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沿袭了近两千年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向以工业文明为主调的大转变，一个沿着以纯粹的华夏文化为核心的线性演绎模式向广泛接受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复合型发展模式转变的时代，一个各种先进技术、各种文化信息相互交际变幻万千的时代。这种风云际会时代转型的历史背景无疑会影响画家的价值取向、审美风格和演绎路径。

中国画不仅是一种视觉形象，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尤其是宋元以降发展起来的文人画更是成为画家修养才情的外化表象。明代李日华《墨中题语》有云：“绘事必须多读书，见古今事多变，不狃狭劣见闻，自然胸次廓彻，山川灵奇，透入性地，时一洒落，何患不臻妙境”。清代唐岱在他的《绘事发微》中更有关于画家学养的专论：“胸中具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读书之功，焉可少哉！《庄子》云：‘知而不学，谓之视肉’。未有不学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名贤者。彼懒于读书而以空疏从事者，吾知其不能画也”。纵观美术发展的历史，大凡卓有建树的画家，无一不是饱览诗书的学人，倘若终日忙于笔墨，即便技巧娴熟，也会落入“画匠”之流。而在中国绘画的评价体系中，“画匠”总是处于一个被人冷落的角落。熟知曾晓浒先生的人，除了景仰于他的绘画技巧，更会敬佩于他艺术的涵养。每每作画完毕，不用寻觅前人词句，早已酝酿成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镶嵌在曾先生的大量作品之中，与其作品意境勾连，互为表里。画是诗中景，诗是画中境。彼此映衬，相得益彰。倘若将曾老师的题画诗结集成册，既是一本辞藻漂亮的诗集，更会让人感悟到画家所特有的“有形诗”的质感。

中国画在漫长的演绎过程中，基本上呈现处一种线性的发展脉络，十分注重师承关系。诸辈前贤的积累常常成为后学追摩的蓝本，这种传移模写的学习方式与传承路径不仅保留了传统中国绘画的纯粹血统，也逐步沉淀成传统的文脉基因。这种文脉既有审美观念民族精神人文气质等形而上层面的内核，也有开合形式笔墨语言题签钤印等形而下层级的外相，凡此种种，都是中国画家的传统学习路径。清代沈宗骞直言不讳：“学画者必需临摹旧迹，犹学文之必揣摩传作，能于精神意象之间，如我意之所欲出，方为学之有获”。大凡前辈今贤，皆可借鉴。曾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耳濡目染于当代名家，又科班于美院，接受了系统的学院派教育，构建了完整的基于传统文脉传承的知识体系。在曾先生的作品面前，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传统文化的底蕴，这不仅仅来自于他娴熟的语言体系，更来自于一种流续了几千年的文脉气息。

在世界所有的绘画艺术体系中，中国画最具有复合性和包容力，充分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精髓为我所用，这种既丰富又纯粹的绘画体系使得中国画更加具有无穷的魅力。书法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自宋代以来，水墨画大兴，文人画开始成为画界的主流，书法和绘画这两门国粹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使得书法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由表及里的高度契合。“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在他的题画诗中直白的指出了书画的紧密关联。在曾先生的作品中，无论是花鸟画还是山水画，逢画必题，长诗短句，恰倒好处。从整体来看，书法和绘画浑然一体，不可或缺，独立来看，题跋处就是一幅书法作品。从笔性来看，曾先生的书法与他的绘画高度契合，既老到苍劲，有秀润雅致。不紧不慢，张弛有度，宛若枯石挂藤，高峰坠石。笔笔中锋，掷地有声。作为一位画家，曾先生是美术界少有的“五体皆能”的书法家，而且是传承书法正脉的书法家。书法的众多优良品性构成了曾先生绘画作品中由外而内的诸多审美要素，使得作品更显深沉的涵养。

文学、书法、历史、哲学等众多画外功是传统文人的基本素养，也是“文人画”的核心要素。曾晓浒先生出身于书香之家，早期的教育与自身的追求让曾先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传统意义的“文人”。

然而，曾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外来文化随着国门的开放纷纷涌入，带给国人以全新的视野和另类的参照，也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激发了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广州作为“五口通商”的前沿阵地，更早的接受了来自西方文化的浸染，处处弥漫着异域风情。广州美术学院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必然会深受“岭南画派”的影响。一批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画家，面对来自西方的绘画观念与表现风格，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为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另辟蹊径，从而与“京津画派”、“海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曾先生求学于广州美术学院，受教于岭南画派代表性画家关山月、黎雄才等诸位大师，注重对景写生、自然光影，追求“物象之真”。用“景真”对话“造境”，用“自然光色”对话“随类赋彩”，用“代言山川”对话“胸中逸气”，凡此种种，给延绵了千余年的传统山水画，尤其是“文人画”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样式和评价标准，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曾先生的早期作品中，这种影响尤为明显，画面充满的光色的激情和自然生命的张力。后来，又从李可染的作品中，借鉴了山林的逆光表现效果，在浓郁而深沉的树林中留下一道亮丽的光影，使画面更加醒透和强烈，犹如密云下的闪电，给人以力量、透彻的审美快感。

