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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丨其实只是“术”相异
新湖南 • 历史专题
2018-08-04 10:16:40

其实只是“术”相异

作者丨游宇明

(鲁迅)

在这个社会,名流往往格外受人关注,比如鲁迅,我们一方面很想知道他的一生真正喜欢的那些人是谁,为何喜欢;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了解他厌恶的那些人是谁,为什么厌恶。鲁迅一生与之决裂的人不少,陈源、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梁实秋、林语堂都在其列。在这里,我们只说说他与林语堂的关系。

大家知道鲁迅与林语堂是当面吵过架的,他们明显的冲突一共有三次。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鲁、林两人曾同住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两人时有过从。某次,鲁迅不小心将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语堂的文章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很不高兴,当即大声斥责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的鲁迅觉得他小题大做,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样,两人就这样争执了一通。

还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几位广东作家大讲粤语,林语堂出于玩笑心态,故意说了几句英文。鲁迅听了极为不悦,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此话一出,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场面极其尴尬,林语堂的脸也涨得通红。

鲁、林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几经催索,毫无结果,不得己,鲁迅聘请律师,准备将老板李小峰告上法庭。见鲁迅动了真格,李小峰软了,除了赔鲁迅540块大洋之后,还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席间,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一些坏话,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不知张友松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两人关系密切,附和李小锋说了一阵。鲁迅觉得“林语堂语含讥刺”,火冒三丈,用其日记里的话说,是“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两人连“畜生”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通过朋友疏通,鲁迅后来也明白自己误会了林语堂,两人有一次和解。1934年,林语堂放弃《论语》半月刊,创办《人间世》,鲁迅还曾参加了庆祝宴会。然而,长期埋藏在心底的隔阂,不会因为一次和解而消失,相反,它像干柴,只要遇点火星,就会熊熊燃烧。不久,两人再度闹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鲁迅与林语堂曾有过相当的亲近,两人虽然没达到知己的地步,但说是好朋友一点也不为过。1925年,“女师大事件”爆发,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他们虽然批评军阀的残暴,却也有对学生的苛责;一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他们对杨荫榆家长式的治校极其不满,同情、支持学生的抗争,林语堂属于后一派。或许是由于林语堂在关键时候挺了自己吧,1925年12月5日、6日,鲁迅两次写信向林语堂约稿,彼此开始了交往。林语堂在《语丝》等报刊上发表了《祝土匪》《丁在君的高调》《打狗释疑》《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等文章,抨击专制政治与自由主义文人的有关言论,与鲁迅相呼应。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发表了一幅漫画,题为《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图中的鲁迅身披长袍,留着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得罪了当权者,林语堂在北平的日子很不好过,不时有军人打扮的人在他家门口遛跶,美其名曰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其时,报纸上流传着一张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林语堂、鲁迅都名列其中。林语堂是个文弱书生,生性有些胆小,在友人家躲了三个星期,他决定接受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赴该校执教。稳定下来之后,他又邀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人同住厦大工作,鲁迅痛快地接受了邀约。不久,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前往中山大学任教,还曾劝说林语堂一起离开,因为种种原因,林语堂谢绝了。1927年后,林语堂、鲁迅先后来到上海,两人也曾多次见面。

鲁迅与林语堂在“道”(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从他们对待婚姻与国家的态度可以看出来。鲁迅先后娶过两个妻子,但他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他与朱安甚至没有正常的男女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对女学生与女读者射来的丘比特之箭,鲁迅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直到许广平出现。与许广平同居之后,尽管鲁迅的声望如日中天,写作收入也不错,但他始终洁身自好,从无任何绯闻。

林语堂呢,年轻时爱过富家女陈锦端,但他们如胶似漆的恋情被陈家父母生生拆开。后来他与廖翠凤结婚,再也没有对别的女人动过心。他甚至在两人踏上红地毯之后不久烧掉结婚证书,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的时候用得着”,这句话温暖了廖翠凤一生。

鲁迅深爱这个国家,希望它一天天走上正轨。1925年,在“女师大学潮”中,他支持学生的正当诉求 ,与其他教授一同发表有关宣言,即使被教育部长章士钊撤掉佥事职务也毫无畏惧。1926年“三. 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写了《死地》《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屠杀的残暴行径,哀悼牺牲的学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鲁迅也曾积极营救进步学生。1930年2月,与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一同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正当的公民权利,反对其专制统治。1933年1月,鲁迅应蔡元培函邀,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被选为执行委员。此外,鲁迅还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与杂文,批评社会不公和政府对外的软弱。一句话,无论是作为文学家,还是作为公民,鲁迅都将自己视作政治的“在场者”,而非旁观者。

(林语堂)

林语堂也有着浓郁的家国天下情怀。他在“女师大学潮”与“三. 一八惨案”中的表现,前面已有描述,这里不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虽然提倡幽默小品,却从未忘却现实的风雨。比如在《国事亟矣》一文中说:“今日国难决非一般奴颜婢膝无脊梁者所可应对,无脊梁者不必尸位,不必劝国民镇定而以奴颜婢膝自豪”。在《谈言论自由》一文里说:”在德谟克拉西未实现的国,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1936年初,在赛珍珠反复邀请下,林语堂全家赴美,即使在海外,林语堂也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写《京华烟云》,就是为了“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致郁达夫信),小说结尾引用中国抗日军军歌:“上战场,为家为国去打仗,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最后两句,在小说结尾重复了三次。他发表《中日战争之我见》等文章,指出中国必胜,号召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除了写作,林语堂还以实际行动参与抗战。比如在美国时,支持夫人廖翠凤出任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救济会副会长,这个救济会的职责就是为抗战募捐、收集物品。旅居法国时,他抚养六个中国孤儿,为抗战一次性捐出4220法郎。1940年5月,携妻女回国,在重庆北碚购了一所房子,再次出国时,因为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的责任”,决定将房子捐给该会。

我觉得,鲁迅与林语堂之所以决裂,不过是因为性格、艺术观的相异。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从小饱受他人的白眼,性格比较激烈,对什么事看不惯就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对待敌人尤其如此。林语堂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从小虽不富裕,倒也没有并未受别人太多的歧视,性情比较温和,主张对待他人多些“费厄泼赖”。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是:“鲁迅诚老而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性格不同,做事的方式不同,彼此相互瞧不上,隔阂也就产生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鲁迅晚年向无产阶级文学转向,而林语堂则信奉西方自由主义文艺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开始陆续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林语堂却在一直在翻译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两人文艺观上的巨大差异,林语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纪念文章里也有提及:“鲁迅党见愈深,我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有句俗话叫“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不相与谋的都是道不同”。许多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分道扬镳,未必是道有多大的分歧,只是在于“术”(做事的具体方法)之相异。各自有“术”,彼此又不愿妥协,两人在精神上也就渐行渐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林语堂是一个例子,建国后的周扬、胡风是另一个例子。

责编:吴名慧

来源:《钟山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