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典不忘祖宗
作者丨水运宪
为了完成给爷爷立碑的心愿,的确费了我不少心思。
首先我不了解老家那边的习俗。每个地方都有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各种讲究,做什么事情都依皇历,看时辰。给故人立碑是件大事,必定有严格的章法。
再就是该给爷爷做一块什么样式的墓碑。这事也不好依我个人的喜爱,总要符合当地的风格,让老家乡亲看得顺眼才行。
还有一大难处几乎无法解决。我爷爷光是登录在族谱上的妻妾就有好几位,据说还有几个未入谱的偏房,已经无从考证。这倒无所谓,问题是正偏各房都有子孙在世,我的爷爷当然也是他们的爷爷,刻碑的时候,哪怕人数再多,也应该排列上去。恰好我对那些叔伯以及他们所生的叔伯兄弟几乎一无所知。
还不说他们,我跟我奶奶这一房的同门后代都没有来往,甚至从未有过一纸半字的联系。父亲是我了解家世的唯一途经,老人家却已经过世二十多年。最多只知道父亲那房有四兄弟,属“景”字辈,以福、禄、寿、禧取名。父亲排行老三,名为“景寿”,他的子孙我倒是一清二楚,他那几个兄弟有哪些后人我一概不得而知。
即便或多或少弄清楚几个,肯定也是挂一漏百。冷不丁再冒出几个别的人,那就更加麻烦了。思来想去,我果断作出决定,既然是我给爷爷立碑,立碑人就只落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想这也说得过去,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的名字总不至于给祖宗丢脸面,想必也不会得罪众多无法得知的叔伯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孙。万一要得罪,那就全都得罪。万幸没得罪,当然也就全都没得罪。
清明节的前两天,表妹夫妇请人将一车早已刻好的碑石拉到水家垴山脚下,忠仁兄弟约了一群乡亲挑的挑、抬的抬,把那批碑石运到我爷爷坟前,由制碑的工匠用水泥沙石组装起来,一座气派而又肃穆的墓碑就耸立起来了。
那天我把湖南这边的几个侄儿、外甥、女儿女婿都带了过去,顶着暴雨前的潮湿闷热,有力出大力,没力出小力,肩扛也好,手搬也行,反正每个人都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示对祖宗的忠孝之心。
离正午不到一个时辰,爷爷那座墓碑大功告成。一时间鞭炮炸响,烟雾翻腾。数十名水氏族亲焚香祭拜,便卸下了梗塞我胸间的最后一桩心愿。
心愿是卸下了,迷团却没有解开。午餐之后,我便带着儿女子孙,回到“胡李夏水湾”水忠仁的家中,请他找出族谱,查看我的祖宗脉络。其实上次来我就查找过了,还拍了照片反复琢磨,却始终没想出个所以然。
中国民间流传的各种族谱或者家谱,原本都是一代一代续写下来的。怕就怕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如遭遇朝野血变,刀兵混战,大灾大荒、背井离乡,续谱的事情往往就要中断很长时间。空白了一两代甚至好几代人,也并非没有可能。万一遇上此类缺失,后人再往下续写的时候,很多史实已经失传无考,人们只能依据老辈回忆加以推断想象。既断断续续又虚虚实实,于后世传人而言,也只能仅作参考了。
说实在话,我的这段议论,就是针对族谱上对我爷爷的记载有感而发。
水氏族谱上明确记载,我们这一支水姓宗族,辈份依“光明开景运,忠孝守先传”排定。我是“运”字辈,父亲是“景”字辈,爷爷当然就是“开”字辈,大名水开江。或许因为他老人家蜚声乡里,族谱中关于他的记载竟比一般人多了数行,算是比较详细的。
虽然如此,自上次来忠仁家查看之后,我竟没留下什么印象。应该这么说,我想知道的东西,族谱中似乎并没有详细记录。或者那上面仅记录了只言片语,勾起了我的兴趣以及疑问,却再无一字可供佐证,这就令我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以及更多的疑问,便觉得那印象反倒越发模糊了。
忠仁到底是晚辈,便不厌其烦地展开族谱供我查阅。
族谱上的记载依然如昨,“十八世孙,水开江,太学生,字相臣,号清溪。生于咸丰六年丙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往下就只记载了他娶妻续妾,生儿育女一类的事项,其他经历一概没作记录。
再次查看倒也有一点收获,我发现谱书上仅仅记述了爷爷的出生年月、八字时辰,而卒于何年何月,却不见记载,于是我推断当年续这版族谱的时候,爷爷还矫健在世。也就是说,这本谱里面有关对他的书写,极有可能经过了他老人家亲自过目,并且予以首肯。既然如此,怎么还这样简略而不周全呢?
