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的河流》：革命历史小说的四重奏

作者丨廖开顺

湖南作家夏长阳的长篇小说《奔腾的河流》，是一部再现平江起义的革命历史小说。作者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滕代远同为麻阳人。麻阳地处湘西沅水中游，与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凤凰毗邻。滕代远所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奔腾的河流》以革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四重奏，书写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

第一重奏：革命

《奔腾的河流》(以下简称《奔腾》)，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平江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著名的武装起义，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革命历史小说，革命是《奔腾》四重奏中的主旋律，也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显性层面。革命是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从旧质转变为新质的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革命又有不同的内涵和形式。《奔腾》中的革命，是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武装起义和暴动，组建工农红军，以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枪杆子的革命运动。在小说中，具体还原为中共在国民党独立五师一团的秘密兵运、平江起义、攻打平江反动武装、成立红五军、撤出平江、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红四军会师、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保卫战、井冈山突围、回师湘赣边的全过程。其中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战斗，发动群众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层面的具体情节。这一条主线索串联了一系列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表现了作者创作长篇小说的结构能力。王安忆说“结构就是主题”，《奔腾》以其宏大的结构表现了狂澜呼啸、奔腾如大河激流的革命主题，具有长篇小说的史诗架构。夏长阳已经出版小说5部，《奔腾》再次显示他驾驭重大历史题材和结构长篇小说的艺术功力。

重奏之二：历史

革命历史小说是“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洪子诚语)革命历史小说又有历史演绎小说和历史建构小说两类，《奔腾》属于前者，也就是演绎平江起义，小说的事件、情节和人物基本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性较多的演义和建构，因而，《奔腾》的写作需要更多的真实材料，对作者有近乎史学家的要求，这是写作的难度，《奔腾》做到了革命历史演绎的真实性。

革命历史小说自成一类文体，文体是多种内容与形式要素构成的审美形态。革命和历史是和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内涵。革命和历史，既是密切联系、交叉或叠加的，又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革命是做什么，那么，历史则是背景和为什么做。革命是显性的，就事论事的，而历史是隐性的、背景的，逻辑的。海德格尔说：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当代早期的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往往重于革命(战争、战斗等)的表述，而疏于对历史的反映，因而缺乏穿透战斗或战争硝烟的历史视野和逻辑关系，显得热闹而单薄。至于当今很多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为迎合大众口味而随意编造，其中的“革命”形同儿戏，不是真正的演义和构建，更无历史品质。

历史作为《奔腾》的重奏之二，在战斗风云背后，揭示了战斗与历史的必然联系。其历史的第一个层面是20世纪20年代农民的民不聊生，如小说的开篇：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平江下过一场大雨，汨罗江涨了大水，淹没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三月里已经乱象丛生了，农民与地主闹得水火不容，再乱再旱老百姓就没有饭吃了”，“请求政府给口粮吃，结果粮食没有给，反倒被官老爷白狗打得鼻青脸肿，百姓们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求政府不诚求上苍，烧香跪拜”，“然而上天像瞎了眼聋了耳，看不见遍地饿鬼，听不见百姓呼声”。这样的历史背景虽然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背景相似，却揭示了辛亥革命以及大革命并没有起到救民众于水火的历史真实。《奔腾》历史的第二个层面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被屠杀血流成河，平江县城门高悬着屠夫的屠刀和滴血的头颅，河滩上满是男女老少的尸体，而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民团还在磨刀霍霍。小说历史的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共产党在哀鸿遍地的国难中，组织和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斗争的逻辑：“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构成革命历史的内在逻辑，它缘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小说历史的第四个层面是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形成、挫折、壮大、胜利等历经挫折和曲折而胜利的历史规律。工农红军是中共第一次组建的自己的军队，至今仍然将南昌起义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日。工农红军的兵员主要是旧军队和民众，尤其是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群众。在一般教科书里，只有抽象的说明，而在中共党史中，改造旧军队，转变红军队伍的农民意识和行为、红军初期的流寇主义等，一直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奔腾》真实地反映了这样的历史逻辑。红五军初建时期，旧军队习气严重，一些旧军队出身的官兵贪图个人利益，骚扰群众，掠夺民财，甚至骚扰妇女。即使是革命群众出身的官兵，也存在以参军报私仇，只愿意为家和家乡打仗，湘籍战士不愿意上井冈山等等观念和情绪。到了井冈山以后，面临国民党第三次大“围剿”，红四军战略转移，留下红五军孤军迎敌，引起更大的思想波动。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切。但是，小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原则”，从历史的逻辑和高度叙事，就像大河奔腾终归入海的逻辑一样，红五军历经艰难的战斗和自身的磨难，终于成为一支忠诚于党，为人民而战斗的坚强部队。起义、撤退、保卫井冈山和转战湘赣边的一切战斗，军队建设的一切情节和故事，都统摄于历史的必然中。历史也是《奔腾》的第二大线索，革命线索和历史线索，共同支撑《奔腾》长篇小说架构。

