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万牛要健笔 所以浑厚能华滋

一一美术史选择与王憨山大写意花鸟画

文丨郭晓川

石涛曾经说过：“画事有彼时轰雷震耳，而后世绝不闻问者。”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相信石涛这句话是正确的。可以说，古今中外，盖无例外。观照今天许多的“轰雷震耳”者，让人浮想联翩，真不知他们将被后世闻问几何。

想必石涛说这话是有感而发。17世纪90年代，石涛到了北京，其作品被当时北京美术界的“主流”人士指为有‘‘纵横之气”。无独有偶，在1917年54岁的齐白石来到北京时，也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其作品被人骂为“粗野”。针对这种遭遇，齐白石后来说过与石涛类似的话：“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之长短。”

其实，历史从来就是不断翻案的历史，也是不断被重新发现的历史。翻案与发现就构成了一部人类史(或艺术史)的“主旋律”。现实社会中人们被更多的现实需求所遮蔽，很难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评价，甚至选择，因此，有些事情需要经过历史的沉淀和过滤，才能给予中肯的认识。无论是科学史还是艺术史，均不能逃脱这一规律。

上述二公所论实际上是涉及到了一个历史基础理论问题，就是价值的评判。如果我们不惮被指为“本质主义”的话，可以大胆提出，艺术史的评判标准最终要落到作品的优劣上。评价作品的优劣仍然是艺术史的首要职能，也是读史者的第一需要。从治史的角度看，优劣的判定最为复杂。由于种种的现实需要，事实往往会被从不同的价值评判基础上进行叙述和阐释，由此必然影响到价值的判断。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评估，是历史撰写的必然延展之路。

价值判断既有绝对性，亦有相对性。从时间纬度上看，价值的绝对性具有永恒性，而相对性则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从艺术史上看，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总是互相交替起作用的。当外部条件起主导作用时，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就占主导地位。相反，在内部条件起主导作用时，价值判断就呈现出绝对性。所谓外部条件，主要是指一些社会、历史、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内部条件则意味着艺术自身的规律及特点。显而易见，石涛和齐白石的观点就是追求绝对价值的表现。发现与肯定价值的绝对性，始终有很大难度。从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的新衣”典故说明着这种难度。在给定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当代人看当代人尤其困难。因此，可以说，石涛和齐白石的不平之言，会永远存在于艺术史的发展之中。

从此规律而言，正如王憨山在自己的叙述中所谦虚地谈到的那样，他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当他迈出双峰时得到了专业界的认可。也就是说，人们是从价值的绝对性来评定这位画家的艺术的。王憨山客观地分析自己得到的这种待遇，是得益于黄秋园与陈子庄两位已故画家的铺垫。这种说法虽然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全面。它的不全面性在于没有将大的艺术史环境置于其中。在王憨山走出双峰时，正值中国艺术史在两个主线上奔行，一个是传统的回归，一个是西方艺术的涌入。显然，经过了几十年压抑的王憨山花鸟画创作顺应了艺术史的发展方向。他那带着浓郁而鲜活的生命气息的画作，无疑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有的论者将之比喻为“一股大风”，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当时的一种感受。所以，王憨山的幸运一方面是源自他本人的创作成果，一方面是大的艺术史环境所造成。

如上所言，艺术史的价值判断之绝对性在于其内在规律性，亦可谓内在条件的满足。中国画的大写意花鸟画具有特定的样式和审美特征、审美习惯。表现手段上亦近于形成固定程式，如笔墨的运用、构图和造型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大写意花鸟画的基本语言单元。王憨山通过常年的勤奋研习，对这些语言有了深切的体悟。一般而论，艺术创作的突破在于方向的选择。而错误的选择必定会限制创作突破的高度。王憨山悟性之高也反映在他的选择上。他自己谈到：“对陈半丁、张书旗的画看不上眼，认为他们画得太时髦光滑，五颜六色，墨少，媚俗，没有文人画气味;对吴昌硕、齐白石却非常喜欢……以后又在书中逐渐接触扬州八怪、八大、石涛、徐渭等，想走中国文入画的路子。”貌似简单的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却要难得多，而选择了又不畏艰难能够坚持走下来的就更是极少数。王憨山的艺术创作方向的选择，是成就他的艺术特色的重要基础。选择决定了他的艺术语言的风格。

由于生活阅历和艺术体悟方面的差异，造成艺术作品整体风格的多样化。王憨山虽然从传统上有所继承，比如他所列举的艺术家，但是艺术风格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王憨山的天赋与实践所致。面对指责，石涛曾犀利地批评道：“今之游于笔墨者，总是名山大川未鉴，幽岩独屋何居?出郭何曾百里，入室那容半年。交泛滥之酒杯，货簇新之古董。”对那些套用前入模式以规范今人之作品者，石涛讥讽道：“自之日：此某家笔墨，此某家法派。犹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耳，鉴赏云乎哉!”齐白石学做诗时有几个诗友，他认为那几个诗友的“书底子”和“作诗的功夫”都要比自己强。但是他也明确宣称自己“是反对死板无生气的东西的，作诗讲究灵性，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因此，各有所长，也就各作一派。他们能用典故，讲究声律，这是我比不了的，若说作些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两位画家谈的是一样的事情。那就是在艺术创作中生活与体悟的重要性。

艺术创作贵在鲜活，非常简单的道理，却未必有很多人能够领悟或在实践中贯彻。看一下我们今天画坛，就可以见出其中的问题。王憨山的方向选择是前提，接下来就是对表现对象和题材的选择。在现代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尤其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像王憨山这样常年生活在农村，自命“田园宰相”而津津于“朝涉青山，暮宿瓦屋”生活的画家并不多见。与农民朝夕相处，过着一种真正的农民生活，这种生活态度，使王憨山的作品充满了真切的关怀。他不是将“虫鱼鸡虾”当作一个个的苍白的、纯粹自我的“符号”，随意或简单地阉割式地运用，而是对这些生灵充满了爱护与关怀。因此，在王憨山的作品中，这些动物、植物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所以，王憨山的作品洋溢着野生的气息，可爱的气息，在中国现代花鸟画画坛可谓无出其右者。王憨山作品的这一特点也迥然有别于此前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一些论者将其比之于当前的某些花鸟画画家，似嫌粗糙。

从艺术风格上看，王憨山完全创出了自己的画风，并且重要的是，他的画风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建设作用的。在表现手段上，王憨山有不同于前人的地方。根据自己生活感受和对艺术本质的领悟，王憨山刻意要表现的是一种强劲有力的韵律和节奏，通过这种韵律和节奏表达出对世界旺盛不息的生命力的赞颂。这有别于前人的单纯的文人情趣，突破了文人士大夫的赏玩。相比之下，王憨山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充满阳光、充满朝气的蓬勃向上的世界，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在笔墨上，王憨山保留着一种不事修剪的生动性，而用笔突出了粗、重两个特性。构图上强调一种力度，一种回环不息的运动感。有论者以为王憨山作品刚硬有余而柔韧不足，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在王憨山的作品中绝不乏一些柔性因素。这些柔性因素恰好与刚性的因素很好地柔和在一起，给人以既雄壮有力又曲尽情致的感觉。黄宾虹诗曰：“力挽万牛要健笔，所以浑厚能华滋。粗而不犷细不纤，优入唐宋元之师。”将之概括王憨山作品的审美特征，可谓十分剀切。从此看，那种认为齐白石与王憨山的艺术各有千秋的论点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王憨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全形成了自己的面貌，不能再用“某家笔墨”或“某家法派”进行简单套用。

王憨山的作品首先是文人的，但是，它又不是单纯是文人的，它还是农民的。王憨山的自幼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来的求学及习艺经历，无不说明他是一个文人出身的画家，乃至后来的题画诗，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他不单单是文人的。他的生活阅历说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文人。在现代画家中，几乎没有这种情况。王憨山的作品就是这样非常奇特的结合。中国近现代的画家其出色者，往往从社会中一路摔打出来。八大、石涛、吴昌硕、齐白石，等等，无不有此特点。然而，王憨山与之相比，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与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亲和力，比过去时代的画家有着强烈的个性。对于王憨山艺术的这一特征，我们或可谓之为人民性。正由于这个原因，王憨山作品中充满了亲切，充满了泥土的芳香，全然没有文人的“酸气”。王憨山将自己的人格特征融入到他的作品中，超出了简单的专业层面。

