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

作者丨纪红建

第三曲 ： 马桑树儿搭灯台

【第一章】马桑树儿搭灯台

《桑植县志》概述道：雍正七年(1729)设桑植县，县名以县境内遍植桑树得名。

在桑植采访中，我深刻感受到，桑植这片热土，远远超越了“以县境内遍植桑树得名”的范畴与意义。马桑树属落叶灌木，枝易脆、弯曲，在桑植的民间传说中，牛郎每年七夕是爬马桑树才得以上天与织女相会的。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中，马桑树还是司职天梯的神树，有生育、哺乳、祈雨、登天的功能。

在桑植这片血染的红色土地上，也因为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广泛传唱，马桑树已经成为爱情的代名词，马桑树即爱情树。桑植人民心目中的马桑树高大通神，寄寓着他们美好的向往和憧憬，还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忧伤。而这首民歌也像马桑树一样有点神奇。深情婉转的旋律，就像武陵山脉腹地的山泉水一样，清澈、自然、温暖。细细品味，还有些古朴苍凉的意味，在她跌宕起伏的行进中，点点滴滴都在敲击着人们的心灵。

毫无疑问，戴桂香与贺锦斋凄婉的爱情故事，便是对马桑树、对桑植情最生动、最深刻、最宽阔的诠释。

在洪家关白族乡，我见到了贺建军。年过花甲的贺建军，是戴桂香与贺锦斋的孙子。刚一见面，贺建军就给我唱起了《马桑树儿搭灯台》：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

写封的书信与(也)姐带(哟)，

郎当红军姐(也)在家(呀)，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哟)，

你个儿移花别(也)处栽(哟)……

贺建军说，这是婆婆最喜欢唱的歌，自从他懂事开始，婆婆就教他们兄弟唱，几十年了，百唱不厌。这首歌，是婆婆的期盼，是婆婆的希望，更是婆婆的生命。唱这首歌，也成了我们贺家的传统，我们家男女老少，无人不会。

我爷爷叫贺锦斋，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洪家关的，也就是公元纪年的1901年出生的。爷爷从小就聪明智慧，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他能文能武，特别是诗写得很好，逮(打)架七八个人无法近身，跑步能追上狗，是桑植县远近闻名的文武状元。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湖南一师范。从湖南一师读完书回来，我爷爷才十八岁。这时，他不仅文武双全，更是身材高大。一回来，我爷爷就结婚了。我太公贺星楼与我婆婆戴桂香的老儿是世交，我爷爷与婆婆是指腹为婚的。

我爷爷一表人才，我婆婆也是洪家关一带十里八乡的大美女，我们贺家人甚至有人说我婆婆是贺家最漂亮的媳妇，赛过王昭君。他们的结合，让邻居们羡慕不已。那应该是我爷爷和我婆婆最幸福的时刻，小两口一起下地干农活，下河洗衣，上街买东西。但这样的快乐日子，仅仅只有两个多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天，我爷爷就跟随他堂哥贺龙“闹革命”去了，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团长、旅长，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并参加南昌起义，这一别就是近10年。于是，我婆婆在家盼啊，等啊!等了一年又一年。

大概是1928年2月的一天。那天，我婆婆正一边带着我老儿，一边在洗着衣裳。就在这时，树林里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阿香!阿香!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我婆婆心里一喜。是春生!是春生!是春生回来了!春生是我爷爷的乳名。我婆婆拉着我老儿就往屋前的树林里跑，并一边说，娃儿，你老儿回来了，你老儿回来了。几年未见，打小就青梅竹马的爷爷和婆婆，一见面就泪眼汪汪。我婆婆说，春生，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接着，我婆婆又问，春生，仗逮(打)得咋样了?还去不去?说这话时，我婆婆泪都出来了。我爷爷拍了拍我婆婆的肩膀，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阿香，进屋再说吧!

进屋后，来不及收拾，我爷爷就把这些年革命的情况向我婆婆说了。我爷爷说，阿香啊，我是回家了，但心里难受啊!我婆婆说，怎么啦，春生。我爷爷说，这次“胡子”(贺龙)回是回来了，但跟着他一起去的桑植人有3000人，但回来的没几个。今天，我们到达桑植的时候，大家都载歌载舞，欢迎我们回来，欢迎亲人回来。可当他们听说有2000多人牺牲了时，本来热闹欢庆的场景，立即就变成了一片哭声。我的心在滴血啊!说到这，我婆婆和我爷爷两个痛哭了起来。

