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各方共同努力下，由程潜、陈明仁领衔的37名将领，于1949年8月4日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所属13万人休兵罢战。8月5日，唐生智等104名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和政府官员、黄雍等140名在乡军官发表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将军和平起义。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城，正式宣告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是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创造了北平、绥远和平解放之后的“长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浩劫，开启了湖南70年的壮美征程。今天，让我们追昔抚今，再度阅读那段历史的细节。

作者丨刘士明

(作者为地下党长沙特支书记、长沙市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之子，湖南旺旺医院原党委副书记。)

伯陵路上的擦鞋匠与“红旗特务”

1948年9月初，一位身着旗袍、戴着墨镜、个子高挑瘦长的富家小姐，走进了东庆街一条小巷内的平房前，与18岁的女青年龚克利接头。这位自称胡曼玲的富家小姐，是来自新四军5师的地下党员，真名叫陆方。中共中央上海局将她派往长沙，任务是为接手中共长沙特别支部打前站。

1949年1月，长沙伯陵路(今蔡锷路)上出现了一位自称王益林的擦鞋匠，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其他擦鞋匠和军警、宪兵的注意。两天后，这名山东口音的擦鞋匠就在伯陵路上消失了。原来，这位擦鞋匠就是新到任的地下党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他与同样装扮成擦鞋匠的长沙特支联络员接上了头。刘晴波与陆方顺利地找到了特支书记陈克东，接管了长沙特支的领导工作。

1949年，中共上海局在长沙已建立了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长沙市工作委员会。长沙特支是中共上海局在湖南系统内单独活动的、惟一一支不属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敌特、警宪人员始终未能侦察到这支地下党组织的存在。但高度警觉的长沙市工委地下党员屡屡发现有一些无法确定身份的人也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市工委于是派专人去香港，与上海局香港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要求澄清这些神秘人物的身份。

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接待了市工委的同志，听了汇报后说：“上海局的事你们党组织不要管。”这句话实际是在暗示市工委的同志，但他却没有听明白。市工委的同志从香港回长沙后错误地传话说：“上海局在长沙没有另外的党组织。”市工委通知下设各支部：这些身份不明的人是国民党派来假冒共产党的“红旗特务”，要加强防范。

直到1949年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由上海局演变而来)的指示，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工委合并后，省市工委的地下工作者才知道这些所谓的“红旗特务”其实是自己的同志。

火后街8号的来客与“半公开活动”

刘晴波与陆方

长沙坡子街火宫殿西侧的火后街8号，是军阀毛秉文的一栋公馆。1949年7月底的一天，一个矮个子山东人领着两个人向火后街8号走去。街坊邻居向山东人打招呼：“王先生带客人回来啦!”王先生指着随行的高个子对邻居说：“这位是孙健大哥。”指着另一位中年人向邻居介绍道：“这位是唐先生。”三人在附近遛跶很久后，进入了火后街8号。

8月1日，来了一大批人抬着办公桌椅进了火后街8号。接着，市电讯局来人架设了电话线并派来话务员，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在公馆周围站岗。街坊邻居非常诧异，纷纷猜测是什么神秘人物来到了这里。

其实，火后街8号是原长沙特支领导机关所在地。那天的三位来客，是长沙地下党的三位主要负责人：租住在这里的山东人“王益林”是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他领来的两位客人中的“唐先生”是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另一位“孙健大哥”是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唐先生”来看过房子后，将这里确定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初次所在地。

1949年的8月1日，成为长沙地下党由地下状态进入半公开活动的标志日。

鲜为人知的“迎解联”党组

1949年8月1日，“迎解联”(即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党组成立，刘晴波任党组书记。党组是“迎解联”的最高领导机构，而“迎解联”对外展示的却是社团组织的身份。8月3日，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交联)、长沙市学生联合会(学联)、长沙市妇女联谊会(妇联)、小学教师互助会(小教)、新闻界从业人员互助会等五团体响应“迎解联”党组的提议，在三公里湖南公医院(今长沙市一医院)南院公开召开会议，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8月4日，经过仅仅一天的筹备，“迎解联”主席团就在中山东路省参议会会址(今湘江宾馆)成立，曹国枢任主席，刘晴波任秘书长，同时成立了以唐生智为主任委员的顾问委员会。

