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

这是2019年8月31日在湖南大学杨度研究座谈会的发言。

▲杨度齐白石题杨补之梅花合卷（1928）。他俩都是王闿运的弟子。

我对王闿运有一点认识。少年时代读他的诗文集，岳麓版，当时读不太懂，只是感觉他在湖南很重要，後来做湘军研究，学习历史，渐渐觉得这个人不仅重要，还特有趣，曾经想过要给王闿运做一部传记，只是现在也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出现在王闿运晚年日记与文集里的杨度，让我印象深刻，杨是王的弟子，又是姻亲（度妹杨庄是王闿运儿媳），然而关系奇怪，他们一会儿亲近，一会儿决裂，于是又知道了杨度的一些事情。

就像刚才张（仲民）老师讲的，我觉得研究杨度，目前来看，史料方面的工作非常欠缺。真要研究的话，除非是谁想给他写一部传记，自己做史料准备工作，至少公开出版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原来出过他的日记，质量不佳，现在好像也没有修订，此外，有没有未刊日记，也不知道。那么，对杨度研究中心来说，这是当务之急的工作。

刚才（夏）金龙兄讲，要做一个年谱长编。其实，我对年谱长编，尤其是现在的年谱长编，有一个非常负面的看法。近代史的史料，对学者来说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尤其现在有各种数据库，各种电子化工程，再要编这种长编的话，很容易。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迫不及待的工作。现在出来很多年谱长编，哪怕是不那么著名不那么重要的的历史人物都有年谱长编，并不是因为现在学者的学术水平提高了，而只是因为数据库，因为电子化带来了便利。只是一个捷径，对争取项目有帮助，学术上意义不是很大。

我们有别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做一部真正的详细的传记。不必追求所谓客观的传记。客观这个词本来就不好讲，在辨析史料的时候，在处理史料之间联系的时候，可能要客观，讲一些基本的逻辑，用一些朴素的方法，但是，一旦去建构对历史的叙述，世界上没有那个作者能做到客观。此外，特别像杨度这样的人，我还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如果要研究他，可能要研究三个杨度。

第一，历史上的杨度，或者说真实的杨度。这容易理解。

第二，当代的杨度。不论是情感的投射，还是思想的寄托，有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研究他？为什么要研究那个时代？他这个人，他的时代，到底有什么东西真正触动你？除了那种上头布置的项目，或者出于相关人士与组织赞助的写作，譬如今天在座的杨氏後人，我觉得，学者由衷要研究他的话，肯定是与学者本人及其社会与时代有关。那么，杨度，以及其他近代人物，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是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处于这个历史进程之中，我们不是後来者，他们也不是古人。杨度跟我们隔一百多年，我们其实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一百多年前他讨论的问题跟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也差不多，还是那些问题，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质量还比不上民国初年乃至清代末年的讨论质量。因此，我们要研究他，这是当代的杨度。

第三，未来的杨度。什么叫杨度？刚才麻（天祥）老师桑（兵）老师讲到宪政的辩证，我受益匪浅。原来那并不是真正的问题，那是我们接受了对近代史的官方主流的叙述之後，给人都贴了标签，这人是保皇的，那人是立宪派，这个人是革命派，那人又是什么派。人人都有标签。其实，他们只是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追求个人的名利，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有了这么一生。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太多我们今天的这些思考，这是肯定的，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那么，我们在今天，应该放弃原来的叙述，重新研究这些人，放弃这些标签，于是才能发现未来的杨度。

为什么说是未来的杨度？因为我们还处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杨度没能解决，让他产生疑惑的那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但是，他当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却认为可以居高临下去批评，因为他是不成功的尝试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局面是一个最优答案。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在学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有没有可能，当时他们那个方案其实更好，我们应该虚心学习，或者认真观察，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他已经死了，但是他也可能在未来等着我们。

这是我建议在三种时间维度研究杨度的理由。并非所有的近代人物，都需要这样研究。譬如说他的老师王闿运，我很喜欢他，但是确实没有太多可研究的价值，因为王闿运没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他在晚年已经放弃这一切了。袁世凯当皇帝也好，不当皇帝也好，宋教仁是反贼也好，是元勋也好，他都不管，谁发红包，王闿运就说谁好。他已经放弃他在政治上的原则与信仰。他长寿，然而在他生前的十几年，他的人生就已经停止了。历史上这种人，我就觉得研究价值不是很大。杨度在目前来说，确实还是一种宝藏人物。

再说说“投机”。孟老师讲不应该说投机，我觉得讲投机也行。那时候没有什么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湘军崛起之后才有的。这个省的人在中国历史上被长期边缘化，接近两千年，突然清末崛起了，然後湖南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上又占据很多有利的位置。东南的财富也搬运到湖南，湖南迎来了大发展。新的思想，新的人才，都到了湖南。这时，才会慢慢形成所谓的湘学，有所谓湖南人的精神，才有今天我们说的湖湘文化。不过，创造这一切，经历这一切的当时的湖南人，对本土精神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那时的湖南人，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形容，就是“暴发户”。破落户才有文化，暴发户是没有的。不过暴发户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运气，如果他们能把握住，前途无量。因为当时很多重要的政治经济的要路津，都由湖南人占据，所以作

为一个湖南年轻人，比其他省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很容易参与进去，像杨度这样的年轻人，毛泽东这样的年轻人，他们都占了这个便宜。其他许多地区的年轻人就没有这种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不必再说杨度投机，也不用说他赌博。此外，刚才陈（先初）老师讲的霸气傲气，我觉得这也需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才能找到一些接近于真相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一些胡思乱想，我讲完了。

责编：万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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