听我婆婆说，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我爷爷是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他想着已经牺牲的2000多名桑植同胞，想着跟随自己南征北战而牺牲的那么多战友，想着桑植乡亲那纯朴而又悲伤的面孔，他泪如雨下。他在想，作为师长，他该如何才能给乡亲们一个交代，又该如何继续蓄积革命的力量?于是，他干脆起床，坐到了昏暗的油灯下，提笔展纸，抒写着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爷爷没有写诗，而是改了我们桑植传统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部分歌词，加入了当时的革命意境。其实改动也不大，只是把第三句“郎被生意缠住手”改成了“郎当红军姐在家”。虽然改动不大，但我爷爷字斟句酌，折腾了大半夜，才改成“郎当红军姐在家”。

第二天，我爷爷就对我婆婆说，阿香，我把《马桑树儿搭灯台》改了一下，我教你唱吧。这对我婆婆来说，并不难，因为之前她也会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只是改了一句话。你说得对，意境不一样了。这首歌正符合当时我爷爷和我婆婆的意境。这首歌后来不仅成了我爷爷和我婆婆家庭命运的真实写照，还在桑植和全国唱响，谁也没想到，谁又会想到呢?

关于贺锦斋改写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歌词一事，笔者也进行了多方求证，桑植的所有文化工作者、历史工作者，几乎都一致认为，贺锦斋就是新版《马桑树儿搭灯台》歌词的作者，虽然改动不大，但毕竟改动了，并且注入新的时代意义，这很重要。我看到，作家龚爱民就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对恩爱夫妻也许想不到，这支记录他们爱情生活的歌竟然在民间传唱了两百年之久。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两百年后，一个叫春生的人为了他的妻子，对这支歌仅仅作了一句之微的改动，这支歌的主题及内涵便焕然一新，成为红军扩大队伍和无数红军战士与他们亲人之间必唱的歌。今天，这支歌不再是春生和阿香两个人的了，它早已成为民间音乐的一笔财富，成为我们追溯那段历史风云的最好的文献，成为一段传说中的爱情绝唱。

再说，贺锦斋满腹经纶，擅长诗词，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诗人”，写下过不少经典的诗作。比如在1928年6月初，贺锦斋率部队驻扎在桑植庙嘴河、沙塔坪一带休整时，他就创作了一首较长的歌词——《澧源歌》：

澧源之水清且凉，蜿蜒漂荡入安乡/两岸居民百余万，世代勤苦事农桑。

大仓小库堆谷米，还有棉花运川康/特产丰富衣食足，人人鼓腹乐陶唐。

哪知好景难再得，一群鬼怪恣妖孽/贪官污吏与豪绅，彼此扭手相勾结;

抽税筹款征钱粮，催租逼债夺田房/张三去了李四来，暮暮朝朝无停歇。

……

这首歌词，共94句658字，字字铿锵，即可以说是一篇讨匪檄文，也可以说是一部催人奋进的革命进行曲。据说，这首歌后来在军营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倒是对《马桑树儿搭灯台》一歌到底诞生于何时，存在一定的分歧。

一种是诞生于明代之说。在采访中有老人告诉我，《马桑树儿搭灯台》应该早在明代就有了。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征调湘鄂西土司兵上前线抗倭，桑植就出现了妻子送郎去当兵，母亲送儿杀敌人的感人场面，出现《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样的歌，表达抗倭将士和妻子之间的忠贞爱情，并不稀奇。

二种是清朝中晚期之说。桑植一位文化专家说，《马桑树儿搭灯台》的原创作者，应该是桑植的一位商人和他的老婆。清朝中晚期，准确地说，就是雍正五年(1727)桑植“改土归流”结束土司统治，这个时期，桑植商业兴起，出现了年轻人走出大山经商，妻子在家守候的现象。于是，就有这么一位桑植男人——他可能是在鄂，也可能是在渝，也可能是在黔经商，随便哪儿都行，反正是离家几百里或上千里的地方。要知道，这在古时候算是路途迢迢了，回一趟家实在不容易呢。那人一直走着背运，大务小事，没一样顺手，可有一时期，他终于否极泰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道上朋友往来，时常免不了去一些风月场所。虽然桃红柳绿、蜂飞蝶舞，却是没有一次动摇过他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太爱自己远在家乡的老婆。他的老婆虽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女子，但她美丽端庄，蕙质兰心，他在外面见得愈多，愈是觉得她好。由于时时念她想她，他心里偶尔会莫名地袭上一种不安全阴影。可这只是一闪念的事，不会让他变得忧郁不振，或是心猿意马。似乎因了这种微妙的心理，骨子里不乏浪漫情怀的他，把给老婆的家书写成了似诗似歌的这么几句：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姐带，

