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丨唐大柏：记者梦

记者梦

作者丨唐大柏

说起来也好笑，我本是个农村娃，小时候连报纸都没有见到过，记者是个甚么样子，更是不知道，那为什么会有记者梦的呢?

故事还得从我读小学时说起，那时我喜欢画画。有一次，我到外婆家看到了荷花，便画了一幅荷花交给了学校里的周老师，周老师仔细地看了后说：这荷花画得不错，可惜没有个标题，要知道没有标题就不能叫作品!好像一个同学没有个名字就不好怎么去喊他。这样吧!我为你起个标题：叫《出污泥而不染》，你看怎么样?以后就自己写标题啊!我望着周老师笑了，周老师接着说：光会画还不够，还必须学好功课，写好作文，加强文学修养，只有画与诗结合在一起，才能步入“画龙点睛”、“诗情画意”的境界。

我第一次感到作画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此，我就更加发愤学习，特别是学会写作文，不久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新学期开学的时侯，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叫“春来了!”我很认真的写，并反复修改，字也写得很整齐，自已感到满意。交给老师后，老师很快作了批改，他在评语中写到：“春来了，一般都是描写春天的景色，可是这篇作文却没有怎么去描景，而是用较多的话语来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要农民珍惜春光播种，要同学珍惜春光读书，特别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尤其是对于春天，更不可忽略呀!’这句话写得非常妙，道出了时间的宝贵，道出了一个学生珍惜时间的可贵精神”。老师在这句话的下面打了十多个红圈，他接着写到：“你有当作家记者的天份，在写作上要多多努力”。我拿着这看不懂的批语去问周老师：作家记者的天份是什么意思?周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鼓励你的话，作家嘛，是专门写书的，记者嘛，是专门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给读者看的，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总而言之，作家记者都是搞写作的。说你有这个天份，就是你爱画画、爱写作，写作的基础很好，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懂了吗?我连连点头，暗暗地想：记者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我们农村里的人大多老实忠厚，受苦、受累、受压迫、受剥削，自已不敢讲，也无处可讲，更没有人为我们讲话，要是我长大了能当记者，能为老百姓讲话该多好。“记者梦”也就由此而产生。

十七岁时，我参加了革命，开始是在湖南岳阳县黄沙街区搞土地改革，我在访贫问苦时，亲眼看见农民受苦受难，我想：这是我为老百姓说话的时机到了，我准备了很多笔记本，无论是农民平时向我说的话，还是在斗争地主大会上的血泪控诉，我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到了晚上，大伙都睡觉了，我就一个人在煤油灯下将一天的记录整理成文，在会前会后念给大家听，增加他们对地主的仇恨。1950年10月我的这个作法得到区土改工作队的肯定，并要我担任工作组秘书，这下我的干劲更足了。

1951年春，我由岳阳转战到了湘阴县新泉区搞土改，土改结束后担任团区委书记，这时我的工作面更广了，时间也相应多了一些，加上自已又是搞青年团工作的，青年朋友多，写文章的积极性也大了，并开始向报社投稿，记得我在第一次向湖南青年报投稿时，得到这样一封来信：来稿看过，欢迎你今后多多来稿、来信，来稿不必贴邮票，只要在信封的角上剪掉一点，写上稿件二字即可。但是要指出，你的字写得太潦草，还有一些病句，今后多看报，多练习写作，我相你能成为我们的好通讯员。语言不多，期望很大，对我的压力也很大，我知道，向报社投稿不像是士改时写的文章，一念而过，这是要在报纸上发表的，要求很高，要投稿还得先学文化。从这时起，我加强了对文化的学习，我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有关写作方面的书籍，一有时间就抓紧学习，还坚持写日记。随着文化文水平的提高，稿件的质量也提高了，《建设报》《湖南青年报》《新湖南报》等多家报纸，都先后发表了我的稿件，一下子我就变成了当地有名的“土记者”。

