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干纪图鉴（1）：曾国藩与朱孙诒

作者丨刘绪义

湘乡好县令，不是带兵之材

开局受人赞誉，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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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湘军，首先得了解一下朱孙诒（也写作“贻”）这个人。

朱孙诒（1807－1879），字石翘，江西清江人。入赀由邢部主事改湖南宁乡、长沙知县。道光三十年十月知湘乡，咸丰三年五月解湘乡县事。

“入赀”的意思是通过捐纳钱财取得官爵功名，可见，朱孙诒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咸丰三十年（1850）湘乡县缺一知县，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希望派一得力之人履职湘乡，但是遍计群吏，罕有能胜任者。一般人还视为畏途，骆秉章点了十多个人，他们都无一例外推辞不往。这时，才想到卸任长沙县知县月余的朱孙诒。朱孙诒慷慨赴任。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发现，一年之间，朱孙诒兴利除弊，彰善瘅恶，事事能快人意，真心为国家出力，真心爱民如子。老九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州县皆如此，三代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矣。现在湖以南为民父母者，实称第一。

朱孙诒这个湘乡县令不仅获得了当地乡绅的好评，老九等人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也多次称赞他，获得曾国藩的好感：“朱石翘明府（朱孙诒的字，县令称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即刘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不久，曾国藩在家信中又写道：“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

曾国藩对朱孙诒的好印象主要来自于其九弟的称赞，并且表示要给朱孙诒写信。

朱孙诒刚调任湘乡县令，就碰上一件群体性事件，上千名乡民因为钱漕的问题聚集包围了县令署，朱孙诒平息事态后，召集诸绅商议，便提出“防患未然，古之善教”，考虑到官军布守冲要不能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首次提出办团练，这一倡议得到王錱的响应。王錱乃罗泽南之弟子。咸丰元年七月，湘乡境内五都会匪同时骤起，县令朱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往捕治之。

曾国藩后来有诗赞道：

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氏各芳馨。

要令天下销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

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

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

湘军的源头，大多数人归结为罗泽南和王錱，其实他们只是众多倡议者之一，成其事者、主事者仍然是湘乡县令朱孙诒，由当地乡绅（其中就有曾国藩的父亲）出面，招募一千余人进行操练，九月间罗泽南到县城后,进行了正式的组编,“仿戚氏(戚继光)法,部署其众”，将这批练勇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其中,以文童易良干领中营,罗泽南副之;王錱领左营,武生杨虎臣、王开化、张运兴隶之;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这三营粮饷,谢帮翰储备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康倪生魏万杰等分头劝捐,助以军食。操练方面,主要由王錱教练步伐击技,又“推古人阵法用意所在,制为起伏、分合、周怯、猎逐之式”，随后出防，又在各营依次训练,对于附城各坊、都的团练也挨户进行选练，城内八团,每团二百人,由朱孙诒主持会操,教授“步伐止齐之法,刀矛枪炮之用”。

在操办团练中，县令朱孙诒始终是核心，因为有了罗泽南与王錱这一对师生的参与，开始注重乡勇的精神教育，如王錱提出,“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训则以灌输“忠义”为最要,“凡用兵之道,非崇忠义,无以激励人心”。每次技艺训练结束之前,就“陈说忠孝大义”。朱孙诒在每次会操完毕时,也对团丁练勇“议以忠义之教,勋赏之荣,勇怯死生之理”。

曾国藩奉命入长沙帮办团练时，手里无兵，就看中了这支团练，命罗泽南带到长沙。

因此，骆乘章在咸丰六年（1856）就说,“湘勇之朴勇敢战,实由该团而起”。咸丰九年（1859）又说:“湘勇军律之精实基于此”。这里说的是湘勇的精神，而不是指湘军本身。另外一些重要的湘军将领说得更为清楚。如彭玉麟说,在朱孙诒的主持之下,“王錱以诸生首练湘军”。一个“练”字区别了“创”字。刘典说：“湘勇之功半天下,……而追朔其源,首事之功,非公(朱孙诒)莫属焉”。《清史稿》亦称“朱孙贻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湘军之基，这一说法最合客观，曾国藩组建湘军确实以这支团练的人马为基础。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叙述到“湘勇”一词的由来时说,“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醉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饱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此湘勇之名自此始。”这里明确说明，“湘勇”系指湘乡勇。