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写意花鸟画画家创作现状来说，王憨山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理解王憨山更是必要的。虽然，在此前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仍然是初步的，也是粗糙的。王憨山的艺术有更多的值得我们探讨和发现的东西，这首先是美术史的责任。有论者认为王憨山是从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养分，自然是不完全准确的。王憨山的艺术源泉可以说是直接来自他生活的土地，而他的艺术地地道道又从中国的正统大写意花鸟画艺术生发出来。实际上，王憨山的艺术创作其重要性在于他为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史作出了价值重大的贡献。潘天寿曾论到：“以奇取胜者，往往天资强于功力，以其着意于奇，每忽于规矩法则，故易。以平取胜者，往往天资并齐于功力，不着意于奇，故难。然而奇中能见其不奇，平中能见其不平，则大家矣。”窃以为，以此论观王憨山创作，至为允当。

作为一个艺术家，王憨山有其不幸的一面。他的不幸在于，在体悟到了根本性的东西时，还未来得及表实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与历经磨难的吴昌硕83岁的生命相比，王憨山在76岁去世，仍然是令人扼腕的事情。这不只是出乎亲朋好友和期待着他画出更多的作品的朋友的预料，也大大出乎王憨山本人的预料。画家带着更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真是一个悲剧，也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画事业的不幸。但是，值得人们欣慰的是，王憨山在世时就看到了他的作品被认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艺术史上屡屡发生的悲剧。逝于1918年的年轻的奥地利天才艺术家埃贡·席勒(Egon Leo AdoIf Schiele)临终说到：“我的一生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不久，当我死了以后，他们将崇敬和欣赏我的艺术。他们是否会用同样的方法估量一下以往对我的辱骂，对我作品的轻蔑和抵制呢?这种误解总会发生的，对我，对你，对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呢?”这段令人辛酸的话不禁让我们想起许多那些艺术史上让人难堪的案例。虽然，王憨山没有落入这种厄运，尤其在去世后其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是否就已经足够了呢?我认为尚有较大的距离，王憨山留给我们的艺术遗产其丰厚程度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张仃先生在他2000年为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王憨山艺术展》撰写的前言中深情写道：“今天看到王憨山的画，我想起当年可染先生面对黄秋园遗作时的感叹：‘国有颜回而不识，深以为耻!’憨山多次来京，我亦数次去湘，竟缘悭一面，恨不能起憨山于地下，执手相叙，以慰我怀。”张仃先生与石、齐二公的话语在今天听来仍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它们提醒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不要忘记或亵渎自己的使命。

(作者系美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憨山广州画展艺术座谈会之二

(1996年6月)

1996年6月16日～19日，《王憨山画展》应广州美术学院邀请，在岭南画派纪念馆展出。广州美术学院著名教授胡一川、王肇民、谭畅及广大师生纷纷前往观展。19日，由广州美院方楚雄先生主持召开了王憨山作品研讨会。下面是按发言先后，根据录音整理的纪要。

方楚雄(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1991年，王憨山老先生在广州举办了第一个画展，引起了广州美术界很大的反响。当时，我们美院很多学生都去看了。那个画廊不大，但是挤得满满的，大家都很激动，因为王老师那种浑厚、大气的画风，跟我们岭南清新、秀丽的画风有很大差异，所以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事隔五年，今年王老要到深圳去举办画展，路经广州，给我们张治安书记接到这里来展览，我觉得这是送宝上门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五年来的艺术追求和新的探索，这对我们国画系的教学，对我们整个广东的国画界，都有一个很大的促进。王老在艺术上的探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们借鉴，给我们启发。王老这个画展，办的时间很短，前天展览没有剪彩，没有领导讲话，没有花篮，但是看的人很多。第一天，王肇民老先生、胡一川老院长、郭绍纲老师、张治安老师都来了。档次是很高的，我觉得画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展览的这两三天，大家都在很真诚地谈论，谈艺术，谈王老的画，校园里边到处都听到在评论王老的画，这说明王憨山先生的画确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影响。今天，我不多讲，在座的很多老前辈，很多艺术同行、同道，还有一些搞理论的同志，希望能够谈谈自己的看法，能够畅所欲言，王老很朴实，很真诚，因为他也很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郑餐霞(广州美术学院前任副院长)：

我拜读了王先生的画，觉得是一次很好的享受，很好的文化艺术的享受，得到很多启发。王先生的画在北京展览，1991年在广州展览，很多同志都有评价了，那些评价都很好，我都有同感。胡一川老院长说：“王先生给岭南吹来了一股大风”。这股风的确吹得很好，这是第二次了，这是很难得的。一上展厅，我就觉得有一股大气扑面而来。真是大气磅礴啊!可以感受到骨力刚健，气势雄浑，小题大作。这个小题大作不容易，大胆挥洒，胆子大，有点霸气，很好的霸气，人家说潘天寿先生有霸气，说不好，有人说很好，我说潘先生的霸气是很好的，特别在今天，还要有点霸气才行。王先生的画，大格局，大构图，不追求时尚，不追求市场，个性是比较突出的。大概王先生的画，从现在市场上的时流来看，恐怕不一定很合拍，但是不管这些，我画我的画，所以个性很突出。这次的作品同1991年比较，是同一个格调，这几年未受市场左右，并没有变格，没有变调，而是内容更丰富，更有气魄，更泼辣了。从作品来看，王先生具有很好的修养，有比较浓厚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个画家，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没有在书法、诗词上面下功夫，单独靠写生，我看是很难有这么好的作品，这么好的立意，这么好的线条，这么好的水墨韵致。正如王先生在他那个《我的艺术道路》里面所讲的，他刻了一个闲章，是“两分写字，两分画画，六分读书”，他坚持着走学术型的道路，这个很难得，因为现在一般都是以画为中心，以画为主，画画就是画画，书法归书法，书法是书法家的事，诗词是诗人的事，与我无关。王先生写的那个自我介绍，写得很平淡，不加包装，不加渲染，很朴实，实实在在，这种风格是很难得的。我很欣赏张治安先生的几句话，就是说，潘天寿先生死后，没有那一种雄浑之气了，他也没有给王先生排座位，说潘天寿之后就是王先生，但言下之意，王先生的画，雄浑之气是很突出的，没有辱师门，这就够了。王朝闻先生说，不要同齐白石比谁高低，王朝闻先生的这句话也很好，很有意思。现在美术界、传播媒介往往要排座位，说潘天寿之后就是崔子范，花鸟画是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崔子范。前个时期说潘天寿之后是崔子范，而且要同西方后期印象派挂钩，宣传得很热闹，硬是要把后期印象派挂上去，而不意同民间画挂钩，其实崔子范的那种风格本来就是从民间画里来的嘛，他们却不甘心把他同民间画挂钩。我看这个排座位的味道不是很好，王先生就是王先生，齐白石就是齐白石，潘天寿就是潘天寿，潘天寿是老师，王先生是学生嘛，我们还是同一个师门嘛。新闻媒介和一些理论家这样那样排座位，不一定是好事。总的来说，我觉得从大气魄，从笔墨功夫，从文化内涵来说，王先生的画都很高明，画要讲大气，讲雄浑之气。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仅是华南这一带，整个美术界这方面都弱了一点。最近王琦同志有个讲话，他敢讲到这个问题，讲到中国画忽视书法，忽视诗词，缺乏一种阳刚之气。王琦讲的这个问题，是值得美术界思考的。中国画自改革开放以来，百花齐放，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的确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阳刚之气，这是一个很大的削弱，一呼啦，走向柔腻、纤弱、工艺制作，甚至照搬西方的，洋味很重，所以今天应该特别强调一下。这次王先生的画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中国画是要多走学术型的路子，多一点阳刚之气。是不是因为叫作文人画，文人画才要讲究书法、诗词呢?我看不是这样。中国画的特点，就有书法、诗词，这是唐宋以来，特别是宋元明清以来很好的文化传统发展的成果，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该随便丢掉。感谢王先生给我们送来了这么一个画展，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很好的学习。