1952年4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本湖南青年报的通讯刊物，上面公布了第一批为数不多的特约记者名单，我的名字列入其中，我真的高兴得跳了起来，没过几天，湖南青年报的特约记者证也寄来了，这消息一下在全区乃至湘阴全县传开，从此大家真的将我当成记者了，一有甚么新鲜事，就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写稿登报。1953年湖南青年报在通讯刊物上刊出了以“唐大柏同志关心团报工作”为题第一次表扬了我。1955年4月30日，湖南青年报通讯刊物又刊出了“文化低，也可以写出好稿子”，用较大编幅继续表扬我热心写稿的事迹，并附上了我写的体会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写到：“文化低的人是可以写稿子的。只要眼肯看事，耳肯听事，脑肯想事，心肯记事，口肯问事，能时刻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关心周围的一切事情，并把听到的那些有意义的事，真真实实地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稿子，而且还可以写成好稿子咧!譬如：去年(指1954年)10月间，我在湘阴大众农业社工作，一天看到社员傅运生的门前有一大堆荞麦，上面有好多鸡鸭吃的吃，做的做窝，很多社员过身都不理，后来团员傅稳根等三人看到了，就不约而同地抢着去盖。我站在旁边看到了这情景很受感动，我想这件事是一种爱社新品德的表现，写成稿子发表，对其他青年一定很有帮助，我连晚饭也没吃，及时写好后寄给了报社。报社很快回了我一封信，说：“这个稿子写得很好”，不久就在湖南青年报上发表了，很多读者也反映说这篇稿子写得好。这些都证明了写稿不用顾虑文化低”。接着《建设报》《湖南青年报》都在通讯刊物上评介了我写的“友珍的婚事”、“雨夜护秧苗”、“三个团员盖荞麦”、“不占社里半分便宜”等文章，其中“三个团员盖荞麦”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七个妈妈奶小孩》一书选用。“土记者”的名气越来越大，1956年4月我被调到《湘阴报》当记者，这下真的园了我的“记者梦”。1960年8月，我又调到了《湖南日报》社当摄影记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记者队伍行列。

（《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在一座石峰岭上拍风光照，旁边是我的学生，本来是保护我才爬上去的，上去后一动也不敢动，看来是要我保护他了。）

当上了县报、省报记者，应该说“记者梦”已经园了吧!也该心满意足了吧!可是当时我并不感到满足，总觉得这个梦还没有作完，因为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将记者这门职业代代相传，成为记者世家。1958年11月16日，当我的第一个儿子湘岳来到人世后，我就决心将他培养成记者。

（《父子情》：我和湘岳）

有人说：当记者受人敬重，当记者好玩。可我不是这样想的，事实上当记者是有人敬重，也有人恨，有乐，也有苦，有时甚至还很苦很累，在湘岳降临人世的那一天，我和我夫人就共同尝到了这种又苦又累的滋味。说起来话长，那时我在湘阴报社当记者，经常在乡下跑，可在生湘岳的这一天，我正好在报社里。在头一天晚上，我妻子肚子痛，岳母告诉我，预产期到了，怕是要生了，好在你还在家。我说：真是老天照顾。说罢，我们就将她送到了就近的联合诊所，那里设备很简陋，接生员的医术也不很高，再加上孩子太大，是个难产，我守在身边一个通夜，还是没有生出来，第二天上午，我约报社几位要好的同事将她送到条件较好的县人民医院，我又在那里守了一个上午，还是没有生，我急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个时，我接到了县委书记陈秉芝的指示，要我同他去黄柏公社检查工作，写一篇重要报道。在那个年代，纪律性都很强，说走就走，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拿，望了一下正痛得尖叫的妻子，妻子向我点了一下头，我知道她同意我下乡，二话没说的上了吉普车，在车上我暗想，如果我不是记者，也许我还会讲价钱，待孩子生了再下乡，……。黄柏公社是个边远山区，交通不方便，我们搞了五天后才回县城，在这之前，孩子是甚么时候生的，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当然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的妻子和未见面的儿子。还没等我进屋，岳母就向我报喜：“是个相公”!我抱着孩子左看右看，非常开心，几天的心病和不快，一扫光。我向妻子开玩笑说：是个带笔杆子的，长大了好当记者，接爸爸的班。我妻子没有回答，眼睛里冒出一滴泪水，我不知道她是高兴，还是受了委屈，还是不同意他长大当记者，这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也不好多问。说实话，当记者责任重大，常年在下面跑，顾不上家里的事，也很苦，但苦中有乐，常是一人苦，换来万家欢，我一直热爱这个职业，我相信我妻子是能够理解的。

