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在一九七七

作者丨裴建平

周老师是一位女老师，1977年，她大约30多岁。周老师是上海人，她先生是也上海人。那时候，我们这座内陆小城，鲜见大都市来的人。他们是怎么迁居到益阳来的?我们不知道。

周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教英语，她先生教数学。周老师长得白皙秀气，留短发，戴镶边眼镜，装扮举止跟本地人不同。她喜欢穿白底圆口带襻的黑色布鞋，春秋两季，喜欢将白衬衣领子翻在外边，冬天还喜欢在脖子上围方格围巾。学校土著女老师纷纷效仿她，但效仿得很失败，怎么也穿不出她的那种味道。有人说她成份糟糕，外祖父是上海的大资本家，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们相信是真的，毕竟，一个资本家的外孙女，比一个码头工人的后代，更能丰富少年的想象。

1977年，按说那时已经恢复了高考，读高一的我们，应该在学校读书备考，可学校仍要求我们到“农村分校”去学农。脖子上有一条醒目烧伤疤痕的龚校长，在动员大会上很煽情地说，你们要用劳动的汗水，洗涮掉思想的污垢。我们的爱情还蛰伏在年轻的身体里，给女同学递纸条的事都没搞过，有什么污垢?我们真想冲龚校长的荒唐理论骂娘。

我们所在中学的农村分校，设在一个叫珠婆塘的地方，那里包括一座繁茂的茶园和一排简陋的土房。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民，担任分校贫宣队员。有学生来学农，他就给我们上劳动课，没学生来，他就料理茶山和喂猪。他喂的猪凶恶无比，曾经咬破过一位欧姓女同学的裤子。当时欧同学正主动打扫猪圈。

所谓学农，其实就是早出晚归干农活。我们的任务是给茶园除草和松土。这活对贫宣队员当然是一碟小菜，可对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就是一场苦役。我们很快弄得腰酸腿痛，叫苦不迭。许多同学开始偷懒，比如松土，我们就浅浅刨开面上一层薄土了事;比如除草，我们只扯掉那些显眼的繁花杂树。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我们做的是表面文章。我们的作为让周老师很恼怒，她说，你们这样做，原来的污垢没有洗掉，新的污垢又产生了。周老师说的是上海腔的普通话，软软的，酥酥的，即使训人也十分动听。周老师就身体力行，操起锄头给我们作示范。问题是，这位上海资本家的外孙女，并不比我们能干多少。几锄头下去，她就娇喘吁吁了。更可怕的是，她那削葱般纤细修长的十指，因为不堪锄头把的蹂躏，已经布满了血泡。她的率先垂范，堵住了我们叫苦的嘴巴。她的那一手血泡，也像传染病一样，传染到了我们班所有同学手上了。

班上一位小巧玲珑的女同学，姓蔡，住在县委院子里。我们这里芝麻大的苦难，传到她家时，已经变成了一只可怕的雪球。她姐姐满脸愁容地来看她，还带到了几袋饼干和十只熟鸡蛋，还偷偷领着她下山，在集镇上的饮食店，很不斯文地吃掉了一大碗油水很厚的面条。

这一情况，被周老师及时掌握。周老师气得脸更白了，眼睛眉头挤成一团，都快把眼镜给挤下来了。闯了祸的蔡同学，低着头，被叫到了贫宣队员的办公室。我们知道有好戏看了，纷纷趴在窗口，幸灾乐祸地朝里面张望。果然，蔡同学的哭声，很快就毫无节制地从屋子里飞了出来。前不久的一个饭局上，我见到了这位在长沙某高校当老师的蔡同学。我说，那天周老师骂你什么了，弄得你号啕大哭。蔡同学眨巴着眼睛，竟说不记得了。有什么办法呢，女人的记忆大多有选择功能，她们乐意记住快乐，而容易忘掉不快。

我们原打算在农村分校干两个月，可快结束时，学校忽然通知我们立即返校。事后才知道，因为第二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学校在一些家长的强烈要求下，决定让我们回校学习。离开农村分校的那天晚上，周老师说要带我们上山赏月。同学们集体吃了一惊，我们不知道她怎么会有如此浪漫的小资情调。那天的月亮很圆也很亮，在乳白色的月光下，我们发现周老师比往日温柔了许多。爬到山顶，班上的几个文艺爱好者，忍不住敞开嗓子，高歌起来。可惜那时我们会唱的歌太少，几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之后，肚子里就没有货了。

周老师站在一旁，望着星空和月亮，心事蹁跹。犹豫了好一阵，她忽然说，我来唱几首歌好不好?我们再次集体吃了一惊。于是鼓掌，手板拍得放肆响。我记得那天晚上，周老师唱了《雪绒花》《山楂树》《故乡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还唱了《红梅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腹的幸福话儿没法讲出来……还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站在月光下，迎着山风，周老师唱得那么忘情那么陶醉。在那个张嘴就是李玉和郭建光，抬腿就是洪常青吴琼花的年代，居然能够听到如此美妙的歌声，我们的那份兴奋与激动，真是无法形容。

高中毕业不久，周老师一家离开益阳去了长沙。几年后，又回到了上海。前不久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一位同学说，周老师的先生已经病故，而他们的女儿，现在在美国。按年龄算，周老师应该退休了。孤寂的夜晚，她还记得1977，记得遥远小城益阳的那些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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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