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

作者丨纪红建

第四曲 ： 冷水泡茶慢慢浓

【第三章】我的网名就叫“红三代”

到刘家村大车峪组刘纪福家采访，是因为他家那栋即将倒塌的老木屋。巧的是，这天刚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刘纪福有三个孙子孙女在家;也因为这天下起了大雨，刘纪福的儿子儿媳都没有外出做事。

刘纪福告诉我说，他今年65岁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两个儿子都是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家没有当红军的，但他家住过红军，是红军伤员，老木屋相当于是医院，这也是他至今没有拆掉老木屋的原因。刘纪福说，不过我老儿差点当了红军。我老儿叫刘经玉，1917年出生的。他十岁左右就当儿童团长，带着一帮比他大的孩子，给工农革命军站岗放哨。后来，红军住到了我家，也就是现在我们没有拆掉的那三间木屋。于是，我老儿天天闹着要去当红军，红军首长也同意了。但我婆婆不同意，因为她只有我老儿一个儿子。后来红军走的时候，我老儿眼泪汪汪地看着红军走的。红军走后，他赌气，两天两夜都没逮(吃)饭。为这事，他一辈子都怪(责怪)我婆婆。虽然我老儿没当上红军，也没文化，但后来他还是入了党，当过公社党委书记，也当过厂长。我老儿对自己要求严格。我五姊妹，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我姐姐、妹妹都是高中文化，在那时算不错了，但我老儿一个也没帮，最后都在农村种地。他不是帮不了，而是心眼太死，动不动就说，干部不能贪污，不能有作风问题。你说一个乡党委书记，一个厂子的厂长，在那个年代，安排子女上个班，根本就不用费多大劲。但他就是不办。为这，我娘没少跟我老儿吵，甚至逮(打)过架。但不论我娘如何闹，都没有让我老儿改变主意。我是2011年从粮食部门退休的，但也不是我老儿办的，是从生产队直接招工去的。我老儿死的时候，没留下别的遗言，也没留下其他财富，唯独留下一句话：盖房子的时候，不能拆掉老房子，红军住过。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1995年盖的。当时盖房的时候，我就恼火过。当时想过把老屋拆掉，拆屋起屋，现成的地基，最省事。但如果把老屋拆掉，就拆掉了历史，也对不住我老儿。如果不拆，没有现成的宅基地，还要在老房子边上挖山，费时费力费钱。而且在新房子边上傍个破房子，不美观。左思右想，我还是决定不拆，决定挖山建房。那时不像现在，还没有挖土机，都得手挖肩挑。我记得，1995年那年，亲戚朋友帮着我们挖山，挖了两个多月才挖出地基。

刘纪福说，这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老房子更破了，几乎都快倒塌了。而我们当年建的新房子，也成了旧房子了。现在我们两个儿子都住在这里，孙子孙女们一天天长大了，房子肯定是不够了。孩子们都在农村，放着农村的房子不住，去城里买房，不太现实，也没那个实力。现在他们也面临着盖房子的问题。如果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拆了盖，也就够一户盖;如果两兄弟都要盖，并不是行不通，但必须把红军住过的老木屋拆了。怎么办?我当然不同意把老木屋拆了。但到底让哪个儿子搬走，宅基地如何逮(搞)，我也没办法。唉!想着这事，我也头疼恼火呀!

这时，刘纪福的大儿子刘祥明过来了。他对我说，我1978年出生，在家务农，主要经济来源靠开后八轮(一种货车)，今天雨大，没法逮(干)活。我觉得，谁盖老地基，谁另找地基盖房，那都好商量，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把老木屋保护好。虽然这些年我家没把这老屋拆了，但也快倒塌了，如果再不保护，塌下了，就会变成一堆废墟。要保护，完全靠我们自己出钱修缮不太可能。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不拆除。我对红军还是有感情的，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婆婆就经常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说我太太招呼过红军，让红军住在我家，我爷爷当过儿童团长，说长大了要向红军学习。

刘纪福的小儿子叫刘祥军，是个80后泥瓦匠。我问他有啥打算。他说，他的观点与哥哥一样，当务之急不是保护不保护的问题了，而是要马上保护的问题了。但是，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如果指望政府修缮，希望也不大。为什么?这只是红军曾经住过的地方，不是红军指挥部或红军首长住过的地方，政府不一定会重视。

其实刘纪福家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又何曾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呢?

我知道，这个时代，小一点孩子的大脑全被《灰太狼与喜羊羊》《熊出没》之类的动画片，以及滑稽的打鬼子的故事占据了，大一点的孩子也是满脑子的韩剧泰剧之类的。但我还是想听听他们真实的内心。

刘祥明大儿子叫刘仕拯，已经十五岁了，在桑植四中读书，没回来。刘祥明的老婆说，从小，我们就给儿子讲红军的故事，并且告诉他我们家就住过红军，但他都没记住，只记住了打鬼子。有次我们带着他到广州去玩，那时他只有五六岁。他看到街上巡逻的戴着头盔，就对我说，妈妈，妈妈，那是日本鬼子。我说那是巡逻的警察，专门抓那些不听话的人。他说，不对，不对，那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才戴头盔，叫警察过来把他们抓起来。

我问刘祥明老婆，那现在他对红军了解多不多?看不看关于红军以及其他历史类的书籍?

她说，他一回来，我们也尽量跟他说红军方面的历史，也叫他多看课外书，拓展视野，但现在这个社会，小孩读书竞争这么激烈，压力这么大，光课内的书都让他累得个半死，还真没时间去读其他的书籍。你说，不发狠读书，哪会有好成绩，没有好成绩，哪能考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哪能找到好工作，将来哪能过得体体面面?