郭绍纲(广州美术学院前任院长)：

王憨山先生的画，这是在广州第二次展出，看了以后，仍然有一种新鲜感。他的画别具一格，这一格是他自己的心灵、心态，以及他丰富的经历所铸造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总之，跟时风相比，他有一种特别的地方，所以叫别具一格。王先生一生的经历是很丰富的，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具有今天的艺术造诣。他参过军，当过老师，在文化馆干过，我认为他这些工作都没白做，这使他的思维和整个视野都开阔了，最后凝聚到他早年所学的花鸟画里面。我认为，从研究教育的这个角度，前人的经历，再老的画家，我们都应该认真去评说，因为可以从中知道成材的规律。这是我要讲的一点。我所说的王先生这个别具一格，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什么直线条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书法哪种什么体的问题。刚才郑餐霞同志谈到的那些我都很赞赏，就是说，现在文人画该怎样继承，该怎么借鉴。我认为，应当看到文人画的局限性，今天有人继承文人画，单纯从笔墨继承，也是一种局限性。当然，我们教学，也可以说一切最后归结到笔墨，这个人是用什么笔墨，那个人笔墨有哪些特点，但不能把其他的方面都忽略了。文人画有它的优良传统，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天有的人学文人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视野太窄，视点太小。现代文人应该有现代的文人画。像王先生这样的画，应该说是现代人的花鸟画，他有文入画的一些传统，但又不同于前边的文入画，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对于生活的独特的感受，而他这种生活又不是一种以上层的视点来看生活，好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文人或者出世的文人。他不是那种，他是一种入世的，用普通人的眼光、心态来看他周围的生活，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有现代的花鸟画家的代表。应该说，王先生也算是一种风格的代表，今天放眼全国，文人画反映在花鸟、人物、山水各方面都有，但是，多数的局限性于只求文人画之表，而不求文人画之实。你说笔墨飘逸好不好，超脱好不好，很好啊。但是，我觉得王先生的画，没有旧文人的那一种潇洒，他是那种很自然的、很纯朴的一种笔墨功夫，应该不同于一般的那种流行性的文人画的模仿，今天的文人画及过去的文人画，大概一个共同点就首先是文人，然后才有画，否则不能叫文人画。那么，文人的内涵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有文化，至少是诗词、文章、书法、篆刻等等，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我们遗憾的是后来慢慢地局限在光是画，画手很多，而真正的、有代表性的、能够全面继承文人画的一种有内涵的画家确实不多。新旧文人，一个共同点是一定要读书，所以我很赞赏王先生的“六分读书”。这看来好像跟画画关系不大，譬如王先生，这么多年，中间干过很多工作，有时甚至忘掉自己是搞什么的，但是一旦恢复了早年的功夫，仍然是有基础作用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国画界同行应该很好地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的现象，我们今天的文人画该怎么发展，该怎么继承，应该指导我们的后人走什么路，应该说这是我们的职责。第三点，我就想讲王憨山先生的作品。王先生说他的画，要画很多小稿子，然后最后成一张，不是随手就出来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创作态度。当然，他一幅画有时也重复多张，但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而成的画面，这跟我们现在所流行的一种画风，应该说是比较严肃的。当然，有的画家随手画出来，不等于说他就没有酝酿，腹稿也许酝酿很久。我讲这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搞教育工作的应该告诉青年人创作与习作的关系，出了一件东西，是在一些什么关键上来出新的，不是搞一个别人从来没有搞过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实际上跟传统断绝，这个就是新的。我认为还是应该考虑到前人的成果，然后自己又有自己一种独特的见解。我看了王先生的画后，觉得他的画里面还有一种美的情趣。所以，我建议他用自己的画编一本教材性的东西，因为他也当过老师，他画的那些鸡、鸟、青蛙等等，很多造型都是很精炼、很美的，能够再加上一点诗文、说明，是很适合青少年接受的一种形象的教材。王先生是否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点探索。因为我是搞教育的，所以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希望，王先生的作品能够更上一层楼。不过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王先生画的那些鸟类，比如鹰的嘴跟其他方面是不是有点不够协调，有某种平面，薄了一点。就像第一幅，那个大鹰，翅膀好像很粗犷，很有力，但是一集中到嘴上，因为鹰的嘴是最有力的，结果那个地方用笔反而简单了，平了。我记得李苦禅先生讲过一句话，非常生动。他说，我这个鹰的嘴是写出来的，一定要用书法来写。大家观察一下李苦禅先生的一些鹰的嘴，他都是用一些书法的笔调来写的，有转折，有粗细变化，有线条交接关系，所以给人的感觉就很锋利。我这是大胆提出来的，供王先生参考。作为一幅画面，他应该抓住的是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杨之光(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我看王老的画，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是很朴实的。我觉得他是“老天真”。这个“真”字，在目前来讲，不简单，提高来讲，不但是个画画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民族何去何从的大问题。“真”字在哪里?艺术家的真情实感，“真”字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真情，我觉得太可贵了。小孩学老人，少年老成，五岁可以画成齐白石的那个画，我看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是假的，假老。我们去看社会上的画，装天真的也有，那是很可怕的，看多了会觉得艺术没有前途了。我觉得画画最可贵的就是这个“真”字，不管你写实也好，抽象也好，欧洲的大师也好，不管举哪个例子，都是以“真”来征服入，用“真心”来征服人，这是他的人品，他的艺术。在目前来讲，整个风气不太好，假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看到王老的画，觉得有一股清新的感觉在里面。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传统、外界、自我》。我觉得画画有三种力量：传统、外界、自我。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有的人传统多，捕捉、吸收前辈的、古人的多，那么他的画带来一种传统的味道特别浓厚，继承方面多;有的是强调吸收外来的，受外界的影响。那么，这个结果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在哪里呢?外界好啦，一股风，全国就可以整理出几种味道，你可以给他归类，这就麻烦了。我们学校有几个画得很成功的山水、花鸟画家，一些教授、老师创造了一种很好的新的花鸟画，后来，人家跟着你走了，你的风格给人家学到了以后，淹没了你画家本人，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不断地重复，程十发说，那叫作你自己淹没自己。这两种淹没，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王老的画，自我的力量比较强尽管王老有传统的影响，有外来的影响，外界的影响，可最后他突出了自我。我觉得，自我在美术里太宝贵了。书法也是这样，你现在跟王羲之去比，怎么比?你跟古人去比，你学到家了.也跳不出他的框框，必须要有自己的创造。书法的创造最困难，因为传统的力量太大了，你很难跳出来，我们都很有感受。外国人看我们的书法就说是最好的一种构成，一种艺术，他不管自己看得懂还是不懂。所以，看了王老的画，我就觉得他真是表现了自己的特点、性格，画如其人。我以前在湖南和王老见过一面，那是一个诗会，广东诗社和湖南诗社在南岳见面，我们一起画画，那时候印象不深。今天看了王老的画，再联系到那天在我家里一坐，这个人的讲话个性，我懂了，他的画就像他的人一样，别人不能代替，我就觉得很宝贵。关于“画”的话，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我想，不要要求王老在他的基础上怎么改，不用动，你就画你的画，我觉得王老最可贵的就是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那么，王老的画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缺点呢?刚才郭绍纲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发现王老画的鹰嘴，他有他的看法。我倒是不追求这一点，我看画是看整体，他的鸟嘴画得完全不像嘴也不要紧。西方有很多绘画不追求质感，偏离质感。那么，偏离了质感，追求什么呢?还是一个“真”，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真”字上面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我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全面修养的问题。我认为画国画是画修养，不是画质感，不是画光感，也不是单纯的给你露两下笔墨+修养，当然包括郑院长讲的书法、诗词。就整个来讲修养，就是传统的文化素质，这是今天我们画界里最薄弱的一点。我出去走走，再回来，感觉一下，我觉得民族是最宝贵的，不能偏离我们民族的东西。

王老好就好在他保留了民间、民族的东西。如果说我们的画，尽看见外来的影响，我说不算最理想。当然，也可以你走你的路，反正你走你的路，我不去评论好坏，不去排第一第二。讲老实话，艺术是很难排队的。你说怎么排法?你说霸气，潘天寿有霸气，高剑父难道没有霸气?我跟高剑父先生学画的时候，他够霸气的了，我看他用笔，看他书法，画的南瓜的杆子，一样有霸气。这种霸气，不光北方有，南方也有，他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高剑父先生这种全面的修养，在今天来讲，岭南派里边还缺少了一点。全面的修养，的确很宝贵很宝贵。好了，再回到“真”字来讲。我们说“假”，挣钱靠假，画画靠假，你只要假得有办法，你就发财了，你就变富翁了，像王老这样，就发不了财。你要真心诚意地画画，画真感情，那几笔我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不是为了进入市场，以卖画为主，脑筋不钻这地方，你真的表现心态和你的真感情，这个就是“真”。“老天真”不是一般的真，很可贵很可贵，所以我们要学学王老先生，要学王老先生的那种真感情。所有的优秀画家身上都有一种力量，一种什么力量呢?那就是：我的画，都发自心声，心里面的声音，而不是卖弄，不是小孩画老头画，老头假天真，装出来的，卖笑的，卖笑的艺术寿命不长，真的，假老头的寿命不长。现在国内的画界，我认为到了危险期的阶段，三叉路口。你到底走什么路，你假下去?你趁法律还没有全的时候再混下去?你中国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体会过，甘于寂寞真不容易。你说一年没人过问，一年你的画没一个人买你的，你就要想办法了。回想我们的老前辈，多少人在寂寞当中过活，包括外国的、死了以后才在拍卖行卖三千几百万美金的，生前都是寂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道理，就是说艺术家应该怎么做人，怎么画画。

