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教授李浩。

 

当一个人开始问父母，“我为什么姓×?”

或许，他就开启了一个“我从哪里来”的哲学问题。

每个人都有姓名，但是它是如何产生的?李、王、张、刘这些姓氏从何而来?为什么同姓之人互称“家门”?

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从《流声——中国姓名文化》一书中找到答案。作者西北大学李浩教授从姓名起源、姓名构成、命名方式、姓名文化等多角度，透视汉语姓名中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内涵。

三十多年前，西北大学教授李浩就开始了对姓氏的关注和思考。在他心中，姓名是一种人文徽标，附着着记忆、温情和敬意。大数据时代到来，唯一区别性符号不再是姓名，而是由那些生物信息生成的一连串数字或二维码时，“这就不幸印证了前几年横空出世的那个貌似无厘头的表述：我们不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数字化地生存在这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中。”

撰文/本报记者赵颖慧

姓：明血缘

姓诞生于母系社会，同姓不可婚

“我为什么姓李?”

多年前，当李浩产生这个疑问时，他找到了一个解释：“尧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当时的‘理官’，即掌管司法的官职，子孙世袭了这一官职。后来有人触怒了纣王开始逃亡，路上靠路旁李树上的果子充饥才生存下来，因此先祖指着大李树改姓为‘李’。”

再往深追究，李浩发现，严格来说，总人数接近一亿的中国第一大姓“李”并不是一个姓，而是一个氏。原来最早姓和氏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人类一开始也并不是随父姓。

“姓”字拆开是“女”和“生”，“它的原意就表示世代相传的血统关系，由女性方面决定。从姬、姚、姐、妨、姑、姜、娄等古老的姓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母权制在姓名文化中留下的明显印迹。”

最初的人类是“随母姓”，“每个姓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老祖母传下来。”生活在姬水附近的黄帝有25个儿子，黄帝为姬姓，而他的儿子们却有12个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李浩在《流声》中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不同，分别由四妃所生。”

在25个儿子中，只有2个跟黄帝同姓姬。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绍连曾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族外对偶婚。也就是说，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双方，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由一男一女组成配偶，保持较稳定的同居生活。这种婚姻中，一个女子往往有许多丈夫，她并不能确定孩子是哪个丈夫的。”

“姓起着‘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早期的同姓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故同姓不能通婚，保证氏族人种的健康兴旺。”李浩说，“这在优生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

今天，现代的《婚姻法》废除了同姓不婚的规定。李浩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姓与上古时代的姓已经大不相同了。现在同姓的人有的存在血缘关系，有的虽有血缘关系，但已非常遥远了，有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只不过是姓氏发展过程中同字异源、简化合并的结果。对血缘关系很近的男女，即人们常说的血亲，仍然规定不能通婚，这主要是指:直系血亲、八亲等内直系血亲、直系姻亲、五亲等内旁系姻亲辈分不同者。”

氏：别贵贱

氏起源于父系社会，依社会地位划分

姓来自“老祖母”，有血缘的维系，起源于母系社会。

那么，氏又是什么，来自哪里?

“氏是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会，依靠社会角色和地位来划分。”李浩在书中写道，有的世代担任某一官职且有功，就以官名为氏，比如司马氏、司空氏等。有的以国君赐封的田邑为氏，比如晋国的韩氏、赵氏等。今天的李姓实际上也是“氏”，是尧舜时期的“理”官，后因逃亡而改为“李”字。

因此氏的出现一开始就同权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指出:“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古代还有“异氏不婚”的规定，“即不同的阶级不能通婚，以维持阶级身份的纯正。”

然而，因为氏是依靠社会角色和地位来划分，因此是易变的、流动的。“比如春秋末年楚国的伍子青，本以伍为氏，被吴王阖间赐死后，儿子为避难，逃到齐国，改为王孙氏。又如陈国的陈完，本以陈为氏，由于国内发生内乱，出奔到齐国，齐桓公封于田，子孙遂改‘陈’为‘田’氏。”

一直到战国以后，姓氏合二为一，汉代则通称为姓。

然而，无论氏如何变化，汉民族都能找到他们共同的“先祖”。曾有网友总结说，“无论哪个汉姓，都要和姬姓和姜姓攀上关系。无论哪儿的汉族，都要把祖坟认到河南陕西。”

对此，李浩说，“这句话的前半句没有错，汉族的所有姓氏都可以追溯到那几个古老的姓氏。一般认为轩辕氏黄帝的子孙繁衍为汉民族的各个姓氏，所以我们叫作炎黄子孙，鲁迅有诗‘我以我血荐轩辕’。后半句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河南陕西包括山西是早期中国文化的中心，文化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以后半句大体成立，但不是特别准确。”