“迎解联”党组隐于幕后，指挥主席团和顾问委员会组织群众，而即使是主席团和顾问委员会，也都对外淡化色彩，以群众组织的社团形式出现。为什么“迎解联”党组不对外直接组织“迎解”行动呢?这是长沙市工委贯彻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精神的结果。

湖南省的地下党工作，大多是由华中局组织部部长钱瑛领导的。1948至1949年间，中共川康特委(管辖成都地下市委等广大区域)和中共重庆市委曾因叛徒出卖，遭受了敌特毁灭性破坏。钱瑛吸取了这个血的教训，为保护长沙地下党在即将解放前夕免遭破坏，规定解放大军一天不进入长沙城，地下党就一天不公开身份。

1949年8月5日解放军进城后，按理说“迎解联”党组就能以公开身份指挥“迎解”活动了。但彼时，广大的长沙市民已高度认同了“迎解联”主席团的权威，“迎解联”党组于是继续维持之前的工作格局。

敌机轰炸报复和潜伏特务的暗杀

8月3日，已经起义的宪兵10团驻长沙的刘元凯营长，根据地下党成立的“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 的指示，将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军统局毛人凤派来的特务)扣留。陈明仁知道后表示反对。我方为顾全大局，同意按陈明仁的意见将毛释放。

8月4日上午9时，宪兵团将毛健钧解押至协操坪(今体育馆路人民体育广场，旧称东风广场)释放，毛在大托铺机场乘专备飞机去衡阳。

当日下午，毛为报复，调动3架敌机由衡阳起飞轰炸长沙。炸弹多落在陈明仁麻园岭住宅附近，但均未命中目标。敌机在陈明仁住宅附近投弹后，又在长沙市区连续投弹、扫射，并在“迎解联”办公地点省参议会投下1枚炸弹，幸无人员伤亡。

刘晴波指示“迎解联”发言人，当即在“迎解联”办公地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愤怒痛斥敌人的罪行。当晚，刘晴波在返回火后街途中，在一条巷子里突遭潜伏特务行刺。特务连开3枪，刘晴波的警卫人员立即开枪还击，特务见势不妙仓皇逃跑，刘及警卫人员都安然无恙。

此后，敌机多次来长进行轰炸，直到衡宝战役结束。

解放军进城不久，市公安局一科(当时在化龙池醴陵会馆内办公)得到情报：潜伏长沙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江南谍报六组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已经起义的程潜、陈明仁、程星龄、刘人爵等都上了黑名单。长沙市公安局立即向上级报告，并加强了对他们的保卫措施。惟独前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误会市公安局派公安大队的一名排长到他家是为监视他，并向程潜告状。程潜闻讯后转告黄克诚(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为顾全大局，只得下令长沙市公安局将该名保护刘人爵的排长撤回。不料，就在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的当晚，刘人爵被潜伏特务在浏正街120号的寓所内用无声手枪暗杀。

迎解方案修改及解放军为何夜晚进城

“迎解联”党组自成立之日起，主要有两大中心任务：一是制定解放军进城时间、线路和驻防地点;二是组织发动群众、筹措钱粮迎接解放军。

为此，“迎解联”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方案。8月4日深夜，“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亲手将解放军进城方案放入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内，派联络员携此包到春华山将方案交给解放军138师首长，并商定入城时间为8月5日晚9时。联络员返回后，刘晴波将修改后的方案又一次放入该公文包内，于8月5日晨，再次派员至春华山138师前线指挥部。138师首长仔细研究了该修改方案后，表示“对今天欢迎解放军的部署，似乎应该加以研究”，同时提出了四条主要修改意见。联络员当即返长，向刘晴波、曹国枢等人报告。