杨之光补充：

我再简单讲两句。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就是一个画家，尤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画家，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宁可保持特点，不要去弥补缺点。这是我一个观点。假如我们把别人的优点去弥补自己的缺点的话，这个就不是王老先生自己的面目了。

郝鹤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王先生1991年那个画展我没看到，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王先生那么多画，我就谈谈王先生给我的一些启发。我对王先生的经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湖南人，上一次来系里面挥毫的时候，人太多，我也没有进去看，没有看这个真人。这一次在画展时见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地道道的湖南人。他的画，也就是那个湖南味。我看一本写毛泽东的书，毛泽东讲，要想中国亡了，除非湖南人都死光。我觉得在王先生的画里面，就是湖南人的这种辣味，那个乡土味，还有那个泥巴味。刚才几位老师讲到王先生的真，我觉得是真。人如其名，“憨山”，这个所谓“憨”是憨厚、真率，“山”是厚重，画如其人，人如其名。另外，我还感觉到在他的画里面有湖南人那种敢斗的精神。他有一幅“诛鼠篇》，画一只猫咬老鼠，写了很多字，还画有几张斗鸡，我觉得这很能说明王先生的性格，嫉恶如仇，敢斗，整个画面上都觉得他敢斗。刚才我讲了王先生的“真”，我们中国一直在讲真善美，我觉得这三个字不要分开。中国画讲修养，讲其他方面，如，诗词、书法等等，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实落到人品。以前，我跟一些朋友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讲提高修养，提高画品，最后就是要念书，我说不对，念书固然重要，但是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品上去，人品不高，读书越多，人品越坏，如果是个文盲小偷，他可能偷得也很低档，如果他知识多，那他做的坏事就更多。所以，我觉得真与善与美要联系起来，到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品，各方面修养好，人品很好，他最后才能画出像王肇民先生所讲的。他哭也好看，笑也好看，如果人品不好，哭也难看，笑也难看。在王先生的画里，他把那种喜怒哀乐，他的湖南人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我很有启发。另外，刚才讲，各人走各人的路，的确是这样。湖南人吃辣椒，我们山西人爱吃醋，四川人又辣又麻，江浙一带喜欢甜的，你不能说王先生的画好，大家就一窝蜂去学王先生的，或者说潘天寿先生的画有霸气，大家都去学霸气。从王先生的画上，我就感觉到，你是这个人，你就画你的画，不要今天看这个人的画好，就跟这个人跑，明天看那个的画好，又跟那个人跑，自己忘了自已是干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有这种情况，这次我看全国美展，人物画都是压扁了的，好像泥巴还没干，一压，都是扁的，很奇怪，全国都一样，造型都变成了那个样。山水除了广东，往北的那些，也好像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约而同地都往那条路上走，好像看人是加了个哈哈镜，看山水也是加了个哈哈镜，这个就不是真的。艺术讲不得假话，一讲假话就觉得画不真，人也不真。另外，就是杨之光老师谈的“穷”，我是不太同意每个人都守着穷，能赚钱就赚，你的画不要去讨好人家，你用你的画把人家征服了，他肯出大价钱，为什么不卖呢?现在我就是缺钱。像阿凡提，皇帝问他，一边是真理，一边是钱，你要什么?他说，我要钱。皇帝说不对，你应该要真理啊。他说，缺什么要什么，你皇帝缺真理，要真理，我缺钱，为什么不要钱呢?当然，我们不要为了钱而改变自己，但是，拿自己的画去征服那些画商，卖大价钱，我说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干，不要穷一辈子，死了，过几百年才卖几千万，或者上亿，那没有用啊，现在卖了，有钱，生活过得好一点，画室大一点，画更好的画，为什么不行啊?我觉得，不要老表扬凡·高，他自己用不到，没有办法利用他的那个钱了嘛。

袁新廷(广州市漫画家)：

我是画漫画的，漫画对于国画而言，似为“雕虫小技”，画贱而人微，人微而言轻。但今天有幸参加座谈，就说几句外行话。我觉得站在王老的画前，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古人说：“登泰山而小齐鲁”。看了王老的画，不能不受到强烈的感染，慨叹传统之伟大。王老的画面，以夺人的气势，慑人心魄的笔墨，拙重雄强的风格，博大深邃的内蕴，征服观众的心，如果有人视而不见，见而不识，只能证明自己的浅薄。王老的画，浅率轻薄者不喜，柔媚甜俗者不喜，孱弱绮靡者不喜，造作务奇者不喜，求正泥古者不喜。这便反过来证明了王老画的品位有多高。1987年长沙画展，憨山先生初出茅庐，在湖南引起极大的轰动;四年后北京画展，又令京师文化界为之倾倒;嗣后，在广州——岭南派发祥地又有如此众多的知音、支持者，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屈指算来，不过短短的10年。10年间，何以会有这样的影响，这样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憨山老师积60年生活与艺术修养底蕴的急速嬗变，所谓“厚积而薄发。我看，王老正是处在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突变期。突变就是飞跃!试将王老数年前的作品与今天的相对照，便会感到他进步与成熟的速度是何等惊人。王老的画变得更为老到沉雄，更为大气，更富含内蕴。从纵的方向说，王老的画是对传统余绪的变革;从横的方向说，王老与齐璜、潘天寿、黄宾虹、朱屺瞻，崔子范几乎在同一时代，各自在传统里觅得一席之地，找到了各自的艺术语言区间。如果说，憨山先生注定要成为一个大师级的艺术巨匠，这并非言过其实。另外，从题材上看，王老的画给我们带来的是乡间的山雨山风、泥色草香，大家都感到扑面而来的是最清新的空气。这对于过惯都市生活的“在朝”派，无疑是具有震撼冲击力的因素之一。本来艺术品就是愈具有地方性，便愈具有全国性;越有民族性，便越有世界性。蛙声雀噪、雉雏猫眠、豆棚瓜架、木筐竹箩皆入画图.可见构成王老画极为鲜明艺术风格的因素，除形式的超拔出众之外，其内容区间的与众迥异也是其中之一。作为王老书画的忠实爱好者，以上是我对王老成就的一点认识。下面谈一谈从王老的一枚闲章“困而知之”所得到的启示。古人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王老则说：“困而知之”。憨山先生在人生道路上，历经磨难，多年与“困”为友，但是艺术家的热情、生活的崇高信念，并没有同其泯灭，而是困而弥坚，愈困愈要画。人生皆有困，三灾八难，五痨七伤，有大困，也有小困，而真正的艺术家，大困不能堕其青云之志，小困更不在话下。凡·高、贝多芬、曹雪芹都是好例子，大“困”出人才。王老也是这样，因“困”成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多灾多难，但中华民族并没有被消灭，经过优胜劣汰，反而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优秀民族。像王老这样的大艺术家，都是“困”出来的。因此王老“困而知之”的印章，是对“困”的感悟与感激的双重表露，一切有志成才者，都会从中得到教益。一个人处于顺境中，坚守信念并不难，最可贵的是处于逆境中的坚持，唯其如此才可能成功，成大功。祝王老深圳、台湾之行继续冲破逆境，一路顺风，大风一路刮下去。

刘济荣(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这次，我细细看了王先生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气势很大，有逼人的感觉。我再看下去，一直看，又感觉到王先生传统功夫很深，有很高的传统内在，但是他的总构图和构思方面，跟传统的花鸟画又有新的发展，很有生活的味道，有很多民间的东西。后来，我又看了王先生的画，觉得他又有自我的存在。他的个性很强.这些画，不是一般的东西，最可贵的就是有自己的个性。最后我就想了，王先生这种味道是什么味道?我看有浓郁的山珍的味道，而不是海味味道。所以我谢谢王先生给我的营养，给我们山珍。

