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乡村诗人

——论陈惠芳的诗歌创作

作者丨荒林

在未来的文学史中，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的变化，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就诗歌来说，这种变化已经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一方面，诗性的根本消解制造了“诗人死亡的岁月”①，以海子、戈麦等青年诗人的自杀为证，诗歌的存在以取消诗人的肉身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大批诗人沦入世俗，以保存在世的生存而放弃了诗歌写作。诗歌与现实的矛盾，已集中为诗歌与诗人自身的矛盾，这并不是一个表象的悖论，其中充满了文化的内在制约效应。事实上，社会的转型究其实质即文化转型，而文化人格的对应结构，便在其错综位移中经受磨砺。早在1985年，海子就唱出了农业文明的挽歌，在《亚洲铜》中，他写道：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表明，诗人预感到农业文明的崩溃和最后坚守已是二位一体。海子似乎是一位从未进入都市的诗人，骨子里的“土地”归属意识使他即使生活在大学院墙之内，精神也仍然在“麦地”徘徊。然而，众多的“麦地”诗也并不意味着海子能够进入“地”：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这种询问就是诗人对自身的质疑，是诗人无法真正领受和承担农业文明人格的自我认识。可以说，海子的死就是他的人格自我维护的自觉，也是他的生存危机的极致表达。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通过诗人之死暴露了出来。

如果说意味深长的诗人之死，和海子留下的光芒的麦地之诗，是中国农业文明最后一次浪漫主义奇迹的话，陈惠芳“新乡土诗”的出现，便可看作是农业文明通过诗歌所做的一次“现实”调和——至此我们就切入了本文的主题：城市里的乡村诗人。一方面是贴骨贴肉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是牵肠挂肚的乡村情结，这种“两栖人”的精神矛盾、人格错位，正是“新乡土诗”集中传达的主题，也是以陈惠芳为代表的新乡土诗人们的真实精神境遇。不可调和的矛盾经由诗歌的调和达到一种惊人的语言止痛：

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

我很可能腹背受故

其要害正是

流动城市血液

却传出村庄声音的

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②

不同于海子的崇高执著，这里有着“双重间谍”的机智阴谋，有着现实艰难处境求生的顽强生命力。一种夹生于城乡之间新的文化素质，借语言基地悄悄发育。城市里的乡村诗人，既有着对城市的清醒认识，又有着对乡村的缅怀——但由于来自乡村的缘故，对于乡村的贫困和落后，又是清醒和不认同的；既厌倦着现代城市的浮躁，热爱着农业文明的沉静，又留恋着现代城市物质生活的优越，怀着对乡村贫穷和艰困的同情，这些互相矛盾纠缠的情愫，充满了城市里的乡村诗人的心胸。陈惠芳众多诗作呈现出来的，从来不是一个情感统一体，而恰恰是一个情感悖离的混和。陈惠芳的可贵之处，一是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悖背的痛楚，从而不掩饰地记录了社会文化转型在当代诗歌中制造的肿痛；另一方面，他以一位农民之子特有的韧性坚持，在城市的水泥地面耕作，表现出诗人在诗性消解时代另一种顽强求生姿态。

自80年代末以来，陈惠芳的诗歌行动一直具有与城市生活相对抗的特征。这里的“诗歌行动”包涵二重涵义，其一是为了写诗而做的工作，其二是写诗本身。前面我们已提到，这是一个诗性消解的时代，因此要写诗得有一个前提，获取一定可能的诗性。所谓与城市生活相对抗，指拒绝顺应转型，返身去观照转型前的经验和文化，通过怀旧获取一种诗意。（这一点，陈惠芳与韩东构成了强烈对比。韩东是一位顺应并歌唱工业文明到来的诗人，他的诗集《白色石头》，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生活的讴赞。韩东笔下几乎没有怀旧意识。）陈惠芳首先提出了“新乡土诗”概念，继而与以湖南为中心的、主要是那些生长于农村而生活于城市的青年诗人一起，展开了有目的的“重返家园”的诗歌写作③。这种“集体行动”的圈子性和互为呼应关系，无疑具有城市生活的诗意贫乏中获取某种心理慰藉的作用。在《我们的朋友》中，陈惠芳就不无自豪地记录了这种“集体行动”造就的淳朴诗意：