从这个意义来说，曾先生又是一位从传统文化中走来又欣然接受西方绘画语系的浸润的复合型画家。

曾先生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成长经历，以及他的审美取向，让我们在曾先生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曾先生是一位延续了传统文化基因，处处弥漫着人文气息，又敢于拥抱异域文化，吸取众家之长的开放型画家。在他的作品中，老道的笔墨交织着丰富的色彩，幽邃的意境与真切的山川浑然天成，实景表达与散点构建巧妙掺和，形成了贯通古今融合东西的博大气象，审美的维度既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当代，具有更为丰厚的广阔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境界。

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历来就存在“南派山水”和“北派山水”的分野。“南派山水”多表现出秀润葱郁，烟岚缥缈的“平淡冲和”之美，自董源、巨然、黄公望、倪云林等一大批以表现南方山水为题材的画家，“北派山水”则以荆浩、范宽为代表。历史上形成这样的南北分野原因很简单，中国疆域很广，南北地理地貌迥乎有别，北方山势险峻，峭壁悬崖，多以石山，挺拔巍峨，南国则多丘陵，山势平缓，草木丰滋。而古代交通不便，画家难以远足千里，因而多在画家生活的周边环境饱游沃看，自是形成了与地理环境相匹配的艺术风格，南北各异，风格不同。至于当代，交通便捷，日行千里，是时写生于江南，他日又可徜徉于塞北，地理的空间已不再成为制约画家写生的障碍，然则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山水画界存在北方山水和南方山水的两种气象。这大抵有两种缘由：一是地理的本身存在地貌的区别，山川气象是画家表现的客观题材，必然在画中得以体现。二是受地理文化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环境养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性格以及相应的审美取向。有人喜欢“大漠孤烟直”，有人钟爱“小桥流水人家”，这是画家的自主选择，自由表达。除此之外，也有画家超越了这些既定的约束，既画雄奇的北国山川，也画南方的秀美田园，但终归是“南北有殊”，各呈气象。

曾先生的画似乎另辟一家，很难归属于“南派山水”和“北派山水”。在曾先生的作品中，同时兼具了南北山水的气质。有“南派山水”的草木华滋，烟云灵气，又有“北派山水”的雄强挺拔，傲骨巍峨。这种风格的确立，大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曾先生生于四川，常年工作于湖南，而湖南和四川在地理环境方面兼具南北两种地貌，湘北湘东以至于湘南，丘陵蜿蜒，宛若董源笔下的《潇湘图》，犹如“米下山水”一样的烟岚缥缈，而至湘西，毗邻川贵，则山势巍峨，深谷悬崖。四川亦然，既有川西平原的秀韵，也有峨眉、青城山的幽深，更有川藏连接带的伟岸。曾先生执教于湖南，足迹踏遍了三湘四水的田间村寨，幽谷长林。这在曾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澧兰沅芷  岳色湘声》便可略见一斑。该画高九米，长十八米，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纸本国画。作品采用传统中国画“不拘四季，无论西东”的时空观，将湖南最有代表性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蔚为壮观，妙得天然。曾先生的很多作品陈列在代表湖南的公共场所而成为湖南的名片，诸如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机场、火车站大厅、政府办公楼、宾馆酒店等，成为国人和海外人士了解湖南的一个重要窗口。当年琼瑶就因为在机场贵宾厅偶然看到了曾先生的作品而深为折服，半年后特意来长沙拜访曾先生，在观赏了曾先生的众多作品后，深感震撼，极力邀请曾先生赴台湾举办个人展览，并亲自撰文推介。与此同时，曾先生作为蜀地出身的名流，也常常被故乡邀请，所以四川的山山水水也是曾先生笔下的常见题材。峨眉山、青城山、杜甫草堂、武侯祠等代表川蜀风光的地方多次出现在曾先生的作品中。川西平原比湖南的丘陵更为平坦，川藏高原的雄奇更是赛过楚山的伟岸。楚蜀两地的这种双重地貌给曾先生的作品提供了可资表现素材。其二，对艺术风格的自我营造包含了画家的主动选择和苦心经营。我们在曾先生作品中既可以看到画家对宋元以降以董黄公望为代表的“南派山水”的追摹，也有对荆浩、范宽的“北派山水”的借鉴。然而，对曾先生艺术风格影响最为明显的还有当代画家李可染、何海霞两位大师。李可染早期对油画颇有建树，对光感特别敏感，在传统国画中对自然光有意无意的采取了弱化的处理，而学油画出身的李可染先生将光感引入国画的创新之中，尤其是采用逆光效果辅之以大墨块形成的体积感在画面中便可形成强烈的对比，给沉郁的画面醒透出一道亮光而顿觉开明。曾先生参悟此法，在幽谷密林处留出一两株有逆光效果的乔木，宛如开了一扇亮窗，使画面在深沉中轻快了许多。何海霞是“长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取景大都表现西北一带的雄奇伟岸，大小青绿山水成为当今山水画中屈指可数的色彩巨人，极富浪漫与梦幻般的意境。在曾先生的作品中，一方面吸收了何海霞山水画中雄强的气势，另一方面，吸收了何海霞金碧青绿山水的一些妙门，使得曾先生的作品用色既有别于传统的青绿或浅绛山水，也不同于岭南画派的用色，而更表现出具有自家风范的色彩气象：色墨一体，随心而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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