林丰俗(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我见过王老几次，他的画让我很感动，很感动。我觉得，他的画和他的字和他的人都一样，粗粗的，非常特别。他这个画就是文人大写意画，但是他又有别意。大写意画发展到今天，能够有别意，很难很难，怎么王老都想出来了?我从王老很粗犷的用笔，很憨厚的面画，深深受到感动，说明王老的画里面有很好的意趣和魅力。后来仔细一看，我就发现王老的画笔粗而心很细，他对生活的发现，对自己怎么样表达，考虑得很周到。后来再看王老的那个自述，我觉得非常自然。怎么会出现王老这样一个画家呢?这跟他整个的生活道路，跟他艺术的理想很一致。从王老很粗犷的用笔中，我深深感觉到有这么几个字，就是“情深”、“意拙”。他的画表达出来一种纯真、质朴的乡土感情。王老的题材不算太多，常见的画面就是鸡啊，麻雀啊，青蛙啊，小虫啊，猫啊，这些都是生活中常常接触的，而且我们从王老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非常有感情。他把自己的真情和爱讲得很真切，非常真，投入的感情非常深;这个是笔墨之外的东西。另外，王老的画还很有深意，他通过花鸟寄托了自己的很多理想，这说明了他爱真。我觉得很多很朴素的题材，经王老画出来，就有另外的一种感觉了。比如一只母鸡要抱小鸡了，为了要它多下蛋，脚下绑了一只鞋，鼻孔穿了根鸡毛，这个，我们生活在农村就容易看到，但是他上面题的是“遵古法制”，这么几个字就让我们联想到更多东西了，感觉到非常亲切。像这一类画，在王老的画中随处可见。我读了王老的那篇文章，知道王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而且是个读书的画画的人，他把他自己要讲的话，通过画面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我几次见到王老，也到过他的家，总想向王老请教点什么东西，但我没有听到他很多话，他都是拿出画来看，而我觉得也足够了，王老是把自己要讲的话通过画面来表达，把他的心意通过画面来表达，我们看了他的画，好像他已回答了我们要提的问题、要知道的东西了;这一点，很难很难。现在，对写意画的理解各式各样，也有点偏颇，我们经常在街上看到一些人，都说自己是画写意画的，我一看，那画的一般来说是粗笔画，没意可写。我想很多人也都是这样，把画得粗、用笔不够细致的画都叫作写意画，把写意画两个字讲得那么容易。其实写意画并不容易啊!真正的写意画就要像王老说的那样，要读书，要写字，要加强传统的文化素养，能够把自己的新意通过画笔表达出来，至于画笔的粗跟细，我想是并不要紧的。齐白石的画都很简练，但是，他敢于把草虫画得那么精致，敢于把很多很精致的东西也画在画面上，我们就不能够画。他画草虫不是写意，而是工笔，他画的那大荷花才算写意画。所以我从王老的画中，更充分地理解到什么叫作写意画。我顺便再谈谈对王老的画一点不满足的地方。我很同意杨之光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意见，就是说宁可有缺点，但不要忘记自己的特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把握自我。但是，在自我中又怎么来做一些改进呢?王老对造型非常讲究，在造型上做了夸张、变形，通过夸张，变形，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记忆。但是有些画，尤其是画鸡，有点像漫画。怎么区别写意与漫画?我觉得齐白石老人画的那些小鸡，像《他日相呼》，就很有趣。看他笔下的小鸡多可爱，像个小孩一样，但又不太像漫画。但是王老呢，有些鸡，他想把意思表达清楚，就感觉他那个鸡好像一个人一样，瞪着眼睛，感觉有点像漫画，这一点我就感觉还不太满足。但不是所有，只是其中有一部分。我谈不到更多东西了，我还是应该好好再学习。

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在艺术上，没有限制就没有发展。中国有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话当然有点不太吉利，它是先谈成萧何，后是败萧何，所以曾国藩把人家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对王憨山先生的画，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王憨山先生的画，成也在于其野气，败也可能在于其野气，最后看谁战胜谁，是成的那个野气战胜败的那个野气，还是败的那个野气战胜成的那个野气。可以说，人与人之间，体力的差异虽然很大，但不会太大，聪明的差异，好像很大，也不会太大，最大的差异是信念和意志。一个人的信念和意志的差异，那就不是大几分，而是大几倍甚至几十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王憨山先生的画，哪些是由于有野气而成功了，哪些是因为野气而失败了，这倒值得好好地研究。人是没办法的，人总是有局限的，但是这个局限是好事，没有限制就没有发展。东南西北都走了，最后回到原地，可能一点都没有前进，相反，有所限定，可能他就发展了。得失也是一样，人的得失是守恒的，得到多少就失去多少，失去多少就得到多少，关键在于你的价值判断，你认为你失的是不是你该失的，得的是不是你该得的。我最近有时间经常跑到图书馆看画册，我有一个这样的感慨，米开朗基罗这么厚一本素描画册，翻来翻去，怎么搞的，米开朗基罗名气这么高好画还是经常发表的那几幅。又看了一本这么厚的达·芬奇画册，怎么搞的，看达·芬奇画册这么厚一本，最好的还是《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怎么一个人画好画怎么这么难呢?所以我很赞赏刚才前辈讲的话：“不要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怎么在局限范围内打天下，怎么在限制中求发展，这是个大难题。所以我想，在我们中国这个视野里面，我们大概是能比出王憨山和齐白石、潘天寿他们之间的差异的，但是拿到世界美术舞台的大视野里，我就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比得清楚，究竟王憨山和齐白石或者跟其他画家如崔子范的差别在哪里。那是不是为了造成差别就不停地变呢?变到最后不伦不类，没有面貌呢?我想不应该是这样。我最近看米罗的画，看夏加尔的画，我发现夏加尔在早年没有面貌，但他一旦找到自己的面貌之后，就不断丰富各种营养来强化这个面貌。米罗也一样，早期也没有面貌，后来一旦找到自己的面貌，也是吸收各种营养来强化这个面貌。所以，我想王憨山先生可以来一点远源的东西，不一定还是在齐白石或者潘天寿、高希舜这些人的中间吸取养分，比如说埃及的雕塑，或者是德库林的艺术，或者说更远点的东西，像柯勒英的东西，把眼睛放到世界各个极端里面，然后吸取这些营养，结果不是把自己的特点摘掉了，而是把自己的特点更强化了，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像米罗，他广泛吸取营养之后，就更米罗了，更西班牙了，同时也就更世界了。所以，我希望王老这次展览之后，多看一看。我从上次王老办展览到现在，可以说与王老是忘年之交了，我们之间也多次有书信往来，我觉得王老是要认真看看那一些“失之于野”的部分，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找到那些“成之于野”的部分。最明显的是大画，特别是这张大鹏鸟的画，应该说是这次展览中最当眼的一张，也是最差的一张，我是很坦率的，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辈分，多次谈到这张画，觉得不满足。我也同时感到，王老的底气完全可以征服自己弱的一面，可能成为更大的跳跃，更大的超越。我很期盼着这个超越。

张治安(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王老在这里办了一个很好的展览。展览会有多种形式，商业性的要排场，政治性的展览要庄重，这学术性的展览则要朴素。这个展览是个朴素的展览，王老连新闻媒介都没请，我觉得本来是完全应该请他们来的，但是它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学院是个办学的地方，是个教子教孙的地方。我们学院有自己的一套教学体系，但是，经常引进一些新鲜的东西，这对我们教学是会有好处的，因为在美术这块园地里面，在中国画的园地里面，一些耕耘了几十年而且卓有成就的老画家，把他们请过来，他们都有他们很独特的一面，我们教书最可贵的就是因材施教，学生有各种气质，你用一种模式去限制学生，往往容易把学生教“死”，甚至有些个人才智没办法发挥出来。我们把各种风格、各种模样能够引进来给大家看一看，有时播下一颗种子，将来就可能收获一个大师。这种引进很重要，所以我说王老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很好的展览，很感谢王憨山先生。今天的研讨会，我也觉得很不错，大家谈得很诚恳，有的是就王先生的艺术来谈，有的是看了这个展览引发一个有档次的研讨会。如果是个商业行为，那你必须要捧场，但是我们是学术性的，在这里大家说的是真话，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的。刚才大家讲到很多问题，讲得都比较好，大家从各个方面来谈王先生的艺术，这个主题一致，围绕“真”字在谈，我觉得很可贵。有真感情，才能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艺术家。至兴至情，对生活、人生充满了爱，就能去留神那些容易被人遗忘的东西，在朴素中发现美，这是艺术家、画家的本事。我觉得，在王先生画展谈到这个“真”，于这个历史时期显得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个时期假冒伪劣可以赚钱，真的有时不能赚钱，这个时期谈“真”是切中时弊的谈话。现在，我来说说王先生的画引出的我想的一些问题。昨天，王先生一个册页本要我写几个