直白地说吧,其实我对老人家的兴趣,只在他本人的种种经历。尤其打头的三个字,格外让我感到自豪,原来我爷爷还是个“太学生”,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太学生是指在太学就读的生员。所谓太学,专指明、清时代的国子监。那是古代最高学府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皇帝也时常幸临授课,因此太学生也被称为“天子门生”。若拿今天的学历等级相对照,恐怕博士生也难以望其项背。康熙于二十三年颁发圣旨,恩准高丽国学子入国子监“受业向学”,从此太学便在附近增设校舍,收受外国留学生入学。此后陆续有日本、印度,朝鲜、俄罗斯一些国家派遣优秀学生过来留学,可见当时国子监已经占据了亚洲最高学府的至尊地位。
而在国内,国子监的生源主要是来自两条渠道,一条是由各府、州、县科考选拔,更多的来自于达官贵人的后代子弟,分为贡生、监生两种,后来统称国子监生。国子监始于明初,是一条读书入仕的主要途径。进入清代,强化科举制度,国子监仍然“衰而不废”,与科举进仕并存始终。
我爷爷生于咸丰六年,比对西历公元,就是1856年。那年还有一位小王子载淳也降临人世,后来成为了下一个朝代的真命天子,即同治皇帝。他们都属于清王朝后期,也就是晚清时代,那个时候国子监的门槛已经相对降低,甚至允许“捐贡入监”,于是当时的太学更多只在钻研学问,精读诗书。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说的就是那帮国子监生。
但是后来呢?我爷爷后来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从政做官还是理财经商,竟再也不见记载。因为我不到一岁父亲就去了北京,几十年没在一起,也就不可能听父亲谈爷爷的身世与经历。
倒是以前听我母亲说起过,却说得与族谱大相径庭,完全是另外一种版本。依稀记得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挑着一付担子走乡串巷叫卖一种麦芽糖,以维持生计。有一年冬寒料峭,又正逢除夕之夜,一位好心的乡亲便收留他吃了一顿年夜饭。我爷爷感动之下喝了太多米酒,还没走到家就醉倒在门外的一棵老槐树下。五更时分冻醒过来,就看见老槐树朝西的树枝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挂上了一盏红灯笼。
天亮之后,我爷爷毅然决然锁门出户,朝着灯笼指引的方向,头也不回就去了武汉。这情节母亲跟我讲过多次,多次都小有不同,结局却大体一致。比如我听她说爷爷在武汉漂泊,主要是在码头当肩夫,从外国商船往江岸上卸载货物。再一次听说时又说是在外国人的租界拉黄包车。这倒无关紧要,反正都是在出卖体力,赚几个血汗钱艰难度日。只是后来的发展就统一到了一个版本,多少年也再无变化。
那情节简直荒诞不经,说我爷爷在英国人的报纸上看见了发行彩票的消息,就把身上所有的积蓄投了过去,竟然中了个头彩。那叫中洋彩,于是发了洋财。洋财发得多大,我母亲也说不清楚。她说爷爷把洋财运回去的时候,不晓得雇了好多驾马车,都是拉的金银财宝。他甚至觉得镖局的力量都靠不住,便花钱请来二三十个枪兵,全副武装一直押护到金牛老家。
这经历的确很是传奇,小时候只当作故事来听。那些日子听母亲讲过,也听我姐姐讲过。大约高中的时候,我哥哥也给我讲述了一遍。哥哥大我十七八岁,小时候在老家发蒙读私塾,极其聪明智慧,解放后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他讲述的爷爷的经历,与我母亲和姐姐所说的情况大同小异,几乎一致,这便让我感觉到那不是一段虚构的故事。
更加有力的证据还来自于老家的亲人。那天我们给爷爷立完碑,坐在祖坟前抽烟歇息的时候,忠仁那个不多讲话的弟弟水忠义忽然提到了这段传奇。有关我爷爷发洋财的前后经过,与我母亲,我姐姐和我哥哥的讲述大体无二,但是细节更加丰富详实。他居然还能说出我爷爷发财回乡的时候,雇用的马车数量总共有二十五架。问起那是多大的马车,他也能具体说出每架都有“两个马夫四匹马”。他还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后续细节,无非是说我爷爷气派很大,挥金如土。还说他如何地扶困兴学、资助公益,如何地娶妻纳妾、广置田产,等等描述出神入化,虚实难分。
水忠义这个表侄子不过只大我四五岁,他说的那些细节,绝对不是亲眼所见。无非是听老一辈人饭后茶余的神侃闲聊。当然,从他嘴里再次听到我爷爷的传奇经历,那故事也就更增加了一份真实性。
说不清为什么,这个故事越真实,我心里反倒越失落。
主观意识中,我只希望我的爷爷从国子监读书出来,行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为官从政也好,舞文弄墨也行,哪怕回家归田做一名教书先生,也比那一夜暴富的乡绅老财要儒雅得多。
记得一位社会学家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非常辛辣地批评说,西方人发财了总是不忘记再投资,而中国人发财却只做三件事:买田置地雇工收租、盖房建院修坟敬神、三房四妾生子养小。活灵活现,完全是一付地主老财形象。换成今天的语言,那就是一介土豪。偏偏我爷爷把这几项都占全了,让我们这些后人情何以堪?
我猜想爷爷应该是个知荣识耻的文化人,要不然怎能读成了“天子门生”?大概他也不喜欢变成一个傻里巴几的土豪劣绅,所以才把族谱中的其他记述一概删除,仅留下“太学生”三个字以光宗耀祖。
或许那些关于他发洋财的传说本来就不靠谱,所以才没能入谱。又或许他那太学生学位是发了洋财之后,花大把银子捐贡所得呢?
一切皆有可能。可惜世事更叠、斗转星移,有关他以及他家族的来世今生,早已成为后人的不解之谜。
只是有一点已经看清楚了,我爷爷是一条不甘寂寞、勇于进取的热血汉子。无论发没发财,他总在奋力打拼。走乡串巷卖麦芽糖也好,去武汉闯码头也好,在租界拉人力车也好,各种活法都在尝试,各样生活都勇于面对。他太学生身份如果真是科考选拔,那种奋进自不待说。即便是捐贡所得,也是一种寻求知识、追求上进的愿望使然。如果由我这嫡孙为他盖棺论定,我对他的一生绝对肯定,而且充满敬重。
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那是有一种精神贯穿始终。这种精神就是向往强盛,追逐光明。
祖先们矢志不渝,坚忍不拔,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民族精神传承过来,发扬下去,于是便铸就了民族的灵魂。
凡此种种,我们作为后人是不应该忘记的。
责编:吴名慧
来源:水运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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