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甘建华
帮着家里收过早稻、搞完双抢之后,皮肤被晒得黝黑的我们,重又背起书包,来到附中岭上,开始初中两年(1977-1979)的走读生活。从我家荞麦皁到学校,途经茅洞桥老街,只有两里多路。路旁有相识的爹爹娭毑,打趣我们是“秀才老爷”。校长则在开学典礼时庄严宣告:“你们现在是小知识分子了!可以考虑承担天下使命了!”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从《中国青年报》上了解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每每让我们激动不已。甫一进校,就听闻邓小平重新出山恢复工作,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正式对外开放,数学家陈景润的感人事迹,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等等。老师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一个个眼睛全都泛着亮光。叶剑英元帅的诗歌《攀登科学高峰贵在有心》,张贴在学校的公告墙上,立马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我现在依然记得这四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另一首《八十书怀》尾联为世所颂:“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我至今还记得几位年龄较大的老师,在操场上摇头晃脑地吟哦的情形。
那一年,歌剧《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演,我前前后后看了四五次。音乐老师刘诗古先是在我们班教唱《手拿碟儿敲起来》,结果别的班级都停课了,全都跑到我们班窗外学唱。学校临时决定,其他各班都改上音乐课,刘老师站在操场上挥舞双手,指挥大家齐唱《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头发一甩一甩的,那个样子真是帅呆了。街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闻讯赶到学校来看热闹,被师生们的情绪所感染,许多人也跟着一起唱。结果那段时间,茅洞桥到处都能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刘老师又适时地组织学校文艺宣传队,组织两个年级长相好、嗓音脆的男女生排练,指名由我领唱,齐聚在金秋的阳光下演出,竟然轰动一时。连公社和附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跑来观看,嗣后将刘老师狠狠地灌了一顿胡之酒,弄得三天过后,他还对我们直嚷嚷:“头疼啊!头疼啊!”
这一年年末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全国恢复高考,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听到从广播里传来的消息,茅洞桥许多人都不敢相信,到处互相打听:“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平时看书就头疼、宁愿去挑土的我家姨妈,赶紧跑到学校找老师借书,可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哪里管用啊!那年有许多青年因此而改变了命运,看到他们及其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们也增添了“读书有用论”的动力。到了第二年,国家决定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校,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更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和必胜的信心。那时茅洞桥再吝啬的父母,也会从牙齿缝中抠出钱来,到镇上买些桐油和灯盏,供儿女们夜晚读书做作业。
1978年是一个大年份:在国家来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在我家来说,返城重新吃上商品粮,父亲的问题也随之平反,原单位青海油田来函催他即刻回去工作。年逾古稀的祖母高兴得直流眼泪,反复摩挲着我和弟妹们的头顶,再三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啊!我们全家要世世代代感恩邓小平啊!”
有一天,上课铃响了,周道炳老师腑下挟着一本杂志走进教室,先是沉默有顷,之后低沉地说:“这节课咱们不上英语了,我给同学们念一篇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现在想来,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面听人朗诵,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朗诵家,但在当时的我听来如闻天籁之音。我第一次知道谢惠敏、石红、宋宝琦的名字,听到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尤其是描写张俊石老师的那一段,宛若是对周老师的人物速写。“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第二学年下半学期,我们似乎有些情窦初开了,眼中开始有了女生的影子,有些大胆的女生也学会了抛媚眼。学校新招了一个补习班,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社会阅历也比我们丰富,情书在男女生之间传递飞扬。我们截获时聚在一起欣赏,一个个笑得乐不可支,连池塘边的夹竹桃花和蝉鸣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这一年,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女排,知道主教练是袁伟民,主力队员有孙晋芳、张蓉芳、郎平等人。她们的个子那么高,她们的形象也那么高大。她们在亚洲女排锦标赛中,以3:1击败当时的亚洲和前世界冠军日本女排,首次称霸亚洲。从此,“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一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
这一年,也是辉煌的八十年代的前夜,千军万马正在做抢渡文学这根独木桥的准备。我已经读过《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边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长篇小说,读过中外诗人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读到翻印的食指诗歌《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用节余的零花钱,买到了朱自清、杨朔、孙犁的散文选集,甚至拥有了两个纸箱的藏书。
这一年,我还读到了两位湖南作家的散文:一是蔡测海《刻在记忆的石壁上》,歌颂湘西山区的小学教师;一是杨里昂《油茶花赋》,歌颂湘中雪峰山区的农民,它们都润物无声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曾经离我那么远的两位前辈作家,多年后在长沙相逢相识,竟然结成忘年之交,也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责编:刘瀚潞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