字，我写了四个字，叫“妙造自然”。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呢?我觉得王先生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写意画最本质的一些东西。中国艺术发展了几千年，从艺术观念上，它带有东方智慧的思辨，它在世界艺术之林里面绝对不弱，这种艺术思辨和艺术实践都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在文化遗产里应该是最璀璨的一颗明珠。王先生的作品是中国文化一种合乎规律的继承与发展，所以我写了这个“妙造自然”，因为反映在写意画里面的形象，不是自然形象的唯妙唯肖的摹拟。现代绘画，一种抽象，一种摹拟，摹拟的你走到近处摸一摸都当它是真的，这两个极端在发展，但是，你会明显觉得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是以牺牲绘画性作代价。中国画高明就高明在它从最早一直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宋代的形神兼备等几个阶段，追求的都是这种自然天趣。而且从宋代的欧阳修到苏轼，一直到明代的董其昌，一直到后来，他们在绘画理论、美学理论与后来的这些人的实践，都带有革命意义。也就是说，从绘画本体意义上讲，中国画不管怎么变都没有离开形，从本体意识上讲是成形的。然后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突破形的制约，来超越对象本身，这是整个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他要超越对象来表现自我。西方绘画最有革命性的，就是本世纪初康定斯基他们搞的抽象艺术，他们把绘画的形象语言分解开来研究，成为色彩构成、点线面的构成、立体构成这些东西，从本体语言的研究来说，这个深度和广度是前人没有涉及的，而且由于他们这种研究跟现代工业结合，就产生了现代设计艺术，影响了中西方设计一百年，那贡献也大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抽掉形象之后，就是形式语言的深化与开拓，但是对绘画本体则是一种削弱，它已经失去了绘画记录形象的功能，一到达达之后，一放而不可收，我觉得他们走的这条路子是离绘画本体越来越远，它是独立于传统艺术国、油、版、雕，各种艺术形式之外的一种新的艺术运动，应该把它单独放在一块。而且他们毛病就出在对绘画本体的削弱，把最擅长的东西给放掉了。你要讲道理嘛，不如去写篇哲学论文，你既然不要形象，你去写篇文章，你要讲故事嘛，不如写篇小说。用绘画让别人猜谜，用绘画本体的削弱为代价，以取消艺术形式来发展艺术，这就是他们走过的这几十年。当然里面有它的合理内核和存在的意义，那有待于专家们去研究。但是从宏观把握，不能不看到这一点：中国画能够到最后发展成为主观表现的艺术，且这样一个过程一直紧扣着绘画的本体不放，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也是传统里的精华。历代成功的画家，尤其是封建社会后半期那些成功的画家，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对对象的超越。王憨山先生的艺术也同样是这种优秀传统的一种积蓄，自然形象经过他的再创造，在再造过程把他个人的生活阅历、气质特点、学养等一切都放进去了，他不是故意在变形，故意在作怪，而是把这些东西真切地表达出来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劳动，难也就难在这。如果随意性地胡乱去变，那就不是真，那就是伪劣，只能自己储之怀抱。自己经过一番消化和再创造之后的形象，才是艺术性的。艺术形象跟生活中的形象是有距离的，艺术真实跟生活真实也是有距离的，真也真在这。正因为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合理继承与继续，所以在王憨山先生的画里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除了他画的是小鸡，是麻雀，是青蛙，是某个什么具体对象之外，还有一种对对象的超越，从形象上有一种张力，有一种冲击力，有一种感人的力度。通过他的再创造出现的形象，出现的画面，有的画有理趣，有的画有情趣，有的画有韵趣，有的画有意趣，这本身就是对对象的一种超越。如果没有这个超越，那就不能成为好的写意画。他有情可寄，有意可写，有对形象的一种再创造，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生活感受，经过自己消化，把它变成艺术形象，这个过程，中国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作“妙造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得我们研究，很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尤其是这种历史时期，当我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价值观、西方的艺术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人把西方艺术标准作为我们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回过头来对传统艺术再研究，再发现，

把优秀的传统部分继承下来，发现下去，应该说是这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中国文化五千年没有中断，几大文明古国就剩下一个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如果我们这代人被知名文化心态或者被西方价值观念、西方文化标准取代了，这代人就是笨子孙。我想不会是这个样，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但

是现在不能不说这番话。我前一段跟学生讲，法国大菜、满汉全席，吃了要长自己的肉，你别吃了法国大菜非得长个蓝眼睛，变成法国人不可。不管中国的、西方的文化传统，里面的精华部分都要广泛地吸收，但是要长自己的肉。一个民族应该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非常有特色地发展起来，壮大起来。作为个人，要非常有个性地把自己的艺术推上去，不管中外、各家各派，吸收了还是要长自己的肉，是为了自己更健康、更壮大，绝对不是吃来吃去，结果自己不见了，就像黎先生说的，我们要民族化，不能化民族。黎先生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他注意到了民族这个本体。我们所有的吸收、借鉴，都要民族化，要壮大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发现民族艺术，使他达到更高层次，为世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而不是在你学的过程中把自己给异化了，如果这样，那就是笨到底的子孙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后代。

王憨山广州画展艺术座谈之一

(1991年12月)

刘君奇(广州电视台文艺部主任)：

社会各界人士都在问：为什么由广州台来办画展?而且为什么首先办的画展的画家来自湖南，而不是我们本乡本土的画家?因此我想先解释一下：王憨山先生第一次在长沙办画展是1987年，当时我们广州电视台刚刚筹建，有一位叫宋平的同志是从湖南电视台调来的，由于这个关系，广州台和湖南台联合为王老拍了一部专题片——《花鸟画家王憨山》。此片拍得比较成功，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了奖。所以我们广州台在1987年就认识了王老，认为王老在艺术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想把他进一步介绍给广州观众。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广州台从自己的社会责任出发，我估计要办画展会首先选择本地的画家。我们广州电视台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支持者，也希望得到广州美术界的支持。我们希望以此次画展为发端，继续把我们广州本地的画家，特别是那些在艺术上卓有成就而又没有真正崭露头角的画家介绍给广大观众，能够在丰富广州文化生活促进广州美术创作中，尽我们一点力量。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意思也是在这里。我个人曾在我们电视台的周报《屏幕之友》上，写了一篇题为《一段友情，一股清风》的文章，谈了对王老艺术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王老有枚闲章：“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说明他首先是个文人画家。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然后把自然现象、自然景物经过一种哲理的升华，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除此之外，我发现王老在艺术上的成功，很大方面是他没有离开大自然，他始终生活在大自然中，很细致地观察自然，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这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对于长期在画室里作画的画家，也是一种启发。所以，我们觉得把王老介绍到广州来，就有这样一个意思，他是一个来自山村、一个生活气息很浓的画家，对我们的都市文化，能够带来一股清风。引进一种清新的气息。我上面讲的这些，只是说明我们的意图和目的，个人的看法只是抛砖引玉，还是请在座的专家学者发表高见。

谭天(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王老作为家乡的老画家来广州办画展，是我们的骄傲。使我们有机会通过这个画展，来传达乡土、民风和艺术的情致。我过去虽然没见过王老本人，但我早巳知道王老在艺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在艺术界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证明王老的画不单单在湖南有影响，已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而且具有这种与全国相当的绘画水平。这里我只说一点，有些资料上把王老宣传为一个“山野村夫”或“农民画家”.我觉得完全不是。虽然王老在湖南山村一呆就是几十年，但王老早年在南京从师高希舜先生，他的文化艺术修养和笔墨功夫，绝对不是可以用“山野村夫”和“农民画家”来比拟的。希望舆论界、新闻宣传与我们能有一种共识。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讲师)：

王老先生以及和他同等类型的画家创作发展的中国画，有很大的生命力，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坚定地否定那种“中国画走向衰落或死亡”的论调。因为有生活，技法和创作的人，对生活的感情是不那么容易败亡和衰落的。在吴昌硕、齐白石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王老先生的作品，感到很受鼓舞。王老以农村的小品情节造成文人画的形式，如小鸡、小鸭那种生动的情趣，干净的笔墨，都令我们感受到一种启迪。他不是很封闭地在一条路子内，即传统的文人画里，因此，看了王老的画，不能简单地说声“好”或“不好”，而是要准确地去把握我们中国的近现代美术史上，究竟是怎样看待同类型现象，同类作品的，或者说，在艺术上如何定位的问题。

胡博(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

湖南是出人才的地方，像画画的以前有齐白石，如今有王老。搞政治的就更不用讲了。他们总的来说，都有一个特点，即独创性，尤其搞艺术的更为突出。像王老，就是把文人画大写意的笔墨，又向前推了一步。这就是他的原创性。以前我认为，齐白石、潘天寿到了大写意画的高峰，也不知再有谁能在他们的后面再有发展，现在看了王老的画，我觉得有发展，他在中国几百年大写意画的笔墨里吸收了一些民间的因素，用痛快的笔墨，把现代农民的那种直率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突破了文入画的趣味。虽然齐白石的画也有这种味道，但他晚年已深居北京，一些农村题材的东西，是回忆创作的。第二点，是王老的生活积累，他是在小鸡小鸭这些题材上来发挥出他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体会。第三点，我谈他的“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这个也很重要，我想跟上面是一致的，即对农村具体生活的观察，在小鸡小鸭或花果等局部的事物中表现出来，即厚积薄发。另一点，王老的画也有一点抽象感，现代感很强。