重奏之三：文化

任何优秀的小说都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使小说区别于故事、方志、史料，而具有更多的精神性内容。《奔腾》所蕴含的文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湘赣边的地域文化，二是红色文化。

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域人文精神的体现，它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和民俗风情为意象，以历史和现实的进程为载体。小说中的地域文化，首先是自然景象和民俗风情，它们构成小说独特的外在环境。夏长阳还是一位民俗学家，身兼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和怀化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述甚丰，对湘赣边的民俗风情有长期的生活体验，且擅长于写景抒情，因而《奔腾》的地域文化浓郁。如景物的描写：

“四月的天气暖洋洋，太阳从云层中射出平和的阳光。山垄里长出绿油油的红花草籽，那黄灿灿的油菜花里，野蜂和家蜂都在拼命地吸吮;漫山遍野怒放的杜鹃，红的黄的粉的，交相辉映。满眼看去，农民在山下忙碌着，开辟茅渠，挖着田坎，等着春雨的到来。”

南方地域景物，曾经有周立波小说的清新、自然、细腻和明丽，被称为“山茶花”派。《奔腾》中的地域文化，也有类似的景象。湘赣边是山歌的海洋，如兴国山歌，赣南和吉安一带的采茶歌等。《奔腾》引入不少山歌，增添了地域文化韵味。此外，在情节中引入民俗，譬如红军战士罗高才小时候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在屋里睡觉，夜间上茅厕要年迈的祖母陪同，祖母很累，就叫他每晚睡觉前到鸡窝前祈祷，拜鸡公鸡大婆为外婆，白天替鸡窝尿，夜里请鸡外婆替他窝尿。这样的民俗描述不是单纯的添加剂，而是表现了一名红军战士的成长。《奔腾》的地域文化还深入到了民国时期复杂的帮会文化。民国之初的帮会曾经是革命的盟友，之后堕落为社会的“恶之花”，但又非常复杂。在闭塞的湘赣边小密，有洪帮会，它既有反共和反红军，甚至配合民团攻打红军的反动势力存在，也有其中的贫苦农民赞成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宗族矛盾缠绕其中。小密洪帮会二十多个青年“头缠红布，脸土红泥，满面红光”，自以为刀枪不入，林、洪两大宗族，积怨历久，又与红军有误会。通过滕代远等红军的解释和宣传，将他们组织为小密游击队，“没有了洪帮会，没有了洪家和林家之分，双方都和谐了，团结了，浩浩荡荡地抄地主的家，去消灭小股土豪，轰轰烈烈地分了田，牵着耕牛，荷锄上山，快快活活地种起了阳春。”这样的地域文化问题，不仅仅是民间信仰、政治倾向、宗族矛盾问题，更是地域文化中深层的民众心理，通过革命的转化，文化的引导，向红色文化发展。

所以，红色文化不仅仅是反映革命斗争的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建设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带有精神文化烙印的物质文化。可以说，《奔腾》是一个红色文化的文本。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了以彭德怀、滕代远为代表的平江起义领导群体、红五军广大指战员，像奔腾的河流一样，朝着理想、信仰和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目的，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意志勇往直前。还表现了广大群众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或直接参与革命。在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之后，红五军“一支八百多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五百多人，那三百多人的鲜血洒在高高的井冈山上，一个个躯体倒在高高的井冈山上，他们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永远回不到自己的家乡”。红五军到了中央根据地瑞金以后，却是另一番红色文化氛围：“山羊在阳光下跳跃，牧羊的娃儿在山坡采摘野花，唱着当地民间小调，欢快地下到锦江河边饮水。当看到红军在操练，杀声震天时，羊群呆了，牧羊儿呆了，他们年龄小，但心里明白，这是人民的军队，替人民谋幸福。长大后，也去当红军，保卫我们的瑞金，保卫我们的人民。”这样的描述不无理想化色彩，却又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而红色文化，又具有理想性。小说引入的民歌，既有传统的情歌、儿歌，也有很多当年的革命民歌，如《四季歌》：

