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丨何绍基-新湖南

名家丨何绍基

新湖南 • 历史专题

2019-01-25 11:30:20

何绍基

清代诗人、书法家

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

官翰林院编修

国史馆总纂

何绍基的书法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巅峰的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蝯叟，又署东洲居士，另有惜道味斋等斋号。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户部尚书何凌汉之长子。历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国史馆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文渊阁校理、四川学政等职。

何绍基的书法，被后人誉为有清二百余年第一人，其杰出成就的取得，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家学渊源，其父何凌汉虽然并未留名书史，但在当时也是擅书者，殿试时名在第四，因笔墨飞舞，拔置第三。于是，何氏一门四代无不擅书。其次，何绍基的师友圈，也影响着他的书法格局。何绍基是阮元门下士，阮不但是一代经学大师，在书法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书法史上最大的贡献还是他的碑学理论，何氏一生论书，极力阐明阮氏观点。此外，何绍基交游圈中，还有包世臣、张琦这样的碑学实践者，何氏与他们砥砺技法。

何绍基的书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20-30岁，受碑学思想的启蒙，论书崇尚北碑。使用回腕法、提出化分入楷、推崇北魏《张黑女志》，乃至与包世臣、张琦的交游，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在在都符合碑派书家的特征。然而由于没有作品存世，我们依然不甚明了何氏碑派书法的真正面目。

31-48岁，筑基于颜真卿。这一转变首先缘于何凌汉晚年师颜的实践，在他的熏陶下，何氏一门四代均能颜书。何绍基中年颜体书法，更是臻于极致。绍基云：“余平生于颜书手钩《忠义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坛记》、《李元靖碑》。”自称“少壮时，喜临《坐位帖》，廷对策亦以颜法书之”。尽管何氏一生书风多变，颜体仍是他书法的底色。由于何绍基对颜书用功至深，后人公认其为有清颜书四大家之一。

何氏受颜书沾溉最多，然而存世临颜作品，远不及晚年临汉隶之夥。其早年临《争坐位帖》，目前已知者仅三件，一为上海博物馆藏道光十四年三十六岁所临，一为道光二十一年左右约四十三岁为霁南所临，另一件即为三十九岁为陈庆镛所临。为陈庆镛临《争坐位帖》册，原为谭延闿旧藏。陈庆镛，字乾翔，别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陕西道监察御史，直声震天下。论科名，陈是何的前辈，陈既是何所钦佩的名御史，又是重要金石交，在京期间往还频繁，曾与何一起整理程恩泽遗集，担任过何氏所发起的顾炎武祠祀的主祭，何也多次为陈主办生日宴集。为陈临书，何自然全力以赴。

与前后两件临本比较，三十六岁所临轻疾调畅，四十三岁所临遒厚浑穆，该册介于两者之间，正体现了何氏对颜书的摸索过程。

何绍基草书临争座位帖

水墨纸本册页(二十四页)

书法：23×13×24 跋：29.5×35×2

出版：《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第24-32页，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

说明：陈庆镛上款。王闿运、沈湛、谭延闿旧藏。谭延闿、谭泽闿题跋。

谭延闿昆仲对此册均有多次题跋。谭延闿跋此册云：“道州书，自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谭泽闿跋云：“蝯叟作书，回腕高悬，入锋中正，此时正其肆力摹古之候，于叟书虽为少作，而观江岷山，导河积石，可以窥源流所自矣。”谭氏昆仲对何绍基书法是有发言权的，对何临《争坐位帖》的评价，道出了这件作品的意义，诚非虚语。

此外，何绍基中年行书，除了受颜体影响，也转向对二王等更为优雅的帖学传统的皈依。《汉书补注稿》、《赠汪菊士诗册》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书补注稿》为戴隆厚旧藏，朱龙湛鉴定并题跋。手稿内容系何氏过录《汉书》颜师古注，间亦有何氏自作注。何绍基为阮元、程恩泽门下士，治学深受乾嘉以来考据学的影响。何氏一生对《汉书》用力尤为持久，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何氏致书苏州友人，“问《班书地理志补》”，二十四年四月，“厂市取来沈小宛注《班书》二十本”，咸丰八年十月一日，“看《班书》起”，十年三月四日，“两日看《班书》，未写隶”，同治元年正月十日，“昨日批《班书》”。

何绍基汉书补注稿

水墨纸本线装一册(三十九页)

21.5×15cm

何绍基这件《汉书补注稿》，当在道光二十五年左右，即五十岁以前。道光二十年，绍基父何凌汉卒于户部尚书任，绍基扶柩归湘。二十二年，服阙归京，任职国史馆。史馆编摩期间，是何氏一生最为闲暇的时光，也是何氏治学最为精勤的时期。曾国藩也是此际何氏之学的见证者，曾经评何氏云：“(子贞)近又考订《汉书》之讹，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曾氏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家书)