从各方各面来

如同风，带来寒凉和温暖

聚结在一起便是和善的开始

水稻分蔸，往多层次的空间发展

……/每个人都会明白

我们结核的那种友谊已成颗粒

在城市或商业大潮的袭击下，所剩无多的乡村记忆不仅珍贵，而且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美好起来。“新乡土诗”的“新”，在陈惠芳看来，就是置身于城市生活中的诗人们对旧农村生活的重新发现和挖掘，所以他又补充：“所谓‘新乡土’并不只指村庄和一般意义上的家园，而是指人类生存的环境。”④不仅写乡村记忆，而且写城市生活中的乡村记忆，就不能不整体折射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遇，不能不把矛盾和分裂的现代生存环境揭示出来。就这种意义讲，“新乡土诗”无疑区别于传统的“乡土诗”、牧歌及“乡愁诗”，而应当归属于现代诗的潮流。当陈惠芳和他的诗友们聚集在城市的某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切磋“新乡土”，他所写的《木格窗》一类的诗，无疑正是这种内心对城市的反抗和现实对于城市的妥协的写照。“反复地琢磨这扇窗户/换上玻璃，很漂亮很透明/也很脆弱”，木格和玻璃谁劣谁优?在“琢磨”和比较中暗含了两可，同时隐约可见了领悟的聪颖。这是不是象征了“新乡土诗”行动就是现代性的寻求过程？新乡土诗群如今已渐渐散为写作个体，似乎证实了现代性最终必以个体孤独取代“集体行动”。

陈惠芳也由一位集体行动的“领袖”，渐而回到个体的生存体验之中。不过，他原本就有更为严格的自律精神，自读大学始到在报社工作十几年，不管喧哗还是沉寂，对于诗歌写作的坚执，贯彻了他的日常。能够发起一次不算小规模的“新乡士诗”集体行动，在我看来，主要是他的个人努力与许多诗人的追求具有某种内在的相通性。八十年代迅速崛起又很快退潮的“朦胧诗”哺育了一代诗歌爱好者，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将这一代受惠者抛到了城乡交界的边缘地带——在湖南，这种情形尤为突出，南方的商业大潮和北方的农业文明，两相对峙地把湖南夹在其中，何去何从的外部推挤，过去和现在都是湖南走向的两难。湖南作家和诗人自然最为敏感地体验到了这种独特境遇。诗人们在城市的优裕的物质环境中流连，又为精神的空虚而苦闷。“新乡土诗”的浮现，不正是暗合了某种企求么？“新乡土诗”能够在商业大潮袭卷下诗坛沉寂的背景下登场亮相，便是自然而然的事。⑥由于诗人们深厚修养的医乏和商业侵吞力量的强大，“新乡土诗”虽以阵势形式出现，呈现了诗人在诗性消解时代某种集体努力，但真正堪称优秀的诗作毕竟太少。在这样一种情形中，陈惠芳的坚持和坚守就显得尤为不易和可贵。事实上，陈惠芳一些真正的好作品，都是建立在他深刻的个人体验基础之上的艺术经营。《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可以看作陈惠芳“新乡土诗”代表作品之一：

切完我

你就会感到我无比的忠诚

我甚至泄露了泥土的地址

我的兄弟都有一个郁政编码

在我们收到汗水之后

我们的一生就终结了

·

与光洁的莱刀融为一体

菜刀就像我自己的手

最后试一试体温

在离开泥土和农夫的时候

我唯一的机会

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

回家去

“白菜”和“菜刀”是这首诗对峙的两个意象，它们之间尖锐的对立可谓你死我活，然而，“与光洁的菜刀融为一体/菜刀就像我自己的手/最后试一试体温”，却是“白菜在刀锋下说”的话，奇异古怪恰恰是诗人体验的独异性所在。与“土地”、“农夫”紧紧联在一起的“白菜”，难道不是农业文明的朴素的象征么？紧握在手的光洁的“菜刀”，来自钢铁淬火的“刀锋”，咄咄逼人而无可逃避，不正是工业和城市的象征么？“白菜”的宿命和无可奈何，被诗人写得动人三分：“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回家去”。在这里，陈惠芳要写的农业文明的“终结”，确乎迥异海子式的坚贞悲壮，而是具有一种透澈悲凉。反过来，“白菜”以它的死来与“刀锋”达成和解，又渗透着诗人无可奈何的自我宽解和认同心理——这正是陈惠芳所特有的“城市里的乡村诗人”的文化调适。借“白菜之死”替代“诗人之死”，使诗人获得了城市的豁免、乡村的谅解。《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抓住“白菜在刀锋下”的尖锐一瞬来定格抒写，很典型地表现了陈惠芳对于自己所处文化环境的危机、焦灼与自我缓解相混织的复杂心情，因此诗读起来有很大张力感。