“……八月朱德起了义，九月毛泽东建立了根据地。十月红军打了过来，十一月打到土豪分田地。十二月欢欢喜喜过新年，家家户户闹翻天。……”

《奔腾》的红色文化，更有汨罗江这个文化原型意象。

“有这样一条河流，从江西修水穿过一片红土地，流入湖南平江，投入洞庭湖的怀抱。这条江叫做汨罗江，是一条奔腾的河流。在这江边，有一位诗人，带着一个民族的血和泪，唱了一首爱国的歌。千百年来，汨罗江被他的壮举所感动，背负千钧的重任，冲破一切羁束，带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和擎天撼地的气概，一路狂奔，在平江城高歌……”

屈原投江的汨罗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原型意象。荣格说：“原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宽阔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漫淌。”中国的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文化的延伸。在夏长阳的小说中，汨罗江、河流、奔腾，这些原型意象与红色叙事融合，红色文化的氛围洋溢在整个小说中。

重奏之四：艺术

革命历史小说的文体归属是小说，因此必须具有小说的艺术性。《奔腾》的小说艺术特点，一是人物形象的本真塑造，二是絮语式的朴素语言，三是奔腾式叙事。

在《奔腾》的人物形象群体中。滕代远、彭德怀为第一、第二主人公，他们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彭德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和热爱的革命家，而滕代远不是每个人都熟悉他。《奔腾》的一大价值是书写了滕代远在平江起义和成立红五军的重要作用和贡献，还原了他的不朽形象。滕代远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湖南农民运动，是威震长沙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年6月滕代远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秘密来到平江，与时任国民党独立五师一团团长的彭德怀组织和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他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4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代总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文韬武略，如果留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是大将以上军衔。曾经在平江起义团战斗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将军军衔的有180多人。《奔腾》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有黄公略、邓萍、李灿、周南生、陈铁生、李阳生、罗高才等。对于滕、彭这样的著名人物和将领群体，完全可以写成英雄传奇。在早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曾经流行英雄传奇式的书写，在审美上追求高亢、激越、昂扬的风格。但是，随着作家对革命和历史的生活真实的深入理解，由英雄传奇式的描写向普通人式的描写转变，在类似普通人的描写中塑造革命历史人物，《奔腾》是这样的。

《奔腾》的人物塑造可称为本真塑造。本真首先是“本事”的真实。本事指本来存在的事件、故事和历史。《奔腾》并非一切人物、情节和细节都不虚构，如果那样，再真实也不能叫做小说，不具有审美性，但是，《奔腾》不是演义类和建构类的革命历史小说，而是尽可能运用真实素材，真实反映平江起义和红五军创始之初的曲折经历、真实面貌。《奔腾》的本真更表现在人物性格塑造上。譬如，尽管滕代远、彭德怀以及红五军领导群体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是，在小说中，他们首先是本真的普通人，是一个个的“真我”，具有普通人的性格和弱点、缺点，而不是神力广大或先知先觉。如雷团长打了士兵，“未等他训完话，滕代远走上去，也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突围后的红五军在南康章水河边整修，距离强敌不过三四十离地，当晚很有可能被敌军包围。彭德怀做出正确的判断，提议当晚转移，而滕代远体恤战士的辛苦，优柔寡断，不同意转移，午夜过后，果然遭到敌军攻击。滕代远作为党代表影响了彭德怀的军事指挥，犯了普通人容易犯的错误。小说通过很多平常人的细节塑造人物：“滕代远在警卫的护送下，踏着夜色，回到军部。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住房，彭军长房里还亮着灯。他知道彭军长喜欢夜里工作，看文件或看地图，怕惊动他，就悄悄地上床去，用手电照照那袋脏衣服，准备明天送给杨海莲，未料那袋脏衣服不见了。此时此刻，滕代远想到了老家妻子，几年不见面了，不知怎样了。杨海莲是个好姑娘，可惜我已结婚了。滕代远心里悄悄地哼起了长沙民歌：隔垅望得妹晒衣，很想妹来做夫妻。”这里，既有滕代远的道德操守，又有“君子好逑”的青春萌动，不是那种没有七情六欲的神化英雄形象。《奔腾》将英雄的抒写寓于普通人的塑造中，重视过程的叙述，再现真实的情境，人物形象给人以真实、亲切和自然的审美感受。但是，作为革命领导者，他们又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思维、胆识和意志。如酝酿中的平江起义，因多种复杂的原因而踌躇未动，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到来之后，果断决定提前起义，因占了先机而取胜。《奔腾》也有一定的虚构艺术。“周南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因为寻找不满包办婚姻而出走的妹妹，他参加革命，与滕代远一起来到平江，起义后即担任红五军副团长。周南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却屡犯错误，诸如不拘小节酗酒，作为湘籍官兵的代表而不想上井冈山，由于报仇心切和侦察失误而导致攻打长寿街损失巨大等。但是，他又不是类型化的人物，在一批官兵反对上井冈山的时候，他经过犹豫而“猛地站到台前挥舞拳头，吼道，打不打回平江去，听滕党代表的，滕代远万岁!”周南生在革命洪流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共产党人只要胸中怀着革命理想，像汨罗江一样地向前奔腾，没有做不成的大事。”他在井冈山突围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立下军功，后来担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委员。《奔腾》运用传统的典型化艺术，所塑造的周南生形象，代表了红五军战士和干部的成长，也反映平江起义不是一座县城被攻占的短期胜利，而是一支红军主力的成立和成长。