唐大禧(广州雕塑院院长)：

与王老先生是初识，对王先生画的感觉，跟在各种资料上可了解到各位专家学者对王老的感觉是一致的。感觉到王先生的画很大气、纯真。我在思考，应该怎样看待王先生是一位什么样的画家呢?总的来说王先生的画应该放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入画花鸟画的位置上，只是王先生的画是在今天生活条件下，融进了自己独特的东西。对王先生本人，可用“洁身自好”来形容，洁身就是指目前他处在农村这样一个环境，他的专注跟这个洁身是有关系的。

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人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处境，关键在取什么，舍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得失是一样的。关键你要什么，不要什么。王老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长期蛰居农村，取的是刚健雄强、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我有这么一个看法，放在世界文明史上来看王老的画，基本上取了中国文入画传统里质朴、清新、刚健的一面。这一个特点，也是现代人们所希望的，也是中国当前太需要的一种创世纪的精神。中国社会即将走向21世纪，21世纪，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唱主角，中国艺术应与时代合拍，当然也要有所作为。那么，第一，王先生将来怎么办?我建议王先生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要把尺度越过齐白石和吴昌硕、八大，开始与世界第一级的大师较量比较，不单在中国文人画里面创造自己的面貌，与世界一级大师放在一起，你怎么以自己的独特面貌出现?第二，中国这个社会必然要面对商品经济，虽然有负面，也有积极的正面。中国、国际上还是要买卖画，这是不可逃避的。从山野到城市，是一个大转折，同样会带来新的笔墨，新的造型。这种大运转，能不能与世界一级大师进行较量，带来新的笔墨?

郑玲(株洲市文联)：

18岁的青春，是上帝的恩赐。80岁的美，则是自己的创造。王老先生以他充满青春气息的画，创造了80岁的美，这一点我很感动。王老先生的画在广州展出，有他特别的意境，因为在广州，我不能说广州就是文化的牢笼，人们只为经济生活奔忙，心理紧张。王老先生的画有一种安慰人心的力量，有一种减浊的作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那乡村的清音，现代人很需要。从中得到安慰，得到休息，再去奋斗。对美术我是外行，可说不懂。我是写诗的，我用对童话诗的感觉，对待王老先生的画，感到一种安慰。王老先生的画既是在传统河流中流动，气质上又接受现代派的手法，能够进入世界艺术之林。我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王老先生的画的，感到王老先生的画，充满了文学，充满了诗意。

张治安(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首先感到广州电视台办了一件大好事，王先生的画丰富了广州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是要充分肯定的。我与王先生第一次见面，看了展览印象很深，概括起来为八个字：“力劲气厚，韵高情深”。站在他的画面前，首先感到有力度，笔墨、构成形式，给人以开张的力度。气厚是含蓄，又无柔媚之风。自潘天寿先生之后，中国画越来越纤细、柔弱，过于强调潇洒，强调完善之态(指笔墨，而不是构图)。我曾在看了潘先生的遗作展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旬还记得：如今谁追如椽笔，横扫千军起大潮?潘先生死后，中国花鸟画没有那种雄浑了，所以，看了王先生的画展，非常高兴。传统花鸟画，虽然只画一枝花，两只鸟，但画超越了所画形象。力度，境界，气度，是花鸟画的生命。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气度，个人气度要与时代合拍。中国传统花鸟画，写眼前小景，寄天外激情，离开这点，就不是写意了。所以，我对王先生的画印象深刻。韵高情深，是讲能够动人，要有感情，对生活要有激情。商品社会，人们容易为金钱物欲所左右，很难做到一往情深去追求艺术。情深，一往真情去对待生活。动人在于情深，全身心投入去了，不是牟利等别的目的。没有情深就没有韵高。

从王先生艺术引开来的，是与信息社会、现代生活合不合拍的问题。我觉得现代生活更需要表现自然的艺术，现代化的社会越觉得自然的可贵。正如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把园林引进室内，会场里要摆上鲜花、盆景一样。反映大自然的艺术，过去、现在、将来都需要，永远不会过时。艺术家可以全方位地探索、去表现生活，有人表现现代化工业，有人表现信息时代，有人表现田园风情。反映田园风情，从哲理、诗的境界反映出大自然、反映田园风情，同样是人的智慧，要永远存在下去。人类发展下去，艺术你想离开自身发展规律.离开中国传统，等于揪着头发想上天。我认为，西方所谓“行为艺术”不是艺术发展，那是艺术形式的自我取消，不是我们追求的本意，也不符合我们的国情。谈创作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谈原创性，要放在一定的范围，无休止地扩大化，就谈不下去。

方楚雄(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几次看王老师的画展，感到王老师的画有一种清新的泥土气息，一种内在的力量，能净化人的灵魂，值得我认真地去学习，认真地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认真地去做功夫。

胡一川(广州美术学院老院长)：

岭南画纤弱无力，没有中华民族的大气，王先生的画一到岭南，就像一股大风吹来了。我今年81岁了，原是画油画的，没有什么打算了。看了王先生的画，感到很受鼓舞，决心转人中国画试试，在晚年争取也能提起笔来作点贡献。

王肇民(广州美术学院老教授)：

我也八十多岁了，又体弱多病，多年没出来看画展了。感到中国画要创新，离开传统创新是很难的。有些人就死在传统里，而王先生的艺术：既是传统的，又有新意。

郭绍纲(广州美院党委书记、院长)：

王先生的画有一种阳刚之气，笔墨淋漓挥洒自如，看了令人振奋。我建议王先生的家乡——双峰县，要着手筹建王先生的艺术馆。王先生的艺术，在当今中国花鸟画坛，独树一帜，很值得学习、研究。

王憨山画展在中央美院举行座谈

(1991年9月)

1991年9月14日至20日，《王憨山画展》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中央美院师生及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观展。下为同去的协助画展工作的双峰县文联主席朱剑宇在陪同部分教授、学者参观时所作的现场谈话记录。(原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等一些教授的谈话，因不是由朱陪同而未记，故缺)

姚有多(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

憨山先生笔墨既有传统，又有现代意识，简练，造型也好。传统功力加上他的艺术个性，变了，化了，尤其是鸡，动态感很强。没有生活无此笔意。鸡最成功，鸡是活的。

韦启美(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

大写意能有自己的风格就不错。笔墨讲究力度，画面构成简洁，耐看，空间好。不耐寂寞画不出这样的画来，难得，难得。

广军(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版画家)：

憨山先生话不多，但画里的话多。他的传统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执著追求一种高的境界。不能说没有败笔，但败笔中也可看出真诚。

周建夫(中央美院教授)：

憨山先生的画展在我院展出，好像一股大风来了，一个很大的声音来了。

高润喜(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教师)：

憨山先生的鸡，造型生动，又不像生活中的，很可爱、很有灵气。是他新的感受的东西。总的感受，憨山先生的画，简比繁好，应向简发展。画中充满生活情趣，又似乎把一切看得很淡，宣扬一种善的、豁达的人生哲学。图章、题款要讲究点。一个小品盖个大图章，显得不大协调。

杨延文(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画师)：

王老独处农村，才能保持这样一种高格。六十多岁，正是好时候。我主张每个人都搞自己的东西，才能显出各自的追求，各自的艺术个性。中国画就是一个大字，作品大不起来就不行。王老的画，大气!任何人是捧不起来的。中国花鸟画成就太高，要赶超谈何容易!王老在形式上很有特点，构图奇特。构成就是形式。王老的画风如刀劈斧砍。有些又注入现代意识，只凭感觉。如《细数游鱼》，一池秋水，两顶荷叶，一群游鱼，你眯着眼睛看，就是那么回事。

王老在画中还加入了民间的色彩，可说是得天独厚，很沾光的。不要过于拘泥于形式，要舒展。如这幅《红叶》就很舒展，立意也深。农村题材还可拓宽。设色要从固有色中跳出来。在新的画中的确与人有一点不同，人们就会承认。不要死抱住某些方面，譬如齐白石的影响。现在全国花鸟画比较弱，就是突不上。清代到现代美术史上，自八大、石涛到吴昌硕、齐白石，花鸟画成就高。相比之下，当时的山水人物画就比较弱。解放后，山水人物画有所突破，花鸟画处于低谷，构成单薄，不长即短。我觉得王老要更向农村发展，不要受程式化影响，保持乡土气息，不要向城市靠近，也不要受某些现代理论的影响，还要画人们不曾熟悉的农村生活。出新，不能似曾相识。

刘小岑(中央美院教授)：

有人说，发展国画，除了传统和生活，还要吸收西洋手法。我认为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普遍真理。中国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发展?有些人一说传统、中国气派，就是旧的。我看应该走自己的路，自己发展自己。憨老的画就有突破，突破了吴昌硕，他已经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定位置。有了立意之后，表现的办法就成为主要的东西了。要尽量发挥他的艺术个性。要与别人拉开距离。不要与自己拉开距离。与人接近，把自己丢了。像这幅《鸡冠花》追求立体感，那幅《红嘴鸟》，画了雪山的背景。你追求西洋手法，无法与油画比。不能丢掉自己长处去追人家长处。追不上，自己也完了。艺术是主要的，时代精神，时代感也是必要的。总的来看，这是高层次的东西。低层次的人不一定喜欢。但一个国家需要，否则就没有文化了。像陈景润的数学，多少人懂!没有行吗?