这位“城市里的乡村诗人”，对于乡村的一菜、一茶、一稻、一人都具有深厚的情感，但并不仅是在都市的舒适生活中偶尔缅怀它们，作为空虚的寄托，而往往是在都市生活的痛苦中怀想它们，用它们的精神来照亮自己。这一点或许正是陈惠芳走在其他“新乡土诗人”前面的原因。

手指愈来愈切不进

故乡那些普遍的辜物

就在城市的沙滩上

我们的手指所探到的液体

是如此冰凉

·

火焰是另外的一种烤问

我们在上面游离

手掌躲避着一些临界的伤口

我们还要以手指

顶住整个世界的压力

·

农夫一边掂量谷拉

一边搓着稻草

他们的妻子大声地吹喝

炊烟一股一股从她们怀里升进来

柴刀是上嘴唇

镰刀是下嘴唇

山上田里合说语言

响彻几千年

·

我们的手指太迟钝

是不是该下决心剥去外套

在光滑的肉体上狠狠地磨一磨呢

像《磨刀石》这样采用对比结构的诗，在陈惠芳的“新乡土诗”中占很大比重。诗既写了城市生活的不易，又写了乡村生活的美好，但对比并不是简单地比照进行，而是被纳入了诗人的生存体验结构，因此就显得有深度而不肤浅。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乡村诗人，文化的侵吞已使他日益远离自己的根本，“手指愈来愈切不进/故乡那些普遍的事物”，然而他却还要在“躲避着一些临界伤口”的情形下，用受伤的手指“顶住整个世界的压力”，生存的艰辛不比过去少而是更多了。诗人因此怀念起乡村生活的本真来，乡村生活在诗中成了城市生活的反衬：“农夫一边掂量谷粒/一边搓着稻草/他们的妻子大声吃喝/炊烟一股一股从她们怀里升进来”，农民们有辛勤的劳动，就有丰硕的收获，不仅劳动着，而且互相相爱着，劳动的意义即在劳动之中，这和城市生活的虚伪、沉重、冷漠和空虚，是多么地不同！在陈惠芳看来，只有不断回顾和比照农民的精神，城市的生活质量才会有所改变，因此他在诗的结尾处忍不住发出了回归本真的呼唤：“我们的手指太迟钝/是不是该下决心剥去外套/在光滑的肉体上狠狠地磨一磨呢”。无疑地，“农民精神”或乡村生活的美好，其实是诗人在城市现代处境中对于人性本真的一种憧憬和向往。至于小农经济下农民的自私狭隘，当然被排除在诗人的激情之外，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活在城市的乡村诗人并不要全盘的真实的乡村生活，他只要摄取一种精神之光为自己照路，以便在城市陌生冷漠的高楼之间穿行。

生活在城市而不断返身去追取一种农民精神，在陈惠芳来说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仍拥有农村的血缘老家，老家亲人们的另一种生活因相隔了距离而给予诗人一种不断比照的感受，陈惠芳诗歌意象几乎全部来自湖南农村生活，像“水稻”、“红薯”、“白菜”、“酽茶”等等，就迥异海子式北方农村的“麦子”、“麦地”、“马厩”等意象。应该说，青少年时亲历的农业生活和亲人们仍据守的农业生活，给了陈惠芳诗歌直接的精神源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湖南自古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楚文化的核心就是本真的农民精神——不同于北方儒家文化受教化所累，这里充溢着舒展自如的、与天地自然既灵秀又恶劣环境相适应的“农民精神”，也即在艰困和多变中求生存的顽强精神。陈惠芳对楚地山水情有独钟，他的《湘江水》、《南方山脉》、《湘西态势》，均直接抒写对于楚地山水和楚文化的深情，在较长篇幅中充满了对历史的回忆、现实的忧虑和未来的展望，把楚文化、“农民精神”的源远流长表达得深致动人，任何一位湖南读者或了解湖南地理环境的人，恐怕都易于从陈惠芳语言通俗的诗歌中（他有时用湖南口语入诗,甚至不惜用农民的谚语和口头禅。）读出诗人对楚文化的景仰与深深理解来。他甚至抽象出这种精神把它命名为“河流的流动”，（似乎是对他写的诸多河流诗的总结。）在《河流就是河流》中诗人写道：