郎被生意缠住手，

三五两年不得来，

你个儿移花别处栽。

仔细品嚼这几句话，就会发现这是一封耐人寻味、情意绵绵的情书。是体恤之情，劝老婆脱离苦海，寻夫改嫁?似乎不是。是一封正儿八经，却又说得很委婉的休书?就更不是了。是在试探老婆的心思?或是提醒老婆，不要红杏出墙?是，好像又不是。再换个脑筋玩味，信中似乎没说明自己的归期，其实是说了：“三五两年不得来”——“不得来”就是“有得来”，三年，五年，两年都说不准呢?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但最多不会超过五年。信中说得非常明确的是，为何“不得来”却是“郎被生意缠住手”——其实这人的真实意图就在这里：你要安心在家带孩子，替我孝敬堂上双亲，等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的那一天，我们就可长相厮守，再不分离了。这位商人的老婆，水平也不在他老公之下，她这样给丈夫回信道：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郎带，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钥匙不到锁不开。

这位文化专家告诉我说，这位商人的老婆写得好啊，其坚贞高洁情愫如纸上水墨，黑白相衬，黑，黑得端庄笃诚，让人安心;白，白得纯洁无瑕，惹人爱怜。最绝妙的该是“钥匙不到锁不开”一句了，表达了她爱情专一的决心。

贺建军接着告诉我说，这次我爷爷回家，在家待了两晚。走的时候，我婆婆舍不得，对爷爷说，春生，不走行不行?爷爷说，不行!如果不把土豪劣绅逮(打)倒，我们穷人就永远过不上好日子。婆婆说，这个理我懂，但打仗不是逮(闹)着玩的，是要流血牺牲，要丢性命的啊!爷爷笑着安慰婆婆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的命大，这十年我逮(打)了300多仗，不是没伤过我一根毫毛吗?等把土豪劣绅逮(打)倒了，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好好陪你和娃儿，你照顾好娃儿和爹娘。爷爷还说，《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支歌我新填了词，想我时就唱吧!说完，爷爷哼着“马桑树儿搭灯台……”就走了。

爷爷这次离家后，就再也没回来。但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是1928年9月7日写的。听说，当时我爷爷带着队伍袭击澧县大堰、王家厂一带的团防武装，从王家厂返回石门的第二天，红四军遭到敌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及多股团防的包围袭击，伤亡100余人，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我爷爷带着队伍冲出了重围，退往石门泥沙，但在转移途中，又遭到敌人的包围。这时，我爷爷知道，敌我实力悬殊，突围将会付出很大牺牲。于是，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在与敌人作最后决死的一战之前，他给我幺爷爷贺锦章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堂哥(即贺龙)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狼当道，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如此，余容后及。

兄绣

1928年9月7日于泥沙

贺建军特别强调说，因为我爷爷原来叫贺文绣，所以落款是“兄绣”。我爷爷不光写了信，还在信里附了两首诗：

一首是：

云遮雾绕路漫漫，一别庭帷欲见难;吾将吾身献吾党，难能菽水再承欢!

另一首是：

忠孝本来事两行，孝亲事望弟承担;眼前大敌狰狞甚，誓为人民灭豺狼。

家书是警卫员李贵卿送到洪家关的。写完信两天后，也就是9月9日那天一清早，敌人围攻加剧，我爷爷主动要求带领警卫营和手枪连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突围。在主力突出重围之后，我爷爷沉着指挥部队，与追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逮(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整整坚持了4个小时，为主力转移赢得了充裕的时间。最后爷爷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他还只有27岁。

贺建军说，我爷爷死了，我婆婆并不知道，她只知道在家里等啊，望啊，望穿秋水。我婆婆想，都去了这么久了，这个死鬼怎么不传回一封书信，报个平安呢?再没时间写信，逮(捎)个口信回来也可以啊!我婆婆是个乡下人，她哪里知道，革命正处于低潮，走出乡关的战友，暂时没法回乡，逮(带)回他的消息。而事实上，我爷爷走后的这几年，我婆婆他们为躲避疯狂的清乡铲共运动，逃到了大山洞里生活了三年，只是偶尔回家看看。

