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殘碑

作者丨纪红建

（一）残碑与共

B

40年前，芷江大地热血沸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当时《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在《芷江受降侧记》中说。

“芷江是中国反攻的陆空主要基地，在今日一举而成为历史上万代不可磨灭的一个光辉的城市。这里正有成千人员昼夜忙碌，从事筹备接受日本投降的盛典。空军基地边缘有一灰色小屋，这所小屋，建筑在舞水上流左岸不到300公尺的山野，两座满缀青松分嵌着‘正义’、‘公理’的牌楼，高耸在门外，屋了里面，红地白墙。屋顶上有‘和平水奠’4个大字，前面4根旗杆飘扬着中、美、英、苏的国旗……”时任《中央日报》贵阳版记者的方国希，在《日本降使在芷江》的报道中如此写道。

“芷江，是敌军3个月以前对中国发动最后攻势的目标，想不到3个月以后的今天，这雪峰山西麓的边城，‘终于发现了敌人’，而这8名‘皇军’却不是来‘占领中国空军重要基地’，乃是代表全部在华的日军向中国接洽无条件投降的……湘西的军民，像是因为在三个月前打了一个关键全局的胜仗而骄傲荣耀，同时也因为在三个月后的今日看到日本代表到此地投降而兴奋喜悦。濒依舞水的芷江，热闹繁荣，据说为空前未有。县城门口有一红色对联，写着‘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字大如斗。商店酒家结彩，户户升旗，劈劈拍拍的鞭炮，还没有放得尽兴。我们在街上巡视一周，除了看到拥塞的各型汽车以外，便是红红绿绿的联语，其中很多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两句简单明了的现代白话……”时任重庆《大公报》记者的顾建平，在他的报道中如此描述。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显示着战争乌云的消逝，绽开和平欢颜。人们如梦初醒，亢奋激情蓦地从内心深处腾起!飞机在头顶上撒传单;机场按照灯四射，此来彼往，似银河控空，白虹飞舞;士兵们朝天发射枪炮，弹道鲜明，弧光如箭，当地居民兴高采烈地丢帽子，抛手帕，放鞭炮，照手电，欢乐嬉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天上彩光交织成绵，地面噪声融合轰鸣，夜如白昼，地动山摇，难民们的高兴劲头更非一般!他们马上能回老家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奔走相告，忘形相抱，倾吐出流漓失所的悲惨苦痛，商议着一回去就重建家园的事情……”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少尉司书的向晶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

“……欢庆胜利的场面异常热烈而轻松，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脸上从始至终都挂满了笑容。那年我满18岁，是职衔最低的准尉军官，却和王耀武等众多高级将领互相敬酒。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那是为胜利而醉!为和平而醉!”时为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工作人员的魏鸿祥后来撰文回忆。

……

芷江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霎时，万人空巷，齐集街头巷尾，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芷江受降更是震惊全世界，当时有100余名中外记者云集芷江，国内外许多大小报刊均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

“芷江受降，宣告了日本鬼子的最后失败，狂妄的日本鬼子在此首次向我们中国人低头请降，大快人心!这个地方值得纪念!”

“芷江受降，震古烁今，写下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光辉的一页，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事件，应该载入中华民族史册，应该让中华儿女永远铭记!”

“应该修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让芷江受降地址流芳百世!”

“应该保护好这里，以告诫后人，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不仅要在这里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更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的贵州、湖南境内31个县区，设立‘和平省’，省会就设在芷江。”

“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的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让它炫耀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

各阶层的仁人志士纷纷建言。

1946年11月2日，芷江县参议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建议：请求划湘黔边境的龙山、永顺、沅陵、凤凰、麻阳、怀化、溆浦、黔阳、泸溪、辰溪、会同、乾城、永绥、保靖、古丈、绥宁、通道、城步、芷江、晃县、镇远、松桃、铜仁、江口、岑巩、玉屏、清溪、天柱、锦屏、黎平、秀山等三十一县为和平省行政区，定省会于芷江。

就在同一天，会同县也积极呼应。该县参议长陈方略、副议长粟沛及584名县民联名提议国民大会：请求划湘西边境的芷江、黔阳、麻阳、晃县、凤凰、怀化、会同、靖县、绥宁、通道，贵州的天柱、锦屏、黎平、镇远、玉屏、三穗、岑巩、铜仁、松桃、江口、从江，四川边区的秀山、酉阳、彭水、黔江等25县新建芷江省，以示永久纪念日本投降事。

民众的呼声，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高度重视。1946年冬天，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王东原前来芷江视察。视察时，王东原再三强调：原接洽受降地房屋，签字用的桌椅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回到省城后，王又在省府会议上主张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得到了赞同。