刘祥明老婆的回答，让我无语，让我深思。这又何曾不是当下中国的现状呢?

刘祥明小女儿叫刘晓叶，八岁，二年级，就在刘家坪中心完小上学。

我问她，你知道红军吗?

刘晓叶笑着摇了摇头。

我又指着他们家的那几间破屋子，你知道谁在那房子里住过吗?

刘晓叶想了想说，好像爷爷说过，一个叫红军的在这里住过。

我又问她，那你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吗?

她想了半天，笑着说，应该很老了吧!

是啊，现代教育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一年级就开始了。不!应该是从幼儿园，甚至还在娘肚子里就开始胎教了。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孩子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去上奥数班、英语班、作文班;看到的是，即使暑假里也只有成人而没有小孩的乡间小路和宽阔的大街;看到的是，家长们面对一纸分数时的喜色与怒容;看到的是，睡眠不足的孩子那与年龄不符的苍白的脸色……

刘祥军的大儿子刘俊杰，刚六岁，正在上学前班，有些害羞。

我问刘俊杰小朋友，知道红军吗?

刘俊杰小朋友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鬼子。

刘祥军老婆说，他就喜欢看战争片，打鬼子的。前两年国家大阅兵，他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解放军都戴着头盔，就对我说，妈妈，电视里怎么那么多日本鬼子。我就说，那不是日本鬼子，是解放军在阅兵。

刘祥军的小女儿叫刘雨珊，四岁，活泼可爱。

我问小雨珊，知道什么叫红军吗?

小雨珊冲我一笑，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看着小雨珊天真无邪的笑容，我只好报以微笑。

对于孩子们的回答，我没有觉得奇怪与惊讶，更不会有责怪之意，毕竟他们还是孩子。

离开刘纪福家时，我在雨中回望这一家老少，既感到欣慰，也感到心情沉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将会怎样，是不堪设想的。

刘经县，既是红军后代，也是刘家坪中学的语文老师。对此，他有着深刻的体会。

刘经县告诉我说，我爷爷叫刘业元，是1935年跟着红军长征的。走的时候，他已经有五个儿女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我老儿最小，当时才一岁。后来，听说我爷爷牺牲在了陈家河镇的耳朵坪，但只是听说，一直没找到我爷爷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他的墓。你说我爷爷说走就走了，把五个孩子扔在家里，家里人能不牵挂吗?当时我伯伯和我大大(大姑)去找过我爷爷，到耳朵坪找的，几乎都把耳朵坪翻了个遍，就是没找到。后来“剿共”的国民党军来铲草除根，我婆婆就带着五个孩子到处躲。我爷爷是大高个，很魁梧，但我婆婆很矮小，小脚，她带着五个孩子，边躲边找，边找边躲，但一直没找到我爷爷。

我老儿他们那一辈没有找到我爷爷，我们这一辈又接着找。我们成年后，我大哥、我二哥，都去找过，甚至给北京写过信，问我爷爷到底牺牲没有，在哪儿牺牲的。如果是牺牲了，作为烈士子女有什么政策。我们不是要待遇，也不是诉苦，只是一种寻找，只是想了解，也是后代对祖辈的一种孝敬。我哥哥他们为什么写信呢?因为当时很多红军说是牺牲了，实际上没有牺牲，而是在外面成家了，不回来了，甚至有的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一开始没个说法，更没有发烈士证之类的，也就是没个定性，没说是红军，也没说是烈士。但后来烈士碑上有他的名字了，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上有他的名字，朱家台革命烈士纪念塔上有他的名字，洪家关新建的烈士陵园也有他的名字，算是一种安慰吧。

虽然我是70后，或许因为我爷爷是红军吧，所以红军对于我来说不仅不陌生，而且深入到了骨子里。我们从小就是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的。比如说我大哥当过兵，就是受这些故事的影响，他从小就向往红军，就向往部队，所以后来去当兵了。在与我哥哥他们一起寻找爷爷的过程中，我也积累了许多关于红军的历史与知识，更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自称是“红三代”，我的网名就叫“红三代”，只要是关于红军的历史资料，我都会认真看，认真收集。因为我爷爷是红军，也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如果没有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幸福。

也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对自己的学生经常进行有关红军历史的教育。首先从我个人层面来说，我经常向他们讲述桑植的历史故事，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我从不给他们讲高大上的东西，更不讲那些大道理，那些东西讲多了，只会让学生觉得更不真实，更反感。其次从学校层面来说，我们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关于红军的演讲比赛、知识抢答赛，给革命烈士扫墓，参观纪念馆。有时也组织学生从刘家坪到洪家关，来回走上五六个小时，体验长征精神。

刘老师很坦诚地说，即使这样，学生对历史、对红军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从老师、学校或是教育部门的层面来说，要作方向上的调整，要更大程度地让学生学习历史，珍爱历史，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二是从学生层面来说，毕竟他们还小，很难体会到那时的危险与辛苦，大部分是从电视里看的，但电视的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弱化甚至是歪曲了历史。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些学生认为，我太公不是红军，我爷爷不是红军，那些历史跟他家没多大关系，甚至认为毫无关联。他们不知道，历史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一个家庭的事，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事。还有就是一些电视剧对历史的篡改误导了学生，有些学生认为，历史非常可笑。所以当我们给他们讲起那段历史时，他们也会觉得可笑。好在现在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非常重视历史，正如习大大所说，我们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更好地开创未来。

【由《中国作家》(2016年第11期)首发，湘潭大学出版社单行出版(2016年10月)】

责编：吴名慧

来源：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