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纪事

作者丨郑小娟

（郑小娟与父母兄姐全家合影<1951年>）

1931年9月18日，日寇开始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湖南临湘、岳阳失守，全家被迫离开长沙向后方转移，1940年冬辗转到湖南的小镇祁阳，农历十一月初一，我在这里出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冋故里，长沙城的房屋及父亲所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等都在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回到长沙县东乡金井沙田冲栗山坪，和逃难归来的奶奶、叔叔、姑姑等亲朋十几号人一起住在被日寇烧劫后残存的老屋中。稍加安顿后，父亲进城谋事，哥哥姐姐也相继进城上学，我随母亲留在乡下。

由于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我爱了画画。我经常在门板上和石板上画小人，还一边画，一边讲着自己想象的故事。上、下屋农民的孩子都是我的好伙伴，他们教我上山用耙子粑松针落叶，教我采蘑菇，识别野果，教我在小溪里用罾子捕鱼虾。他们的父母也都喜欢我，经常在不同的季节里做各种好吃的土特产，要我尝新，还要打包让我带给母亲。那种暖暖的乡情令我终身难忘，回味无穷……母亲为人温良，善解人意，与各方面的人都能平和相处。上、下屋农家的大婶、大嫂们都是母亲的朋友，她们经常来家聚谈，谈论着村里的各色“新闻”，只听得有时叹息，有时惊异，有时也开怀大笑。她们向母亲请教绣花的技艺，还请母亲为她们画绣样或裁剪衣服，并将母亲织出的布匹和绣出的绣品，拿到集市上去卖。母亲用赚得的钱供我上学和补贴家用，将自己的旗袍改制成大小合适的衣服给姐姐穿着上中学。我也从来没有穿过破衣服，因为母亲会在我磨破的衣裤上补上一朵朵由各色碎布块做成的贴花。由于父亲思想开明、为人宽厚，母亲温良贤惠、勤劳节俭，获得了地方上的尊重和好评，即使在历史转折时的“土改”中，我们家也没有受到人格上的冲击。这一时期应是我人生中接受自然常识和社会教育的第一课，这一课是那样的真切、温馨。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来说留下的只有轻松、美好的记忆。我的作品《起风了》和《秧歌》就是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的冋忆。

1952年父亲将房屋和土地全部交给乡政府，全家迁居长沙。我复读一年高小后考入艺芳女子中学。从小学到中学，老师都要我画黑板报和宣传栏，我成了学校美术活动的“骨干”。这样，也逐渐培养了我学画的热情。1955年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要求母亲将他的骨灰送回老家栗山坪后山安葬，不立墓碑，不办任何送葬仪式。母亲无语的悲伤，全家人的沉默，使我感到惶恐和不安。就在这个时候，同学和老师对我倍加关怀，尤其是语文老师曹奇先生。她温柔地、细心地幵导、鼓励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她有意增加了我在课堂里朗诵和讲析的练习，并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以此来鼓励我面对现实，承受压力，锻炼我的意志和能力。在先生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几本苏联英雄传记小说和一本讲少年画家的小说《初升的太阳》，受益匪浅。曹奇先生帮助我渡过人生中艰难的第一关，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带领我找到人生的方向。