名：个体觉醒

私名产生是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剂

如果说，“姓”是血缘的界线，“氏”是社会地位的区分，那么“名”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在李浩看来，“名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剂，它会使本来凝为一体、彼此无差别的组织变得松散而有距离。”

上古时期，人们的名字还没有与姓氏彻底分离。“人们聚集在一个英雄人物的周围，以他的发明创造作为旗号，比如有巢氏，是人们开始懂得构木为巢、营建住所的标志;燧人氏是人们懂得钻木取火的开端;神农氏则是进入农耕文化阶段的标志。”

夏朝是史料中最早有确切名字的时代，如启、太康、仲康、少康、予(帝宁)、愧、芒、泄等。当人们开始给自己取私名，开始体现出浓郁的时代特点。

李浩发现汉代人命名多用勇、超、雄、猛、霸、彪、武等字眼，也反映出阔大雄豪、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唐人喜欢以行第相称，如称李白为李十二、杜甫为杜二、王维为王十三、元稹为元九。甚至宫廷之中亦盛行此风尚，如称唐太宗为二郎、唐玄宗为三郎等。宋人名字中多喜用“老”字、“史”字和“翁”字，这与当时社会优礼老人有关。

“一些名字用字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李浩说，“比如‘龟’字，是古人命名中最常用的字，如唐代有李龟年、王龟，宋代有张龟年、彭龟年、徐梅龟、王十朋字龟龄等，大约都取长寿之意，但是元明以后，乌龟成了骂人的俗语，就少有人用来命名了。”

20世纪以来，社会变迁加剧，命名的时代特征也更加突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过高频名有：发财、解放、援朝、建设、跃进、移山、学锋、永红……

姓名：人文徽标

汉字姓名重要性下降，数字类区别性号码越来越清晰

今天，许多人热衷于通过姓氏追溯先祖，寄希望从中发现自己的“贵族血统”，这真的可行吗?

李浩说，“有一部分可以追溯，比如说山东曲阜的孔姓，他们几千年传承有序，族谱把家族的传序过程梳理比较清晰。但其他姓氏包括李姓谱系大多都中断了。”

“我们也没必要过分攀附，像阿Q一样说，‘我祖上比你还阔’。”李浩在书中写道，“在以物理光年和地质时间为单位的宇宙长河中，肉身实体固然不能不朽，令誉美名也无法永恒……最终不过是数据云端中的一行语码数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大历史长视角的认知，李浩在最后确定书名时选取了含有更多不确定性的“流声”，“以使草成于中国文化三千年未有巨变期的这册小书，能传达出智能时代数据生存的一些痕迹。”

这种不确定性流露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李浩对未来姓名可能“消失”的丝缕叹息，他写道，“当大数据时代来临，唯一区别性符号不再是姓名，而是由那些生物信息生成的一连串数字或二维码，这就不幸印证了前几年横空出世的那个貌似无厘头的表述：我们不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数字化地生存在这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中。”

在他心中，姓名是一种人文徽标，附着着温情和敬意。然而，今天每个人都能流畅地背诵出代表自己的那一串17位数身份证号码，“这样一来汉字姓名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数字类区别性号码越来越清晰。”

但是，“几十年如此，我们仍恪守祖训，把从祖上和自己文化传统中所获得的这个徽标上的尘埃与锈迹拂掉，仔细擦拭，置于底右，守护礼敬，像对远航船桅杆上烈烈招展的风帆，挥一挥手，道一声珍重，这珍重中充满着温情、敬意与希冀。”

对话

最庞大的李姓构成并不纯正，来源比较复杂

潇湘晨报：李姓是中国如今的第一大姓，总数接近一亿，这是否意味着李姓生存能力强?

李浩：几次人口统计李姓都排在比较前面，但构成李姓大姓的原因比较复杂，在研究过程中，这样庞大的姓氏并不认为非常纯正。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改汉姓就姓李;皇帝给大臣赐姓打仗有功的，赐皇朝的姓;有些人是冒姓，看哪一个姓氏威望最大，就冒用这个姓氏，这些都使这个姓变成一个超级大姓。

所以李姓构成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复合。

潇湘晨报：当下，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和现象越来越多，您怎么看?

李浩：随母姓的情况有很多种，我认为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人们自由选择。

潇湘晨报：许多读者想请教一下取名字有什么讲究?

李浩：我个人认为，从字意上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典雅、含蓄一些的字;从字音上来说，可以选择响亮一点的，并注意读音抑扬顿挫的变化;从字形上来说，不要过于简单也不要过于繁难，太复杂的字，可能孩子自己都不喜欢写。

责编：胡泽汇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