我婆婆就这样带着我老儿，跟着我太太、太公生活着，等待着，等待着我爷爷回家。然而三年后，我婆婆逮(盼)来的却是一具尸骨。我婆婆后来经常跟我们说，那天是1931年六月初六，就是死了，这个日子她也无法忘记。那天，婆婆正在玉泉河边洗衣裳，突然看见几个红军战士逮(抬)着一口棺材，匆匆忙忙地往风雨桥这边赶来。婆婆想，没听说谁家“去”了人呀?怎么突然冒出口棺材呢?婆婆仔细一思量，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正想着，红军战士已经来到了婆婆身边，并问她，大嫂，请问，贺星楼家在哪?婆婆听红军战士一说，手中的棒槌就掉到了水里，人也跌倒在河边。贺星楼，就是我太公，我婆婆的公公，我爷爷的老儿呀!红军战士立即把婆婆扶了起来，向婆婆敬了个军礼，流着泪说，嫂子呀，对不住了，师长“走”了，师长“回”来晚了。本来师长要早点“回”来的，但这几年战事频繁、激烈，国民党反动派逼得厉害，我们没办法及时逮(送)回来啊!

于是，我婆婆逮(拖)着发软的身子，一路哭喊着回家，春生回来了!春生回来了!听说我爷爷“回”家了，我们贺家人都跑出来了，开始是欣喜，以为他活着回来了。一看是口棺材，就都哭了起来，哭成一团。我婆婆哭得最厉害，她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我婆婆非要打开棺材看我爷爷，但当他们打开棺材时，爷爷已经没有了面容，只剩下一副骨架。看到这个场景，我婆婆哭得更凶了，她趴在棺材上，一边用手使劲地拍打着棺材，一边哭着叫道，春生啊，你怎么不逮(打)声招呼就走了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把土豪劣绅逮倒了，革命胜利了，再回来好好陪我和娃儿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爷爷牺牲了，但婆婆从来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后来我太太和太公多次跟我婆婆说，桂香啊，娃儿呀，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样过下去也不是个事，再找个婆家逮(过)日子吧。我婆婆说，春生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不会再有人比春生好了，他不是“回”来了吗，我就守着春生。再说，我答应春生了，我要把娃儿养好，要把爹娘照顾好。就这样，我婆婆一辈子也没有再嫁，侍奉着我太太和太公，一直把他们送上“山”。把儿子养大后，又帮着照看孙子孙女，一直到1995年去世。婆婆临终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说，军娃呀，婆婆死了，你们就把婆婆埋在你爷爷旁边，我和他结婚才三天，他就走上了红军路，一去不回，我等了他一辈子，在阴间，我要和他好好恩恩爱爱……于是，在爷爷的坟边，添了一座新坟，碑上刻着婆婆的名字。我婆婆和我爷爷结婚才三天，就分开了，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足三个月，但我婆婆为了当初的诺言，守候了67年。

贺建军说，小时候，只要有时间，婆婆就给我们讲爷爷的故事，讲他改写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事，教我们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她还给我们讲爷爷打仗的故事。

婆婆说，你爷爷不仅能文能武，还很有智谋。她经常给我们讲述那个叫船上借枪的故事。大概是1927年，我爷爷带着一支队伍在洪湖藕池一带逮(打)游击。因为当时部队穷，缺少枪支弹药，跟敌人逮仗很不利。于是他就琢磨着去逮敌人的枪。当时洪湖藕池有一个青红帮组织，人人有枪，生活在船上，专干逮(打)家劫舍的事。当地老百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每次他们作恶得逞之后，就喜欢在船上饮酒划拳进行庆祝。我爷爷掌握了对方的这一特点，想出了一条船上借枪的妙计来。

那天，我爷爷挑选了七个战士，都非常精干机灵，身手敏捷。他们乔装打扮成青红帮会员的模样，逮(抬)着一坛米酒，坐上了载有10多名帮会会员的木船。我爷爷第一个上的船，他对船上帮会会员说，伙计们，我们都是同跑江湖的朋友，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这次在异地掳得一坛好酒，特到你们船上饮酒庆贺。我爷爷边说边逮(打)开酒坛盖子，船上顿时是酒香扑鼻。看我爷爷他们客气，加上我爷爷也是快一米八的个头了，是大个子，帮会头子命令他的伙头兵急忙煮饭炒菜，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席上热闹非凡，敬酒的撞杯声和划拳声交织在一起。我爷爷能逮(喝)酒，他逮了一杯又一杯，把帮会头子灌得酩酊大醉。

这时，我爷爷的一个警卫员，装着酒醉的模样，手中的酒杯摔倒在船板上，口中哼出醉酒歌：藕池水，清又清，兄弟设宴待我们。此歌只由我来唱，人间哪得几回闻。警卫员这么一唱，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就在这帮会会员完全放松警惕的时刻，我爷爷右手从胸前衣内拔出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帮会头子的脑袋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快下令手下弟兄交枪，否则，我的手指一动，你的性命难保。帮会头子听说是工农革命军，吓得魂飞魄散，被迫下令：兄弟们，工农革命军向我们借枪，保证我们生命安全，举双手投降吧。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我爷爷借得24支手枪。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葫芦壳伏击战。

