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儒林外史》评价：

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季羡林说：

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

本文为岳麓书社“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儒林外史》出版说明

△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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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学子的人生理想，可当谋取功名利禄成为唯一的生活目标时，当整个社会以考取功名为唯一评判标准时，当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陷于僵化境地时，不少读书人就走上了与考试死磕的不归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或因功名而癫狂，或因富贵而变善为恶，他们灵魂堕落、人性扭曲，和精于世故的旁观者一起，展现出种种病态和丑行。这就是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为我们描绘的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文人生活图景。

在形形色色的文人中，匡超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他出身农村，沦落杭州，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回到家中，任劳任怨地侍奉重病的父亲，因此被知县李本瑛提携为秀才。可当李本瑛被人诬告后，匡超人却因怕受牵连而躲去杭州，在那里与一帮沽名钓誉的假名士往来，互相吹捧，品性渐失。之后，他和市井恶棍潘三一起为非作歹，谋取不义之财，并在潘三的帮扶下购房娶妻。在已升为给事中的李本瑛的帮助下得中秀才后，匡超人便露出了狠毒、虚伪的嘴脸：逼迫妻子郑氏回乡，却在京城娶了李本瑛才貌出众的外甥女，致使郑氏忧郁而死；潘三被捕入狱后，他却翻脸无情，弃之不理；考取教习后吹嘘自己为“先儒”，被牛布衣更正后依然强词夺理⋯⋯

是什么使匡超人渐渐泯灭了良知，由原来勤劳善良、事亲至孝的向上青年，堕落为忘恩负义、阴险狡诈的势利小人？吴敬梓的讽刺之笔直指重八股、轻品行的科举制度和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这种一针见血的睿智，缘于作者极为坎坷的人生经历。当家产被族人侵占、不得已搬出家乡全椒时，吴敬梓已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认识到所谓的亲情、血缘、教养，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吴敬梓并未因此沉沦厌世，而是用冷静、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周围的人与事，通过对病态文人及其周围各色人士的刻画，以诙谐、嘲讽等多种笔调上演一出出悲喜剧，彻底暴露出明清科举制度的腐朽和世态的炎凉。与此同时，怀揣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他，也通过对一些正面人物的塑造，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及带有自己身影的杜少卿等，让世人看到一丝光亮，看到还有那么一些人在为恢复传统、弘扬善意、重拾文人尊严而努力。

《儒林外史》自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刊刻问世以来，广受赞誉。鲁迅称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的表现手法。（《中国小说史略》）作者通过摹写人物前后截然相反的言行，让读者看清他们的虚伪面目和势利嘴脸。比如，头发花白的周进终于及第后，“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昔日嘲弄他的秀才，冒称是他的学生；把他从学馆辞退的薛家集，甚至在观音庵里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这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不免令人唏嘘：读书人不管出身、年龄、才学、德行、能力如何，只要一朝得中，社会地位和身价就会水涨船高。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会因中与不中而疯狂，因为科举及第而获得的功名富贵，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全民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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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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