双峰座谈

1987年5月20日至26日，《王憨山画展》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大楼展厅展出。画展结束后，湖南省文联负责人、著名画家陈白一、著名作家莫应丰，《光明日报》长沙记者站站长张祖璜等12人送王憨山回双峰;在双丰县招待所小会议室与双峰县有关党政领导举行了座谈(王憨山因故没有出席)。下为双峰县文联主席朱剑宇在座谈会上对讨论发言所作的记录摘要。

陈白一(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

这次王憨山同志的画展，震动了湖南艺术界，省地有关领导与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开幕式。

后来，焦林义同志(当时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主任)来了，评价甚高。认为湖南出了这么一个画家，了不起。美术界认为是近几年来最成功的画展，省师大副教授黄琦每天都去，师大还邀请了王憨山同志去美术系讲学。新闻界也特别重视，《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省电视台、广播电台都作了报道。《光明日报》报道湖南美术界，还是第一次。省电视台还准备录制王憨山同志的专题片向中央推荐。下面我对王憨山同志，谈几点看法：

1、王憨山同志的作品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个性突出，风格独特，在花乌画中独树一帜，既有时代感，又有生命力。作的作品很有气势，大气，又具有内涵。这因为都是来自生活，长期扎根基层，在农村，所以有生命力。

2、王憨山同志名如其人，为人朴实，不虚夸，兢兢业业，淡名泊利。对创作一直在执着地追求，求真、求新、求深。

3、像王憨山同志这样的人才，湖南过去没有很好重视，多少年来注意不够。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如省电视台加强了宣传。这次首展，引起重视，因为画展有他自己的东西，不是吹起来的，我对双峰表示祝贺，这也是双峰的荣誉。总的评价，他在全国都有一定分量，将来可能成为一大名家。有人把他与齐白石相比，说是“白石再世”，省文联党组感到有必要来一下，向县委汇报。有两点提出来请县委考虑：

1、湖南准备把王憨山同志推出去，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有些地方已在邀请他出去展览。画家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各方面的工作，文联当然要做，还要请县里给予支持。出去前，作品要充实，要提高，有些条件要为他创造一些，如宣纸太差，笔墨效果达不到。所以不论是精神上，经济上，

希望县里给予支持。一定把他介绍出去，请县委重视这个事。

2、这么一个老同志，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县里是否可以考虑适当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如参加政协等等。

莫应丰(著名作家)：

我们来首先是向县里表示祝贺的，感谢你们对文艺事业的支持。当地不支持，王憨山同志也做不出成绩来。刚才白一同志讲的两点我有同感。王憨山同志既是省里的人才，更是县里的人才，希望不要埋没了。请县委考虑。

张祖璜(《光明日报》驻湖南记者站站长)：

王憨山同志数十年来一直在艺术中追求，经过准备、酝酿阶段，现在终于喷发出来了。这与他的家庭、他所处的环境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对我们研究人才的成长很有启迪。王憨山同志出在双峰，是双峰的骄傲。他对双峰，对自然，对自然界中的花鸟虫鱼，有很深的感情。我听说，他为家乡集资办学，将卖画所得的24000元全部捐给了学校，这次在长沙办画展，自己却住在火车站对面旅社的大通铺上，原因每晚只收一元的住宿费。所以说，王憨山同志不但画品高，人品也高。我们准备宣传他，多多宣传他。

杨福音(省著名中年画家)：

这次王老的画展，从规格，从影响都是很大的。画展结束，省文联领导送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我们是搞绘画的，懂得出这样一个大家很不容易。我们来向县里宣传，下一步工作是准备把王老推到全国去。王老65岁，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是省文艺界的大事。我评价是“白石再世”，将来肯定是双峰的一个骄傲。现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美术》杂志、《光明日报》等全国性的报刊，都准备介绍他，省电视台还要搞他的艺术专题片。我们希望王老这次回来，闭门谢客，奋斗一年，冲向全国。王老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中年画家都很推崇。“文革”后出现这样一个画家并不奇怪，“文革”压了十年。四川有个陈子庄，江西有个黄秋园，都是死后才为大家所发现。王老的艺术与陈、黄可以媲美，但王老健在，身体好，所以很有希望。

黄定初(省著名中年画家)：

这次王老师的画展获得很高的评价。王老师经得起历史的风雨，历史的考验。如果王老师没有取得成就，不会惊动这么多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来，特别是莫应丰、陈白一等主要领导同志来。说明省文联高度重视出人才，出作品。这次凭我个人了解的情况，许多人搞画展搞不起，王老师不但搞起了，而且很成功。许多领导来看画展，看得很仔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车文仪把王老师所有展品的题款题诗都抄起了，整整51幅。车部长第二天又来了，一看就是一个下午，说明王老师的画经得看。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总编傅白芦同志对王老师说：“我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祝贺您!祝贺您!”我也是双峰人，双峰出了这么个画家，生于斯，长于斯，画于斯，双峰应引以为自豪的。除了他本人继续努力，也希望县里领导给予支持。王老师的画，纸很差，墨很差。画画要本钱，这次，王老师家乡的乡政府给王老师无息贷了2500元，又借了2300元，从精神到物资上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很有远见的。我们中国出人才，出作品，对搞好国际文化交流，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台湾的回归，都有好处。因此，请县委领导对支持王老师的问题，王老师加入政协的问题予以考虑。

刘左钧(湖南画院画家)：

我原是《长沙晚报》美术编辑，现在湖南画院工作。70年代就感到王老的画很有特点，这次看了画展，更感到气势不凡。这不是故意吹的。美术界确有吹风，但王老淡泊名利，从不求人。是我们发现了他，感到应该把他介绍出来的。王老是憨厚人，踏实人，从不自吹自擂，终于一鸣惊人。很多人都是默默无闻地干出来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是压不住的。靠吹，不过是过眼风云。历史是公正的，大浪淘沙。这是双峰之福，湖南之福。在山冲角落里出了这么一个画家，是双峰这块土地哺育的结果。学术问题还需探讨，王老的画也需进一步提高。王老才63岁，齐白石70岁才出大名，王老身体好，有时间，大器晚成，有条件成为大师。

贺戡黎(中共双峰县委宣传部部长、文联主席)：

首先感谢省文联、省美协、湖南师大、省群艺馆的领导，《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对我们双峰文艺工作的关怀和指导，我代表宣传部、文联表示衷心的感谢!双峰文化基础不薄，但对画评不出道道来，自己不识宝，对王憨山同志支持不够。宣传部、文联工作做得不够。县委领导是重视文艺工作的。这次画展，由于种种工作，县委领导没去参加，我们一定好好向领导汇报。

李和平(双峰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

我分管文教工作，但不懂行。王老师卖画集资助学，我才知道他会画画，直到今天才见面认识。所以，就怎么发挥王老师的作用，我们做得很不够。省文联领导同志的意见，对我们是个鞭策。王老师为宏扬国画艺术，花了大量心血，值得尊敬。我准备在县长办公会上汇报一次，组织一个小班子，到王老师家里去慰问。县政府有责任去关心，去支持。尽管我县财政有赤字，必需用的钱还是要用。建议县委常委再讨论一次。

李麟光(中共双峰县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

首先感谢省里有关单位主办王憨山同志的画展，感谢省文联各位领导、各位画家又光临双峰，关心、指导我们双峰的文艺工作

王憨山同志，我们认识很久了，他的画我也看过。对他，我的印象是：个性厚朴，没有花架子;退休后卖画集资助学，德行好。这次画展，因我生病住院，没有去。记得县委常委研究过一次，对画展表示支持，由文联、文化局具体负责。文联、文化局各适当支持了一点。这次，对王憨山同志的发现，是省文联、省文艺界的功劳。他一直从事美术工作非常不容易，省里如此重视，县里责无旁贷。我们准备做三个工作：

1、宣传工作：这是双峰的骄傲，湖南的骄傲，使大家都认识王憨山。

2、支持工作：首先是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继续前进，更上一层楼。他的画不光是他个人的作品，而且是精神文明的财富。经济上也要支持一点，常委再专门研究一次。当然，县里财政有赤字，也希望省里能支持一点。

3、联络工作：主要由县文联具体负责，协助王憨山同志对外联系，对内通报，及时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使他集中精力画好画。

责编：刘瀚潞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