贺建军说，这仗大概是1928年年初，也就是爷爷回洪家关之前逮(打)的。那时，贺龙返回了湘西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并正式成立了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看到湘西的革命火种又燃烧了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集了一个旅前来“围剿”。工农革命军没有与敌人硬撞，而是把革命武装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当时国民党军队强大啊，他们杀气腾腾，想与工农革命军主力决战。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不仅没逮(找)到工农革命军主力，反而遭到工农革命军小股部队的武装袭击，到处挨打，损兵折将。此时的敌人，焦头烂额，非常疲惫，只好狼狈撤退。贺龙根据侦察员得来的情报，得知葫芦壳栈道是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决定利用葫芦壳栈道这一天险，逮(打)一场伏击战，于是命令我爷爷担任伏击敌人的总指挥，我爷爷当时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那天，我爷爷带领战士们早早地进入了葫芦壳伏击阵地。临近中午时分，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了伏击圈。这时，下面的人向我爷爷请示，说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现在逮(打)得不。我爷爷示意说，现在不逮(打)，放他们过去。接着，敌人像蚂蚁一样一个接一个经过葫芦壳栈道，我爷爷还是命令不逮。直到最后一个营的敌人进入火力范围，我爷爷才一声令下：逮!顿时，雨点般的子弹向敌人飞去。敌人乱成一团，人挤人、枪碰枪，许多人栽到悬崖下。才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敌人被逮(打)掉。

婆婆说，这些故事都是爷爷在1928年2月回家的那天晚上说的，她这辈子不会忘记，下辈子也不会忘记。

采访中，我了解到，戴桂香老人的晚年是在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度过的。于是我又驱车前往洪家关光荣院，并碰到了院长贺晓英。1986年，24岁的贺晓英就来到光荣院当服务员。生活在光荣院里的，是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八路、老战士和烈士的亲属，她的工作就是做饭、洗衣、挑水、劈柴、搞卫生，为老人洗脸、梳头、剪指甲，样样都要做，有空还要打理院前院后的花草树木。

对于戴桂香老人，贺院长记忆犹新。她告诉我说，自从她到光荣院工作，桂香奶奶就已经住在这里了。桂香奶奶很爱干净，房里、身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是一个很精致的老太太。她喜欢唱歌，唱桑植民歌，最爱唱的是《马桑树儿搭灯台》：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

写封的书信与(也)姐带(哟)，

郎当红军姐(也)在家(呀)，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哟)，

你个儿移花别(也)处栽(哟)……

贺院长说，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桂香奶奶，她就问我，姑娘啊，你会不会唱《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对她说，奶奶，我听别人唱过，但我不会。桂香奶奶说，姑娘啊，作为桑植人，你不会唱《马桑树儿搭灯台》，那就太不应该了，应该学会，应该学会。我说，跟谁学呀?她说，跟我学呀!于是，我就跟着桂香奶奶学唱《马桑树儿搭灯台》。我记得，桂香奶奶还问过我，姑娘呀，你知道《马桑树儿搭灯台》是谁改写的吗?我摇头。桂香奶奶说，就是我老头改写的。我当时非常惊奇，是她老头，她老头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锦斋师长。

还有一首歌，桂香奶奶也特别喜欢唱，没事就哼。她不光自己哼，还教我们唱。这首歌叫《盼红军》：

太阳落坡四山黄，犀牛望月姐望郎/记得那年菜花黄，我送红军上山梁/叫声哥哥早回转，老百姓的痛苦记心上//站在包谷地旁，望着摩天岭上/四山彩云放红光，犀牛望月姐望红军早回乡。

贺院长说，年纪越大，桂香奶奶越喜欢唱歌。不光唱歌，她还经常逮(摘)些马桑树叶压放在箱子里或是枕头下。再后来，桂香奶奶有点糊涂了，整天颠三倒四的，逮着个人，就给他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就向人夸耀她心中的春生，不听还不行，她还生气。

