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恩负义”背后的难言之隐

作者丨游宇明

沈葆桢与曾国藩的关系，一直是个话题。

曾国藩对沈葆桢有知遇之恩。咸丰六年（1856年）一月，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当时的九江城被太平军控制，沈葆桢别无去处，是曾国藩延他入营 ，直到几个月之后，沈葆珍被重新任命为广信知府。这年八月，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人进攻广信，在夫人林普晴和前来援救的浙江提督饶廷选帮助下，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击退了杨辅清的进攻，又是曾国藩第一时间向朝廷推荐沈葆桢担任广饶九南道。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经营的江南大营一溃千里，保卫江南半壁的责任完全落到曾国藩身上，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再次向朝廷举荐沈葆桢，并用了“该道器识才具，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之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翌年末，朝廷下旨，让沈葆桢迅赴曾国藩军营，听候曾国藩奏请简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七日，沈葆桢被提拔为江西巡抚，进入正二品大员的行列。

生活的戏剧性也正在这里。曾国藩统帅的湘军不是“经制兵”（正规军），清廷没有拨固定经费，军饷必须自筹。湘军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在江西，为了筹饷，曾国藩不得不置关设卡，抽取漕折、厘金，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更是奏明朝廷，将江西漕折、厘金等项全部提取。曾国藩提拔沈葆桢，一方面是因其才具不凡，另一方面也是想在饷源地安插一个“自己人”，以确保“后院”安全。没想到这个“自己人”偏偏不给老曾面子，不仅本人拒绝为湘军供饷，连部下供饷也不允许。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由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只能煮粥度日，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让他解送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正在围困天京的湘军。蔡锦青刚解了一半即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要求蔡锦青将已经解送的款项追回，否则，将撤掉他的道员职务。考虑到蔡锦青的处境，曾国藩不得不将到手的银子退还，但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自此，两人的关系渐行渐远，数年之间不通音问。

沈葆桢绝对不是个只看重个人得失、不顾道义的人。对曾国藩、左宗棠的举荐与邀请，他曾数次谢绝；后来朝廷让他做两江总督，也是拖了五个月才上任，四年任上六上辞疏。他也清正廉洁。做巡抚时，家里居然雇不起下人，身为官家小姐的妻子只能亲自下厨；儿子想买栋房子，他也不肯答应，说“力所不及”；逝世时，布被旧衣，一如寒索 ，官囊空空，不名一钱。换句话说，他对曾国藩的“忘恩负义”，非因私欲，实在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江西是个传统的农业省，工商业极不发达，湘军拿去的份额那么多，当地政府的财源早已变得极其枯竭。以前，湘军主力在江西，江西出了钱，算是还能得些利。现在，随着战争的焦点移到天京，湘军主力已转到江苏、浙江一带，江西防务更多需要自己负责，朝廷也有让江西组建地方兵勇的意思，而要组建区域性的兵勇队伍就得大笔花钱。再说，太平军在浙江战败，溃散的部队大批涌入江西，朝廷不得不调配原来隶属湘军的席宝田、江忠义率部入赣，这样，江西的勇丁一时猛增至三万多人，粮饷开支浩大，沈葆桢也确实没有能力再像以前一样给湘军供饷。

沈葆桢的“忘恩负义”，也跟湘军与当地官员的矛盾有关。为了军饷，湘军到处设置关卡，地方官员失去了从商业中分一杯羹的机会。大家知道，清代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各种陋规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重要来源，有不有它，大不一样，事实上，朝廷对地方官的陋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咸丰四年至七年（1854－1857），江西巡抚陈启迈就与曾国藩斗得不亦乐乎，两个人经常在皇帝面前互相参来参去。后来陈启迈走了，江西官员对曾国藩的怨恨一点也没变。沈葆桢可以保证自己清清正正，但当时的他绝对没有勇气得罪整个江西官场。

曾国藩逝世三年后，沈葆桢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或许这是关于沈曾友谊破裂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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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