1957年初中毕业，时值中国的多事之秋。我目睹受学生敬佩的三位实习老师被打成“右派”，全班同学自发地到湘江轮渡码头挥泪送别。此时湖南洞庭湖洪水泛滥，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到家乡，在长沙接见中学毕业生的第一句话便是问:“同学们吃饱了没有?”共和国主席的关心和鼓励在学生中掀起了忧国忧民，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的浪潮。在青年人的爱国激情的驱动下，再加上家庭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我不顾母亲的千般劝说，决心报名下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在锣鼓声中披红挂彩我被下放到洞庭湖畔的安乡县安城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也就是中国第一代知青。下乡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参加抗洪救灾及灾后的耕种，今生第一次发表的绘画作品《牧歌》，就诞生在此时此地。1958年正遇上“大跃进”的壁画运动，县政府通知我到安乡县城画壁画。县长雷志钢鼓励我大胆地画，县文教科的干部扶梯提桶，协助我主笔画画。在大家惊叹、好奇的围观下我画遍了安乡县城小镇。这种即兴的漫画似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画完壁画我回到村里继续劳动，业余时间还为农民画门画、灶画。这时城里开始招工、招兵，知青陆续回城。我谢绝了公社领导的推荐，没有去武汉钢铁厂学习，毫不动摇地等待着上学的机会。终于在不久后，我被县文教科推荐到常德地区参加湖南文艺学院艺术系的招生考试。去赶考的那一天洞庭湖正起风，湖上浊浪排空，见不到一只商旅行船。我好不容易访到一位船老大，为了赴考，拿出我积蓄的5元钱交给他，恳求他送我到常德。也许是被我的情真意切感动了，他终于答应冒生命危险在风口浪尖上送我去赶考。一到常德，就在我因病住院时结识的朋友高护士长家吃饱了饭，喝足了水，穿着她母亲帮我买的一双轮胎皮做的“草”鞋走进了考场……八月，我接到录取通知，九月回到长沙。母亲流着惊喜的泪水，忙着帮我卸下行包。从此开始了我的绘画人生。

五年的大学生活，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土法炼钢”，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全体师生被下放到莽山林场的原始森林进行“生产自救”。我真正系统地学习中国画，应该是从1961年开始的。经过生活的各种历练以后，我告诫自己不可动摇所坚守的志向和信念。196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环境的改变，生活的艰难，都未曾让我放下画笔。我总是在寻找更多的机会练习绘画技巧。在中学任教时，为光荣榜上的先进模范老师画像；在农村社教工作队时，画村史和家史挂图；“文革”下放劳动时，坚持夜里写创作杂记，闲时为农民画灶画和刺绣样本；到知青点带队时，组织业余美术学习组教学生画画，等等。总之，我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也锻炼自己，以使所学的专业不致荒废。

（郑小娟祖父郑家彬、父亲郑兆斗<郑仰韩>、叔叔郑兆中、郑兆午）

1971年2月母亲突发心肌梗死。当时无人陪伴，等哥哥赶到时，母亲已不能说话，只用手拍拍自己衣服下的口袋，就停止了呼吸。哥哥用母亲口袋里多年来积蓄的钱料理了后事，与父亲一样不办任何仪式，火化后将骨灰存入殡仪馆，待适当时机送回老家后山。等我从外乡赶到时，只见到了母亲留下的一个木箱，箱里放着她的全部“财产”。为了纪念，我留下了一双未纳完的鞋底……“文革”后，哥哥虽被彻底平反，但身为校长的他工作十分繁忙。几年后，哥哥因久病未治不幸去世。母亲的骨灰盒超过存放时间，在火葬场即将搬迁时，与其他无人领取的骨灰由管理部门统一入土了。没能送母亲遗骨回老家这事成为我终生的遗憾……母亲去世后的这一年年底，因为当时“抓革命，促生产”需要专业人员，我被调到省工农兵文艺工作室工作。

