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作家太少，

特别是女作家更少，

冰莹若能回来多好！

朱德

谢冰莹，原名鸣岗，字凤宝，其意在于“凤鸣于高岗之上”。1906年10月22日，谢冰莹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古梅山腹地谢铎山（今冷水江市铎山镇龙潭村）一书香门第。1920年，谢冰莹在父亲陪同下，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她的思想开始成熟，已有了自己明确的世界观，开始树立“替社会一般的广大的民众说话”的文学创作观。

（谢冰莹故居）

1926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女兵。谢冰莹的二哥从报上看到招生消息后，急忙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经过复试，谢冰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6期武汉分校女生部，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批213名女兵中的一员。后来，谢冰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啊，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

军校有铁一般的纪律，每天需要穿着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枪、束着子弹袋，这和以前的舒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谢冰莹更热爱这样的生活。她说：“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5月，北伐军经过武汉时，女兵队奉命挑选出谢冰莹等20人组成宣传队，随军北伐，被编入“中央独立师”，配合卫戍武昌的叶挺部队和西征军南征西讨，迎击夏斗寅、杨森叛军。谢冰莹热血沸腾，觉得自己为革命效力的时候到了，拿起笔在月光下写了一封《给女同学的信》，倾诉自己此刻的心声。信中说：“革命不是口头上喊几声所能做到的……我们不要做个唱革命的高调者，应当做个革命的实行者……革命是要大多数人参加才能达到成功目的的……要唤醒一切被压迫的妇女……一同站在革命战线上奋斗。”

（穿军装的谢冰莹）

行军途中，谢冰莹随部队平均每天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就睡在门板上，或者稻草堆中。但谢冰莹却丝毫不感到劳累，而是非常的激动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女人”，“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激情四溢的革命热情，使她的创作激情像脱缰的野马奔放出来。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空隙，往地上一坐，两膝并拢当桌子，把自己在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急就成章。为防丢失，她把写成的日记和“随意记”沿途寄给她尊敬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请他代为保存。

这些在谢冰莹眼中“不成文学”的日记和“随意记”，孙伏园爱不释手，认为这是“朴实无华，未经雕琢的作品”。孙伏园决定“来者不拒，不予增删”，将其全部发表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接着，林语堂又将其译为英文，在该刊的英文版上发表。1928年，林语堂又将这些日记编成单行本出版，并作序。在序中，林语堂是如此评价的：“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兵，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器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这可以说是最早对谢冰莹创作的评价。

（谢冰莹的成名作）

由于谢冰莹奇特的经历和极富“女兵”个性的创作，《从军日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著名的生物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汪德耀看了《从军日记》后非常兴奋，马上将其译成法文。1930年初，汪德耀将译文寄给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马上将《从军日记》在法国出版。1930年8月初，著名的《小巴黎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军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随后，其他多家报纸也对此书作了报道。汪德耀说：“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了解很少，对中国妇女就了解得更少了，他们认为中国妇女都是些裹着小脚的逆来顺受者，自此始知，中国还有不裹脚的新女性，勇敢的女战士！”罗曼•罗兰还亲自写信给谢冰莹鼓励她在革命的道路上勇敢地前进，他写道：“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现在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从梅山走出的叛逆女子谢冰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闻名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香港文学研究社在出版《谢冰莹选集》前言中这样说：“现代中国作家群中，当兵成名的男作家为数不少，可是驰骋于沙场，后闯入文坛而名满天下的女作家，至今似乎只有一位谢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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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姚帅

来源：湘潮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