担当这一重任的是时任芷江县县长的杨化育。1891年出生的杨化育，四川秀山人，在来芷江当县长前，已经在贵州的德江、江口、沿河三县担任过县长，并且有十多年的任职经历。杨化育文才高，吟诗作赋，并频频有诗作问世，还出过诗集。如在沿河县县长任上，他巡察北部乡镇时，拜诣隘门寺后，就曾写下《题赠隘门寺有道禅师学诚》：蔓草荒烟久未温，红花鸡口有啼痕;苍天似解生灵苦，一朵祥云降隘门。他觉得，芷江地重千秋，建受降城，意义重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47年芷江县政府将《芷江受降城规划原则》送达省政府，由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城乡建设委员会召开市政技术小组会议，邀请知名专家座谈讨论。同年6月《湖南省政府公报》第五十二期正式公布《芷江受降城的规划原则》强调：受降城的修建必须突出有受降意义，将芷江县城定名为芷江受降城并建受降公园;受降公园建于原日本乞降地点，所有纪念建筑物予以保留，一切受降用具应予集中，散失者予以收集并按原样陈列;芷江为战时我军与盟军作战基地，殉难英雄要查实国籍、姓名、职务等造册登记，在芷江车站对面修建有代表意义的殉难空军铜像以供凭吊;在芷江同盟路修建林荫大道，以歼敌英雄雕塑点缀其间。根据《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预计，芷江受降城的修建共需要经费286亿元法币。没有钱，一切都是空想。湖南省政府不得不向南京国民政府打报告请求批准并下拨经费。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军费浩大，不仅设“和平省”已成泡影，修建芷江受降城也无暇顾及。申请经费报告也就没有了下文。这可急坏了准备大干一场的杨化育。但他有信心，也很在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往省里跑，往南京跑，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杨化育的苦口婆心还是起到了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拨付了285万元法币。但与原计划拨付的286亿元法币，相差了整整一万倍。

“285万元能干什么啊!”省政府特派设计委员陈誉膺有点不满地说，“根本就做不了什么呀!”

杨化育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后，说：“与原计划相比，这点钱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们不要再指望蒋委员会长了，就米下锅吧!总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辜负人民的期望呀!”

“建个什么呢?”

“就建座受降纪念坊吧!既相对简单，又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也只能如此了!”

“干吧!不能再等，也不能再拖了。”

随后，他们投入到紧张的设计之中来。他们左思右想地前前后后设计了五个方案，最终四柱三拱门“血”字型，且具有民族风格的“受降纪念坊”脱颖而出。

“纪念牌坊就修在签字受降的房子旁边，朝东而建，这意味着日本鬼子是从东向我国投降的。牌坊为四柱三拱门式建筑，既保持了特有的民族建设风格，又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但这个牌坊又呈‘血’字造型。主要有两导含义。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取得全面胜利，是用3500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二是用‘血’字造型石坊作为一座警世碑，时时警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历史……”杨化育向每一位来访者认真地介绍着这一别出心裁的“作品”。

这一设计方案赢得了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赞许与掌声。然而，当陈誉膺根据草案进行经费预算时，发现设计费、材料费、人工费等加起了，还是远远超出了285万元法币。

“怎么办?杨县长!”陈誉膺问。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省的就省，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杨化育说。

于是，他们发动民工四处寻找青砖。地处湘西的芷江，木房居多，要找到青砖还真非易事。好不容易找了不少，但却厚薄不一，长短不同。

杨化育觉得“受降纪念坊”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必须高质量、高标准，用材和质量决不能凑合和将就。

这可怎么办呢?

“拆掉一段城墙吧，城墙上的青砖，既规则，质量又好。”说这话时，杨化育眼里泛起了泪花。作为文化人，他知道，破坏文物，亵渎历史，是要被后人所唾弃的。但他相信，芷江百姓和历史最终会原谅他的。即便得不到原谅，自己也问心无愧。他想。

随后，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挥起了沉重的锤子，拆下了一段城墙的青砖。

1947年8月30日，“芷江受降纪念坊”落成。细心的人们发现，在坊的正面，最上面是蒋介石题写的“震古烁今”，而在下面便是杨化育题写的“受降纪念坊”。一个小小的国民党县官的题额，竟与国民党最高统帅的题额并驾齐驱!

这是当时芷江人民的心声!他们认为，芷江的子孙后代应该记住杨县长的不朽功勋。

憧憬着美好未来而又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早就违背民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了。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抗战中成为一支中坚力量。请问何总司令员，为什么在受降主官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呢?”1945年8月的一天，有国民党军报记者问受降代表何应钦。

1944年，何应钦就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时，冈村宁次也升迁侵华日军总司令。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与冈村宁次同班。他们俩人脾气相近，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各自为本国效劳，以军人的身份在战场上对决。蒋介石在决定受降人选时，也许正是看中了何应钦的这一特点，让他出任受降代表，以便与这位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日本老同学打交道。其目的，就是不让中共插手，争取更多利益，为在未来国共之争中取得优势。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向何应钦发出了这样的训令：“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指定的军事长官的命令外，不得向任何人缴械。”

“共产党的八路军总部目前自己改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部’，已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这个名义，并且擅自划定只有他们自己部队参加的受降区域，与政府分庭抗礼，破坏扰乱整个受降部署，难道还要再给他们分配受降区域吗?”为了掩饰国民党排斥共产党受降的真相，何应钦强词夺理，倒打一耙地说。

何应钦在随后发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第二号备忘录、第九号备忘录、第十六号备忘录，以及在军字第17号命令中，明确表示：坚决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更有甚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受降，何应钦还向侵华日军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军队强行受降，你方可进行武装自卫。

对于国民党垄断受降的做法，共产党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反对和抵制。

这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桃子该由谁摘》的演讲报告：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原载《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11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中国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