有次，我给她收拾床铺时，把她枕头下的马桑树叶当成垃圾给收拾了。晚上睡觉时，桂香奶奶就在房间里闹了起来，说谁个没良心的把她的礼物逮(偷)走了。我赶紧跑了过去，跟桂香奶奶解释说，您的房间是我收拾的，我真的没看到什么东西，也没有扔掉什么东西啊，您是不是记错了。桂香奶奶生气地说，小贺妹子，你瞎说，我昨天下午在后山上摘的马桑树叶，就放在我的枕头下了，不可能记错。这时我才想起，原来桂香奶奶说的礼物，就是那几片马桑树叶呀!我忙说，奶奶，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上午给您收拾床铺时，当垃圾扔掉了，不是故意的。桂香奶奶一听，用手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就是故意的，你故意不让我与春生见面。我连忙解释说，奶奶，奶奶，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不知道那几片马桑树叶对你来说那么重要。但桂香奶奶根本就不听，她还手舞足蹈地说，小贺妹子，我告诉你，这个事我家春生知道了，他可是红军的师长，明天晚上，他就会派部队来逮(打)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扔我的东西。有时，她还会猛地跟我们说，我家春生没死，只是他的仗还没逮(打)完，逮完仗他就会回来，你们也要给他准备一间房子。桂香奶奶这么一说，我们都笑了，笑得前仰后合。我们知道，桂香奶奶年纪大了，思维不清了。老小孩，老小孩嘛!老小孩就是有趣!

在刘家坪乡双溪桥村，也有这么一对夫妇。

男的叫刘开锡，红军出身，最后当到了解放军的师长;女的叫钟冬姑，曾当过女儿队队长，也曾走过小半个路程的长征。他们的结局与贺锦斋与戴桂香夫妇的结局一样，男人战死沙场，女人坚贞不渝地等候。最后两相思念与牵挂，凝固成爱情的雕塑。

我行走在双溪桥街上，碰到了66岁的钟高慧。他的家就在双溪桥街上，他说，这个故事，自从他懂事开始，就在这里流传，他已经烂熟于心了。

钟高慧说，如果刘开锡活到现在的话，至少有110岁了。他是农民出身，家里有地，上过几年私塾，成绩还不错，写得一手好字。他有四兄弟，刘开锡是老大，老二叫刘开职，老三叫什么我逮(记)不起来了，老四叫刘开定。四兄弟，个个粗壮结实，威武勇猛，好逮(打)抱不平，在双溪桥一带很有名气。是刘开锡先去当的兵，随后老二老三都跟着他去当了红军。后来老四刘开定也要去当红军，老大不同意，说得留一个在家照顾爹娘。老四不干，说，凭什么你们三个都去当了红军，就不让我去。刘开锡一看老四不听话，从腰里逮(拔)出枪，朝天逮(开)了两枪，说，再不回去，兄弟不兄弟，逮了你。这才把老四吓了回来。后来老大刘开锡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当到了解放军的师长，而老二老三却在抗战时期牺牲了，可能是在山西牺牲的。

对于刘开锡兄弟四人的事迹，笔者在退休干部满延炎撰写的《刘开锡烈士传略》中找到了一些片断：

刘开锡，于1905年6月，出生于桑植县刘家坪乡双溪桥村的一户农民家庭。1928年，23岁时参加工农红军。他幼时，家庭贫困，兄弟四人，他居长，二弟开职、三弟开然、四弟开定。他只读两年私塾就随父下地劳动。稍长，给地主家做工为生。年轻的刘开锡就饱尝生活的艰苦。

1924年，他19岁时，常见本县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彭玉珊、朱慈堂、谷及峰(均已加入了共产党)等人，寒暑假一回来，就组织宣传队伍，在双溪桥墟场上宣传，演出《为富不仁》《春哥叫弟》《捉肥猪》等戏剧，刘开锡看了感到新奇。这年寒假，学生宣传队又来双溪桥场上演戏，当时，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但看戏的群众，都为他们的精彩表演和那富有革命性的剧情所吸引，没有离开剧场。刘开锡站在舞台最前面，看得更加入迷，时而怒气横生，时而笑容满面。其爱憎之分，尤为显明。此后，他以赶场为名，尾随宣传队听其宣传，并将内容传之全家，喻之乡邻。当他听到财主们说宣传队是宣传“赤化”，是提倡“共产”的犯上作乱言行，还扬言要报县警察局把他们抓起来等言论后，刘开锡对当地财主愤怒不已，他从心底钦仰这些革命性的宣传。

……

1928年5月，刘开锡参军了。开始他在王炳南部当兵。翌年夏，调到一团二营六连任班长。不久，调军部当警卫员。1931年，被提升为红9师第25团团长，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冬，任红4师参谋长，翌年春，任4师10团团长。长征后，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第2营营长，警备六团团长等职。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桑植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作出了极大贡献的。那时，父子参军，夫妻入伍，兄弟从戎者不少，刘开锡四兄弟就是一例。

1930年，红军东下受阻，部队被迫回到湘鄂边苏区休整。在休整期间，部队一边加紧训练，一边加强党的活动，一边加紧士兵委员会的建设。并派出大批干部，去各地扩军，准备在接到鄂西特委和红六军的回信后，开往松滋、公安。当时，敌强我弱，部队需要补员。刘开锡回到自己家里，动员大弟刘开职说，工农红军是自己的部队，在土地革命中深受贫苦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你已经20岁了，应该参加自己的工农红军……开职也是一个富有革命斗争性的青年，向往革命。听了哥哥的一席忠言，高兴极了。于是爽快地回答：我跟你一起干吧!