曾氏所谓考订《汉书》之讹，不知是否即此种?要之在时间上不会相悬太远。此外，何氏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小楷书《封禅书》、《李广传》也摘录《汉书》，可为此际何氏《汉书》癖下一注脚。何氏《汉书补注稿》为行书，而所书《封禅书》、《李广传》均为小楷，虽然两者工写有别，但书风一致，其闲雅裕如处，更无分别。和它相比，何氏《种竹日记》不免草率之处，只能算是稿书。

近人张舜徽论何绍基曰：“子贞学问极博，而为书法所掩，世人知之者稀。余早岁居长沙，值其藏书散出，获观其手批《十三经注疏》，蝇头细书，上下殆遍，而字字端楷，无一笔草率。”此稿当是对张舜徽这段论述最直观的注解。

何绍基行书自作诗

水墨纸本册页(十六开)

25×34cm

说明：胡义赞旧藏。

《赠汪菊士诗册》为胡义赞旧藏。该诗册作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收何氏《寄吴菊裳南陵》、《钱武肃王投龙银简歌为周子坚作》、《南村耦耕图诗为邓湘皋丈作》等十余首，系何氏道光九年至十四年旧作，后均收入《东洲草堂诗钞》。

“菊士”其名失考，为成都汪尧辰(致轩)之弟。何氏《东洲草堂文钞》收《与汪菊士论诗》(十九则)，作于道光三十年，内容包罗诗文、书法，系何氏重要文论，也有手迹存世。何氏先后为菊士所作两册，一为抄录旧诗，一为论诗，后先呼应，堪称双璧。

何绍基行书自作诗卷

水墨纸本手卷

引首：30.5×98.5cm 跋：30.5×45cm 书法：30.5×265cm

以书法论，此《赠汪菊士诗册》与何氏《汉书补注稿》作于同期，而书风迥异。《汉书补注稿》因系过录原文，为确保文字准确，揆之常理，想必在阅读原本、默记字句以及书写之间的转换更加频烦，因而在笔势上无法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赠汪菊士诗稿册则不然，因系抄录旧作，内容更为熟谂，且系诗作，句式上更有规律，因而便于记诵，自然可以默记较大的语言段落，如此，书写时笔势的连贯性得到保障。加之为老友录旧作，并非创作书法“作品”，既不必作千秋之想，便更无矜持，书者性情也就罄露无遗。

正因为少了矜持惨淡之意，这件诗册多了许多在别的正式作品中不经见的下意识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或许与何氏一贯标榜的书法追求并不一致，却可能是另一种更为真实的何氏书法。何绍基向来标榜喜欢董画而不喜董字，但谁能说，这件诗册没有董的影子呢?

49-59岁，何绍基在中年后期，又经历了一次书风的微变，主要表现为在颜体书法中融入《道因碑》笔意。何绍基于50岁时临习《道因碑》，此后倒薤笔法成为显著特征。其实此前，48岁小楷书《郁氏书画记、石渠随笔》、49岁行书《拜潜邱生日诗卷》，其波拂处已开此风。

小楷《张受之传略》正是这一时期的倾心之作，该文系何氏为金石至交张辛撰书。张辛字受之，浙江嘉兴人，张廷济之侄，邃于金石之学，尤善刻石。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抵京，适逢松筠庵谋刻杨忠愍两疏稿，张辛慨然自任。次年二月蒇事，而三月卒，年仅三十八岁。江阴吴儁为图其像，何绍基毅然为撰传并书。其实何氏与张辛在这段时间的交往，在《种竹日记》中也屡有提及，传略则更为凝练，后收入何氏《东洲草堂文钞》，在何氏碑传文中属用心之作。文中，何氏谓画家吴儁、松筠庵主持僧明基“两君风义，不易得也”，何氏何独不然?

何绍基楷书张受之传

水墨纸本册页(十开)

27.1×13.3cm×10 27.1×13.3cm

说明：陈介祺题跋。宝熙旧藏。

何、张两人，因金石同好而相得，盖因两人的性情中也融入金石之气，何为张作诗，有云“刀尖所向石魄碎，吾气正直神依凭。锋宜方锐精紧稳，邪入怯出皆所憎。”既是喻张，也是自喻。观何、张两人的交情，我们会明白，什么是“白首如新，倾盖如故”，无怪乎，张卒后，何曰：“噫!非受之，谁可与道此者。”大有伯牙痛子期之慨。

今观此传略墨迹，书写一丝不苟，用笔斩截，力透纸背，读之令人慷慨击节。此传后上石，原碑在北京达智桥胡同松筠庵杨继盛故居。

60岁以后，何氏进入晚年变法期。何绍基晚年书风之变是由大量临习汉碑引起的。虽然何氏早年也曾习隶书，只是到了晚年才更为专勤。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咸丰八年至同治元年间，所临汉碑有《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十余种，其中尤以《张迁碑》及《礼器碑》用功最勤，动辄百通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