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和李大钊政治观念迥异，思想上分属不同阵营，但两人私人关系很密切。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刊《甲寅》杂志，李大钊也在东京，向《甲寅》投稿，署名“守常”(李大钊号守常)。文章刊出时，两人还没有见过面。后来会面，章士钊很亲切地问：“你向《甲寅》投稿，为什么不署本名而用号?”李大钊微笑着回答：“先生名钊，我何敢名钊！”几年后章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长，李则专任教授。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搞革命活动。为了方便李的工作，章士钊向校方推荐，自动地把馆长一职让给了李大钊。

1927年春，张作霖的军阀政府逮捕了李大钊。为了营救他，章士钊四出奔走，多方设法，重托和张作霖有私谊的潘复向张说情，称烈士“学识渊博，国士无双”，请求爱惜人才，早日释放。张作霖答应考虑开释。张宗昌知道了，密令宪兵司令王琦将烈士等二十位同志执行绞决。李大钊就义以后，章士钊十分悲恸，却不便露面办理后事。他让夫人吴弱男筹集巨款，购买棺木寻找庙宇存放，并对李夫人和烈士的子女，加以抚慰，筹措生活费用。

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此后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等事宜，由长沙第一次到北京，在这里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而结识了李大钊，并在他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五四前夕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曾亲自与闻此事。蒋梦麟《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即助理员)，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到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抗战时期，陈毅曾率新四军进入茅山。当时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医药尤其缺少，陈毅对此忧心忡忡。一次，他听说镇江城里“蕲药仙诊所”主人因世道离乱避进茅山大茅峰的九福宫，便费尽周折找到了蕲药仙。蕲药仙有三好：好酒、好棋、好诗，他见到陈毅，便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小道士说：“今日幸会陈将军，心情倍佳，快去拿酒来。”稍后，蕲药仙看着陈毅，吟出一句：“药能治假病。”陈毅哈哈一笑，回之曰：“酒不解真愁。”两人随后又对弈一盘。最终，蕲药仙拿出自己采集到的全部药材送给陈毅，并将九福宫作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总医院。

清朝官员对皇帝，或自称“臣”，或自称“奴才”，雍正朝之前，并无明确规定。雍正时曾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但后来乾隆帝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奴才。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至宣统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

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在进行地下核爆炸效应试验时惊奇地发现，在进行地下核试验后若干天，往往在距离实验地点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外的某个地区会发生强烈的地震。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的分析，科学家们证实了这些地震与核爆炸有关系。苏联军方马上意识到：如果对此加以利用，地下核冲击波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致命的武器。如果在本国或己方控制的地区，选择适宜的位置，秘密置于地下深处爆炸，能够引起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之外的敌国或敌占区发生破坏性地震，而且对方很难事先发现。这无疑是一种杀伤力巨大、且足以瘫痪对方国民经济的战略武器。受害者还以为是天灾所致，而使用者却可以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后来苏联专门对此进行秘密研究和试验，直至苏联解体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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