刘开职入伍后，能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各级领导都很信任他，先后担任过警卫班长、连长、营长职务。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在山西兴县。

1932年，王明的“左”倾路线也波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批优秀军政干部，被诬蔑为“AB团”“改组派”而加以杀害。刘开锡也未幸免，被当成“改组派”抓了起来。铁镣铮铮，血迹斑斑，莫须有的罪名，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皮肉之苦，也没有改变他的信念。他看到自己人整自己人，非常愤慨。当红三军转移到桑植五道水时，被贺龙发觉后他才被放出来。

同年元月13日，部队攻克桑植县城，刘开锡刚刚去掉脚镣手铐，他又动员三弟刘开然参加红军。刘开然知道大哥被捕一事，对参加红军心有余悸。经过刘开锡的解释，刘开然认识到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应计较个人的荣辱。于是，不久刘开然也参加了工农红军，跟随部队向鄂西开拔了。

参军后，刘开然曾任手枪队长、连长等职。1938年，在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中，刘开然英勇牺牲，时年24岁。

1935年秋，敌人调集30万大军，向我湘鄂川黔根据地大举进攻，我独立团为执行战斗任务，迅速地集合了。贺龙见队伍中有一个10多岁的小战士，手持红缨枪，颇具军人风姿。经他询问，才知道这个小战士叫刘开定，又是刘开锡把他从儿童团团长动员到部队中来的，这是他最小的弟弟。贺龙风趣地说，你这个“大团长”，为什么不把你的人马都带来?一个光杆司令，我是不收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是年冬，部队要实行战略转移，为了行动方便，上级决定精简非战斗人员，刘开定年纪小被精简回家。刘开锡动员他三个弟弟参加工农红军，这是因为他懂得，革命不是一人两人的事，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求得全国人民都解放，是需要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

虽然钟高慧所说与《刘开锡烈士传略》记述略有出入，但大的史实没错。

钟高慧接着说，刘开锡的老婆叫钟冬姑，原来是红军女儿队队长，跟着李贞她们一起逮(干)的，也跟着红军一起长征了。但长征没多久，她就生了娃，是个男娃，叫刘金秋。开始，她还带着孩子坚持长征，但到了贵州毕节，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是长征路上的条件太艰辛了，缺吃少穿;二是长征路上，一会急行军，一会逮(打)仗，加之钟冬姑是小脚，带个小孩确实不方便。这时，红军首长就对她说，冬姑，你带个小娃不方便，你回桑植去吧。刘开锡也非常不舍，但没有办法。他只好对钟冬姑说，冬姑，等以后革命胜利了，我再来桑植接你们娘俩。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山高路远，还是小脚，要回来，简直难于上青天啊!但她还是回来了。听说，钟冬姑是沿途讨米要饭才回到家的，在路上整整走了半年之久。

回到桑植，回到双溪桥，钟冬姑的日子依然困难。她就靠着给人洗衣、纺纱，以及炸油粑粑谋生活，要养孩子，还要养父母。后来“剿共”大队追杀红军和红军家属，钟冬姑又带着孩子四处躲避，要么躲到娘家，要么躲到亲戚家，要么躲到深山老林里，居无定所，四处流浪。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钟冬姑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因为她还在等着丈夫回来接他们娘俩。然而，在她等了十三年后，等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却没有等来丈夫的任何消息。这时，有人说她丈夫可能死在了战场上，但大多数人认为她丈夫没有死，因为他都已经当到师长了，很有可能到了北京，当了大官，又在那里逮(找)了年轻漂亮的老婆。不论人家怎么说，钟冬姑都不为之所动。她总跟人家说，我家开锡会回来的，会回来接我们娘俩和爹娘的。

大概是1950年夏天的一天，双溪桥一下子炸开了锅。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来通知了，说叫钟冬姑到北京开会，还是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为何会叫钟冬姑去开会呢?人们纷纷猜疑起来，钟冬姑当时只是个村农会的妇女主任，虽然她也当过红军女儿队队长，但凭她的事迹与成绩，还不至于请她参加英模代表大会。应该是北京有人!大家都想到了刘开锡，他应该到了北京，应该当上了大领导了。钟冬姑也是这样想的，那些日子，她欢喜得不得了，见人就说，我家开锡还没死，跟着部队到了北京，我要到北京跟他团聚去。