这四条修改意见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沿途欢迎队伍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列在两旁人行道，夹道欢迎，以便警备部队迅速进入警卫岗位”。这条意见的意思是希望欢迎群众“有计划、有组织”，不要堵塞部队进入警卫岗位的通道。由于138师首长对“迎解”方案修改较大，“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紧急召集党组成员邹德心(女)、曹国枢、王蔚琛、韩淑仪(女)、傅作宾开会贯彻修改意见，并立即请示了省、市工委领导周里和沈立人。

周、沈二人指示“迎解联”党组：迅速调整“迎解”方案。刘晴波第三次将修改方案放入公文包内，急派工作人员报138师首长。该方案得到了解沛然师长的赞许。

由于衡阳、宝庆一线仍有国民党空军基地，为防止解放军白天进城时，敌机可能的轰炸导致军民不必要的伤亡，解放军选择夜晚进城。

138师进城和中央代表团渡浏阳河上岸

8月5日傍晚5时左右，包括230个单位的5万多人的队伍，汇集在协操坪(今东风广场)，整队之后，由地下党省市工委和“迎解联”主席团负责人为先导，率领各群众团体代表一千余人到达东屯渡渡口迎接解放军，5万多人的核心迎解队伍则按指定位置夹道欢迎。

在东屯渡，“迎解联”主席团代表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6军，并向他们献花后，相偕向长沙市区步行进发。在东屯渡渡口并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其目的是加快进城的行军速度，使警卫部队尽早进入警卫岗位。

此时天色已暮，最先到达小吴门的是138师宣传科长刘大为率领的师文工团先导仪仗队。刘大为科长应该是有文字记录的进入长沙城的解放军第一人。

8月6日晚6点，已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率领原地下党负责人在“迎解联”新办公地点藩正街(办公处原址安排为中央代表团驻地)集合，分乘20多辆汽车，于8点抵达东屯渡，欢迎以金明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代表团进城。由于程潜、陈明仁发动的是一次没有经过正式谈判的起义，金明的主要任务是与程、陈二人谈判。此时，在湖南和平代表团成员陪同下，中央代表团成员从浏阳河彼岸乘渡船过河上岸。“迎解联”主席团代表梁绮向中央代表团敬献了“人民救星”的锦旗，湖南大学学生代表敬献了“人民胜利万岁”的锦旗。

完成使命的“迎解联”与二野过境

“迎解联”从1949年8月4日成立以后，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遂于9月8日宣告结束。各项收支项目，都由会计师做了审核。文件、资料和账目等档案，全部移交给长沙市人民政府保存。

就在“迎解联”完成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的当天，一项由“迎解联”原班人马承担的，并与“迎解联”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后续任务，要由这群出色的组织者去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欢迎二野过境。

9月8日，长沙市各界组成“欢迎二野过湘委员会”，负责组织欢迎和支援大军西进的各项事宜。各界推举阎子祥市长为主任，刘晴波、周东光为副主任，并与“迎解联”合署办公，实际上是挂“欢迎二野过湘委员会”的牌子，由“迎解联”原班人马具体操作实施。这也是“迎解联”的最后一次战斗任务。

9月24日，二野某部抵达长沙，部队经过之处，市民夹道欢迎，欢呼声、掌声雷动，鞭炮声震天动地。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周里代表湖南人民致词，表示热烈欢迎。刘晴波代表“欢迎二野过湘委员会”向二野部队敬献了锦旗并捐献了很多慰问品。此次欢迎二野过境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底才结束。

“迎解联”历时近3个月的“迎解”工作与解放军进城工作至此全部圆满完成。

(原载长沙晚报，原文有删节)

责编：廖慧文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