由于湖南出版界前辈的热情推荐(“文革”前我曾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美术作者)，1972年我又被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参加创办少儿期刊《红领巾》，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虽说期刊工作十分繁杂和忙碌，但这一工作能给广大的少年儿童送去一份份精美的精神食粮，我们感到了久违的欣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不少都是读着《红领巾》长大的。《红领巾》发行量曾达到72万册，拥有强大的作者队伍，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创作平台。有很多“文革”中无用武之地的作家、画家、作曲家自愿加入创作者行列。在文学艺术期刊稀缺的年代，《红领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作用，犹如一股清泉流入干涸的土地。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出版业逐渐正规化，文学湘军崛起，各种美术创作班兴起，美术编辑也更忙了。我除了为书刊设计封面和插图以外，还要编绘连环画和年画，同时应邀为湖南的周立波、康濯、谢璞、古华、叶蔚林、莫应丰、孙健忠、谭谈、韩少功等作家的小说画插图、设计封面。当时这种能以自己所学的专业对社会尽责的感觉真好。然而，毕竞我是酷爱独立绘画创作的，这一点矢志不渝，因此在下班后和节假日里我都全心创作。虽说时间紧、休息少，但能有这样的环境，我已很满足。我能长期坚持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也要归功于丈夫和婆母的支持。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一家三代五口只有两间底楼的住房。一张书桌是专供小孩做作业的，我和丈夫分别在墙上和床板上作画，大孩子则在一张靠背椅上立起画板练习素描。我们在用于画画的墙上做了一个活动的布帘，下班后拉开布帘便可继续画画。朋友们笑我家“像一个作战指挥部”。我把这业余的时间和作画的空间称为“我的绿洲”。

1979年终于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1982年我被调到新成立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在这时，我在家中布帘下贴上一张高丽纸，然后起稿、勾线、着色，画了《山雀》。同年年底，中国画研究院借调我到北京，协助姜坤绘制巨幅中国画《苗岭赶秋图》。我们随意地将《山雀》等几张画贴在画室的墙上。有一天，蔡若虹、叶浅予、黄胄等先生照例来审查指导创作。见到《山雀》时，三位先生同时表示惊喜。蔡若虹先生脱口而出:“啊，现代派!”黄胄先生当时就决定此画由画院收藏。《苗岭赶秋图》也与《山雀》一同由该院收藏。院领导还要求当时兼任工作人员的画家杨力舟先生用毛笔写了一份收藏证书交给我们。回到长沙，利用工作之余，我又画了一张《山雀》，参加1983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湖南工笔画展览”。《山雀》在这次展览中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文学艺术杂志都予以刊登。香港《文汇报》、美国《国际日报》也先后刊登，并有专文评论。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对于这些来自社会的反响当时我都没有在意，也没有去想为什么作品会广泛地受到欢迎，只是自己心里感觉很高兴:“我可以自由画画了!”我心中的绿洲将无限辽阔……现在想来并不是《山雀》画得如何好，而是因为它表达的那种自由和欢畅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轻松和舒展。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使我养成了业余时间创作的习惯。我自由自在地漫步在自己的绿洲上，这绿洲让我尽情抒怀，给我带来无穷快乐!

1984年我被调到湖南美术出版社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带来的方便，接触到更多的美术活动和画友，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对于绘画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我的创作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75岁了。人到晚年，许多往事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特别清晰地记得，当我还是幼童时母亲常常重复讲述着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少年人，不想读书，父母就要他去学手艺。他试着去学弹棉花、学打铁、学木工，但都因为太累不学了。后来又去学做生意，更觉得难。他做每件事都因为太累、太难而退缩。最后，他只学会了乞讨……我想，母亲生我时，国难当头，时势艰难，她对我未来的成长有着莫大的担忧，于是用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人生道理:要自强自立，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一个人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所离不开的根本。今天我也只能以自己的绘画作品，告慰我的母亲和父亲。

倘若人的一生分为四季的话，我经历了春华秋实，已步入了冬季。冬天有严寒的冰雪，也有温暖的阳光，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冰雪，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以往虚度了许多时光，在画册的编辑过程中，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因而断断续续写下了这篇不成文的“春秋纪事”，算是一种对流逝岁月的纪念。

现在将我五十余年来创作的工笔画和水墨画作品结集出版，作品不多，但它们镌刻着不可违背的时事对我的影响与要求，也蕴藏着春天到来的欢欣。

我喜欢单纯、朴素的美，我虔诚地靠近她、追随她、赞美她……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是为展览而作，而是表达我对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思考的一片“忠诚”。谨以此献给我的祖国，献给我的亲人和朋友，献给所有善良的人。

（2015年5月于高桥美仑公寓）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