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这档子事儿
作者丨刘绪义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如何才能活到天长地久?这恐怕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却又不敢想的问题。
“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政治命题,或者被认为是近现代革命领袖为了鼓舞人心而提出的政治口号,过于崇高,不切实际,忽视了人性自利利己的本性,不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因而,一切都应建立在利己这一人性基础之上才顺乎人心。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大公无私也好,天下为公也罢,都是基于天长地久这一自然规律的文化命题。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产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土壤。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在《道德经》第七章一开始就提出“天长地久”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天长地久,我们的事业天长地久,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然而,人类为什么做不到天长地久呢?
老子给我们揭示了答案,就是因为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自我生长。
天地能够长且久的原因,老子认为是因为天地“不自生”。想想,亿万年来,假如天地在自我生长,那么,这个宇宙一定早就爆炸了。正因为亿万年来,天地始终是这个样子,故能长生。
事实上,我们发现,自然界有这样一个规律,大凡生长得快的动植物,一般寿命都不长;而生长得慢的动植物,其寿命一般都比较长。
在老子看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能效法天长地久这一规律,在利益面前,退居人后,反而会被众人推为领袖;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将身体置之度外,反而得以保存生命。
这难道是圣人没有私心吗?老子并没有反对“私”,他承认百姓有私,圣人也有私。只不过是圣人是把大家的私当作是个人的私,成就了大家的私,就是成就了圣人的私。正如老子在另一章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一样。圣人没有自己的心,把百姓心看成是自己的心。这就是大公无私。
在老子看来,大公无私并非不可能,并非不近人情,相反,它是合乎天道的。要想做到天长地久,必须大公无私。
人类社会有两种法则,一种是经济的法则。两个经理谈判,好比拔河,都想往自己这边拉,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双方合作不可能长久。要想长期合作下来,那就要互惠互利,好处各得。
另一种法则是道德的法则。一对父子父慈子孝,好比踢足球,把球往对方门里踢,踢进了就能得分。一杯救命水,父亲推给儿子,儿子让给父亲,但推来让去最好的结果是一人半杯。
结果一样,机制却不一样。人类社会既需要经济的法则,也需要道德的法则。
道德产生于合作,有人际关系才有道德。假如世上只有一个人,当然不需要道德。因此,马克思讲,道德的基础是自律。
有些人表面上很讲道德,却往往将道德用来律人,来评判他人,其结果比私刑更坏;道德是用来律己的,能够律己胜过一切法律。
有利益才讲道德,没有利益当然无所谓道德。因此,道德的表象是利他,实则是利己。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没有爱情,美丽有什么用?没有语言,智慧有什么用?没有道德,由人的智慧要素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又有什么用呢?它带给人们的,绝不会是幸福。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任何凝聚民族情感的努力,都会被厌恶感和疏离感所代替。在一个单位,同事之间是厌恶感和疏离感多一些,还是亲近感多一些,就可以看出道德的状况。人们常常提到要增加凝聚力,凝聚力怎么来?来自于道德的亲和力。
人类社会有三种可能,三种境界。一种是下流社会,那是人踩人;一种是中流社会,那是人比人、人挤人;还有一种是上流社会,那是人抬人。我们都知道,人踩人,大家都得死;人比人,那是气死人;人抬人呢?那是无价之宝。人和人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关爱,就是无价之宝。
老子就希望我们能生活在一种“上流社会”。他说的“上流社会”就是一个讲法则的社会,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法则。道德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方式,是一种修养。修,是求其精美,去掉身上的瑕疵和私心;养,是求其充足,补足身上欠缺的品质和公心。前者是用减法,后者是用加法。人生不过就是一道加减法,先用减法,然后才用加法。“上流社会”更是一个讲利人的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利人。离开了这一点,人类社会只会退入丛林社会。
无独有偶,宋代理学大师张载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天地之心是什么?张载指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就是给万物以生命,这是“大德曰生”的另一表达。最大的德是给万物以生养的机会,是中国文化最光辉的一面,是大公无私的表现。“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寻找精神的自由,赋予他们命运的主宰。《孟子·尽心上》 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直白地说,就是要有担当。其最终政治理想就是“万世太平”,这不正是“天长地久”的涵义吗?
人如何才能活到天长地久?答案就在这里。三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不乏大公无私之人,他们舍生取义,他们杀身成仁,置生死于度外,更遑论个人私利?他们寻找生命意义,重建精神价值,承继文化道统,致力社会大同,追求民众福祉。他们并非有三头六臂,也并非是神人异士,都不过是肉眼凡胎,他们只不过做到了“无私”二字而已,因而留下了“谋道不谋食”“为官避事平生耻”“先天下之忧而忧”等促使中国文化能够天长地久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因此,1899年当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万国公报》上时,国人即将其学说称为“大同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国,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与中国文化大公大同的旨趣相同。
(原载2017年8月31日《解放日报》)
责编:吴名慧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