谈到培养湘岳当记者是我的心愿，我也将我的想法告诉过我的妻子，她说这是孩子的事，看他争不争气。我说，不是看孩子争不争气，而是看我们做父母的有不有信心和决心来培养他。当湘岳快长到三岁的时候，我特意为他拍了一张《小记者》的照片。他头戴太阳帽，身穿短袖汗衫，肩上斜挂一架大大的莱卡相机，看上去似乎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强行伸直了腰，做出了一个风尘仆仆的样子，小有记者派头。《小记者》这幅照片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再园唐家第二代记者梦的起点，以后我就按“小记者”的要求来培养他。一有空闲就向他讲述自己采访的故事，介绍模范人物的事迹，有时还将他带进新闻采访现场，让他作点记录，或请模范人物到家做客，让他拍点照片，使他有机会见世面，接触模范人物，从小感受当记者的滋味。从湘岳上学那天起，我就跟着他陪读。他要学习的课程，我都要提前学好，白天老师上课，晚上父子同学。等到他做完功课睡了觉，我才开始干自已白天没有干完的事情。当湘岳读到小学三年级时，我便在他的课程里加上了一门“小记者”课，告诉他写作。开始是学习写记事性日记，一天一篇，象流水帐。后来就配上了标题，成为一篇篇短文章。当他写到100篇的时候，就帮他在日记本的页面上划版、编辑、配花边、插图，成为“日记报”，一直坚持到上大学，一共写了3000多篇，有的日记还登上了报纸杂志，如《韶山高》《红星照我去战斗》等。

到湘岳读中学、大学时，已慢慢地走向成熟，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也少多了，一切都只能靠他自觉了，由于他对自己长大后当记者的学习方向已定，在考大学时，他选了文科。在这期间，我已经完全放手让他学自已感兴的东西，只是在寒暑假期间，我带他出外实习，让他提前学点当记者的本领。在他大学毕业的那年春节，要算是典型的临战练兵了。大年初二，大雪纷飞，吃过早饭后，我问湘岳：“到南岳采访，拍冰雪，你去不去?”他高兴极了，说：“我去!我去!”回忆起当时踏冰登南岳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我们父子俩脚穿防滑草鞋，手持特制拐杖，身背照相机、闪光灯、三角架，还有水壶、收录机等等，真算是全副武装。一路上我们并肩前进，跌倒了爬起来，遇到险情，互相搀扶，真是步步艰难，一步一个脚印，爬呀!爬呀!终于在天黑前登上了南岳最高峰-祝融峰，我们胜利了!

我多次到南岳，知道冰冻后上山很艰苦。之所以选择大家都在家过春节，没有人上山参观的时侯上山，选择恶劣天气上山，当然是有目的的。这就是考验一下湘岳，使他懂得：当记者也要能吃苦，无限风光在险峰。几天来，他脚跌伤了，手冻坏了，但他没有叫过一声苦，白天拍照片，晚上写文章，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春节。不久，父子合作的一组《南岳冰花》照片，在《湖南日报》上发表，并被评为年度好新闻照片。

大学毕业后，湘岳分配在湖南日报社，后来又调到光明日报社，当记者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我的第二代继续当记者的梦也园了。

在我的第三代人中，还有不有再当记者的?我希望再有，但这已经是我儿子的任务了，这个梦，就由他们去园吧!

（和儿子唐湘岳，孙子天天在一起。）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