絮语式的朴素语言是《奔腾》的语言特点。絮语是日常化、生活化的语言，就像与好友、家人拉家常，无拘无束说起心中的事。《奔腾》的整个语言都是絮语式的，例如，

“这天晚上，滕代远没有睡好，当他刚睡着时，军号已经吹响，他立刻爬起来，部队按纵队排列，黑压压地在一片开阔的土坪里集合，穿的衣服，拿的武器，都是长短不一，五花八门。他们没有统一的冬装，穿的只是打土豪得来的各式各样的衣裳，有的穿着破烂的单衣却戴着礼帽，有的身穿马褂脚套草鞋，有的披着国民党军官呢子大衣，有的破罩衫里套上红花袄……”

读这样的絮语式语言，仿佛走进历史，走进红五军战士身边，再现当时的本真情境。作者仿佛像写散文一样，写自己，写自己的感觉、情绪、体验、识见、发现，写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具有真实的现场感。絮语式语言是夏长阳革命历史小说的文体特点之一。

所谓奔腾式叙述，是指叙述的快节奏和充满激情。《奔腾》叙述话语的文本时间的时距较快。文本时间不同于故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文本时间则是故事内容在小说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奔腾》的文本时间整体上是快节奏的时距。如：

“刚刚夺取平江城的第三天，滕代远和邓萍被通知去钟洞参加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彭军长独自留在平江城指挥战斗。城北的战斗打响了，城南却没有动静。从城北回来的战士报告说，城北的阻击战打得非常激烈，贺龙和黄纯一强烈要求四团前去支援。等彭军长的传令兵赶去四团时，城南的大门早已大开，四团像脚踩西瓜皮一样溜出城外，不见了踪影。”

《奔腾》的奔腾式叙述，有紧锣密鼓的节奏。其实故事时间——密谋、起义、撤退、奔赴井冈山、鏖战井冈山、井冈山突围、奔赴瑞金中央根据地，再转战湘赣边，也都是快节奏的，你死我活的。采用这样叙述时距，增添了小说的军情与心理的紧张氛围。而在这种叙述时间中，又有一种伟大和崇高的激情蕴含其中，如：

“彭军长心潮起伏，好像弃儿找到父母，茫茫长夜过后黎明一股射窗而入的朝阳，照亮了他眼前的一切，把周围的一切阴森黑暗都驱走了，好像在沙漠中踽踽独行的旅者，在无边的黑夜之中，突然望见远处的光芒。”

小说的奔腾式叙述，不仅再现了当年如大河奔腾的革命形势和气势，也艺术地化解了革命历史小说非英雄传奇写法而可能产生的拖沓和平淡，读来仍然有崇高、壮美的感觉。《奔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黄公略着笔很少，原因是黄公略牺牲较早，今天能够找到的史料极少。但是，黄公略是毛泽东诗词所直呼其名的极少的红军将领，知名度很高，又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红五军副军长，读者有阅读期待却没有得到。总体上，革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四重奏，就像书名奔腾的河流一样，奏出了平江起义和红五军奔腾向前的雄伟篇章。

（廖开顺，福建三明学院教授，曾任三明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三明学院政法系主任、三明学院客家研究所所长。福建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著有文学评论集《文学的记忆》。该文首发《三明日报》，后被其它报刊所用。）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