为什么不流了呢

谁敢说不让流了呢

不流，烟花一月就下不到扬州了

不流，更上了一层也只看见一川沟壑了

还得流，还得按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韵味

静静地、不动声色地流

直至剩下水声

在社会转型的文化裂变过程中，陈惠芳意识到了诗歌的承脉作用，也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特有使命感和肩头。这当然是陈惠芳一贯坚持“新乡土诗”的精神力量所在。单从楚文化角度看，陈惠芳的诗歌创作，又可归属于湘军的“寻根”行列。这种文化上的有所归附，似乎给了诗人安全感和自信。和海子的苍茫建筑相比较，陈惠芳就显得有一种过于踏实的道义自足。海子会发出“无法偿还麦地情义”的道德自责，显得神圣而谦卑；陈惠芳则经常具有文化意义的悲天悯人情怀，有时俯瞰众生而自己“飞离地面”。（个人是无力于此的,而某种文化的特征可以如此。）因此，陈惠芳的诗经常呈现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讴歌“农民精神”、歌唱乡村生活的美好，另一方面又对乡村的贫穷落后垂下同情的翅膀。像《飞离地面》诗所写，他每次飞离地面张开想象的翅膀，终归被泥土吸引而下降落地——这就使他的诗受到二维空间的严重制约，难于实现形而上的飞翔。如果说楚诗的始发俑者屈原曾追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二极打通的焦灼充满诗行，运载着丰富的想象上下冲突，那么陈惠芳对于乡村美化的自我束缚和皈依文化的自我立定，却阻碍着诗歌想象机制的发育。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两得其所是十分困难的事，两方面的矛盾将削弱体验的深度而加剧体验的分裂。是不是诗人已经意识到了妥协的最终失败将是期待另一种新的超越？在陈惠芳的近作《这样的秋天》里，我们已发现了诗人超越的努力。这首诗一洗乡村意象的密集，取而代之以城市生活最个人化的场所“客厅”入诗，“这样的秋天，/澄清，明朗。/它不知不觉地来了，/没有敲门声，/我也来不及从猫眼窥视它的脸。”成熟和深刻就这样进入了诗的心灵，它不再回味城市带来的创伤，也不追忆乡村遥远的美好，“城市里的乡村诗人”拥有自己的宁静、承担和深邃，“我已背负果实以后的果实，/走在秋天似轻若重的核心之上”。不再需要虚假的幻像支撑抒情，也不要借助自以为是的道德获取信念，诗人已拥有独立精神自我：

我要一个人收获，

一个人把秋天平静地过完。

真正芬芳的诗歌果核近在咫尺了。当文化的错变沉落为诗人内在的领受，诗人与诗歌同在的诗性生长即将开始？让我们期待并祝福诗人的丰收。

1996年8月14日福州

注释：

①肖鹰《无限的渴望:诗人之死》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3月号。

②陈惠芳诗作《两栖人》，收人陈惠芳、江堤合著诗集《两栖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第l版。

③④参见湖南青年诗人协会筹委会主办的《诗歌导报》第四期，1990年。该报便是应陈惠芳、江堤等人的“新乡土诗”主张而创办。

⑤“崛起的新乡土诗”曾主要以湖南的《诗歌导报》为阵地，后来又发展为《新乡土诗研究资料》册印本。在《中国青年报》、《诗神》、《星星》、《诗歌报》和`湖南文学》等刊物，相继推出过专栏介绍。《诗刊》也曾用过专栏。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乡土诗群力作精选”《世纪末的田园》。

（《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6期发表）

责编：吴名慧

来源：《理论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