然而，当钟冬姑这年9月底到达北京时，原本欢喜的她，变得泪眼婆娑起来。这时她才知道，刘开锡早在1949年12月，在解放大西南的成都战役中，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了。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有300多名，不是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就是民兵中的战斗英雄，要么就是工作模范代表。钟冬姑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工作模范代表，而是以解放军战斗英雄家属的身份出席的。

钟高慧说，后来钟冬姑告诉我们说，开始听到刘开锡去世的消息，确实一下子难以承受，整天两眼泪汪汪，眼睛都哭肿了。但后来，她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周总理，见到了朱总司令，还见到了贺帅，她就觉得虽然伤心，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激动。见到他们，她哭得更厉害了，但那是幸福的泪水。不光见过他们，钟冬姑还与毛主席握过手，更让她难忘的是，还与毛主席一起吃过饭。回到桑植后，钟冬姑的工作更加积极了。别看她个头不高，裹着小脚，但特别能干，天天带领群众和妇女逮(干)生产，邻居有什么矛盾，她还要出面协调，一直干到1962年去世。其实她从北京回来后，县里就有意把她调上去当干部，但她拒绝了，她说，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同样大有可为。有人说她傻，老公为了解放全中国牺牲了，让她去逮(当)个一官半职，补偿一下也是应该的啊。钟冬姑却这样反驳说，不说全国了，就说从我们桑植走出的红军吧，多着呢，有几个回来了?没有回来的，许多不仅连个烈士都没评上，甚至尸骨都逮(找)不着，知足吧!

前文提到的退休教师谷忠政，他便是双溪桥村张家峪组人。谷老师回忆说，钟冬姑从北京参加英模会回来后，就开始给大队和公社作报告，说毛主席长得什么样，个子有多高，是胖还是瘦，说毛主席与她握手的情形，说毛主席与她一同吃饭的情形。钟冬姑还说，你们说怪不怪，毛主席竟然对她家刘开锡的情况非常了解，当过什么官，打过什么仗，在哪个地方死的，他都一清二楚。毛主席不仅知道我家开锡的情况，还知道我家有两个弟弟，都死在了抗日战场上。钟冬姑接着又讲见到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及贺龙的情形。

谷老师说，钟冬姑还讲了很多新鲜东西，那些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事物。她说，大地方真好啊，走路用汽车。我们听了很稀奇，走路不是用双脚走吧，怎么还用汽车走呢?汽车长什么样呢?她又说，大地方真好啊，耕地用拖拉机，不是用牛。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拖拉机”这个事物。当时我心里想，牛逮(吃)草，那拖拉机逮什么呢?于是，我们就问钟冬姑。钟冬姑说，好像是逮油。我们又问，怎样逮的?钟冬姑说，我没见它逮，可能我去的时候它肚子是饱的吧。

谷老师说，我们桑植直到1958年才通公路，通了公路才看到汽车的。当时，我哥哥在县城读书，他利用放假，带我去公路上看汽车。当时我们从张家峪出发，翻山越岭，走了两个半小时才到公路边。到了公路上，我们一直往前走，去找汽车。一直走到一条河跟前，才看到河的那边有辆汽车，正准备乘船过河。那是辆老式货车，上面有一个圆形帆布盖着。河大概有七八十米宽，那时河上没桥，汽车过河要用船。船刚刚造好，还没下水，上百个劳动力正齐心协力地逮(拉)船下水，但逮了几个小时，都还没有逮下水。我看天快黑了，就仔细看了几眼隔河的汽车，然后赶紧往家里赶了。因天黑，回家我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

……

我知道，在桑植大地，像贺锦斋与戴桂香、刘开锡与钟冬姑这样的故事，仅仅只是无数革命烈士故事中的两个缩影。比如当年，3000多名桑植子弟跟随贺龙走出乡关闹革命，南昌起义下来，就牺牲了2000多名，仅贺氏家族就出了80多位“戴桂香”!

是啊，正是这一群英雄的桑植夫妇作为背景音乐，《马桑树儿搭灯台》才会如此深情婉转，悲壮豪迈!

而事实上，这岂止是歌曲的深情婉转与悲壮豪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与一群人物的悲壮呢?

【由《中国作家》(2016年第11期)首发，湘潭大学出版社单行出版(2016年10月)】

责编：吴名慧

来源：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