咸丰三年，曾国藩组创湘军，并没有拘泥于湘乡一县。曾国藩意图是训练一万人，兵员来源就必须扩充到湖南全境，只不过当时湖南团练勇兵以湘乡、新宁二地最为有名。当时江忠源的“新宁营”也并非全来自于新宁。

刚开始，曾国藩在这支湘乡团练基础上进行裁汰增募，分左、中、右三营，分别由王錱、罗泽南、邹寿璋统带；王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湖南的衡、永、郴、桂四州土匪出没最多的地方，因其奋顾不身，忠勇可嘉，次第被保升迁至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新宁勇兵常称为“楚勇”，大部被江忠源带往湖北、安徽，留在湖南的主要由江忠源的同乡亲戚刘长佑统带。

在湘的勇兵于整个咸丰三年，主要任务就是捕剿土匪，而且往往兵勇参杂。曾国藩在奏稿中曾明确表示：“署保庆府知府魁联、署湘乡县知县朱孙诒所募湘勇较多”。前者管带乡勇三千；另据江忠源所请，添募楚勇三千，由知县朱孙诒及江忠源之弟江忠浚管带，驰援江西。不久南昌告急，曾国藩又会同骆秉章、张亮基从湘勇中挑选二千，宝庆勇中挑选一千，由署盐法道夏廷樾、朱孙诒、江忠淑（江忠源胞弟）分别管带，驰援南昌。湘勇的范围越来越宽。但此后的湘军已脱胎换骨，不再是朱孙诒当年的乡勇。

曾国藩在湘军草创期间，将朱孙诒作为营官对待，自此以后，朱孙诒放弃县令不做，跟随曾国藩多次奉命带兵出征。

但是朱孙诒还真不是带兵的料，在湘军东征之初，他不仅多次战败逃回，而且对曾国藩的责备不能理解，颇为不满。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时，曾如此写道：

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

长沙官场对曾国藩责备朱孙诒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战败而逃不值得奇怪，而在曾国藩看来却是无法容忍。朱孙诒转而投湖南巡抚骆秉章，后来又跟随他去四川总理营务，但又和骆秉章不和，称疾辞官而去。

不和的起因是朱孙诒对刘蓉不满。刘蓉是湘乡县人，“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根本无心参加科举，三十岁还是一介白身。朱孙诒做县令时，发现刘蓉才干颇高，就私底下做通刘蓉父亲的工作，敦请他督促刘蓉参加县试，并举为第一名“案首”，刘蓉因此成为生员。刘蓉于咸丰十年随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荐擢知府，选将练兵，而此时的朱孙诒是道员兼按察使衔。论年龄、资历和官位，朱孙诒原本要比刘蓉高得多。但刘蓉入川后很快就担任四川布政使，后又因擒获石达开升到陕西巡抚，反而高于朱孙诒。朱孙诒深为不满，加上骆秉章也不大重视他的意见，便负气辞官。此后，朱孙诒和刘蓉更是反目成仇，二人都刻印诗文相互讥讽。

曾国藩对赵烈文说：“石翘（朱孙诒）之与霞仙（刘蓉），相欢愈于胶漆，近见其刻诗，注以讥霞，真山谷所称‘石交化豺虎矣。”坚固如石的友情突然变得像豺狼虎豹一样可怕。

到了同治年间，朱孙诒竟然在背后伙同他的江西老乡、一个翰林日讲起居官蔡寿祺去告恭亲王及曾国藩、曾老九、刘蓉等一批湘军将领，为他提供刘蓉在四川时的“黑材料”，弄出一个天大的风波。但此举并没有影响刘蓉，倒是曾国藩知道后给九弟曾国荃写信说：“霞仙仍为陕抚，不失旧物。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朱石翘之伎俩始终不得一逞耳。”意思很明显，朱孙诒在背地里搞的勾当不仅时人都知道，而且没有成功，由一介好县令变成一个令人不屑的人物，朱孙诒的结局不禁令人叹惋。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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