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女人

文丨凌鹰

一

湛蓝的天空下的永明县，一个叫上江圩的乡村，时断时续地传出一种类似于鸟叫的声音。伴随着这种声音，一群穿蓝色印花布衣裳的农家女从她们各自的家门走了出来。她们手里或挽着一个竹篮，或提着着一只木桶，结伴朝着一个河畔走去。一路上，那种类似鸟叫的声音就像一粒一粒种子，洒在她们行走过的田野上，洒在她们洗衣的码头上，洒在她们打猪草的山坡上，洒在她们说悄悄话的树底下，最终化作一种文字的生灵，留给我们去破译。

这种文字，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书，就是任何男人也无法辨认和书写的女书，就是只有极少数女性才能触摸到它的血肉和灵魂的女书。

二

那个被叫做永明的朝代已然远去，远得让我们早就无法看到它的背影，远得让我们再也听不到它的一丝心跳。可是，唯有女书，却像一种具有特殊繁殖力的水鸟，一代一代依然在上江圩一带繁殖生长，飞翔鸣叫。

昔日的永明，已经换上了一个更秀气水灵的名字：江永。这样的名字，似乎与女书的音色更加吻合，似乎更适合女书的存在和生长，似乎更便于女书的飞舞和流淌。因为她们都共同拥有一种母性的阴柔之美。于是，我们幸运地知道了江永女书的最后一代传人，知道了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何艳新这些女书的最后播种者，然后又遗憾地看着这几个女书的最后传人一个一个永远告别她们心爱的女书，告别这个她们终生用女书对话的世界。

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何艳新已然成为女书远去的声音，但她们却最终将女书留给了江永，留给了中国，留给了人类，也把女书的文化谜语留给了我们去进行一场永久的解读。

三

虽然，我们得知，现在的江永女书流传于仅有两万人口的上江圩和铜山岭农场及周边的个别村落。可是，早在永明时代和更早的时期，潇浦镇、千家峒瑶族乡、允山镇、黄甲岭乡等地也曾流传过女书。遗憾的是，早在60年前，这些地方的女书就先后消失了，仿佛深冬的树叶一样，因经不起寒冷和霜雪，一片一片全部掉光了。

其实，女书最早并不叫女书。

女书是后来的学术界对这种文字符号的雅称，真正的女书使用者，或者说，在女书成为当时那一少部分女性的话语权的那个年代，女书使用者叫它们为“长脚蚊字”或“蚂蚁字”。这样的叫法，其实更形象逼真地呈现了女书的个体造型和女书在书写中的排列组合特征。因为，它的字形总是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匀称有如蚊子或蚂蚁脚爪，但又刚劲有力，带点甲骨文的笔意。这种仅局限于永明一带的上江圩镇及其近郊一带妇女之间传承使用的表音音节文字，只有400多个字符。其传承方式都是老传少、母传女或亲朋相教，以此下去，代代传袭。而且，都是用当地土语发音读唱的。这样的鸟叫声，往往让那里的男人们停下手中的农活，发呆傻笑而又不知其云。

女书在标记语言的手段和方法上也异常奇特，可以同音借代，用仅有的400多个字符就能写出千余字的七字韵文来，好像那些字符就是一棵棵庄稼嫩芽，只要种进土地里，就能长出更多的叶子一样。在那个年代，女书作品一般都书写在自制的三朝书、扇面或布帕上，那些三朝书、扇面或布帕就是她们心灵的土地和田园，她们就在这块田土上种植着各自的快乐和苦难，种植着各自的满腹心事。就这样，由于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们之间共同的心理和经历，致使女书在她们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也包括了她们之间那种与旧制度抗争的特殊文化力量。一旦她们结婚以后，便掌握着家庭的财权和子女的婚娶、婚嫁权。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也算是在特殊时代用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争取到的特殊女权主义者。

作为当时那个时代一少部分女性的话语空间的女书，就是她们的日月星辰，就是她们的春华秋实。她们经常会用永明土话在歌堂用女书的发音进行对歌，用女书相互书信往来，用女书记载宗教祭祀活动，用女书结拜姊妹进行日常对话，用女书倾诉各自的心事，用女书记录各自一生的人生苦乐与悲欢离合。当生命的灯火即将熄灭之际，就将一生书写的所有女书或销毁或带入坟墓。我们后来之所以很少见到女书传人们遗留下来的完整的女书，与她们这种人死书销的习俗是有最直接的关系的。

女书还有一种神奇之处，那就是它的书写工具。现在的女书已经被很多书家当做一种特殊的书法。可是，我至今还没看到任何一个写女书的书家会像我们古代的女书妇女那样，随意取一根木棍或者竹子，将其削尖当笔使用，也没见过哪个当代书家从烧柴的锅底去刮锅烟灰加水泡制做墨。而我们古代的女书前辈们对女书的书写却是那么简陋，随手找根木棍或竹子，削尖就是笔。随手从柴灶下刮些锅灰，用水搅拌后就是墨，随手找一张毛边纸、棉纸或其他的什么纸，铺开就是书写纸。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现在的一些书家用现代舒适美观的毛笔和宣纸书写女书就不是女书，我只是觉得，女书的本质已然离我们远去，今天的书家们所写的女书，只是对女书的一种缅怀和挽留，这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欣慰。

四

江永女书是一种古老文字，这已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共识。然而，由于女书没有古代文物为证，且未载于史志，于是，女书到底有多古老，就成了一个谜语。现在研究女书的专家学者，对女书的历史源头众说纷纭。

有一种观点说，女书是古越人文字，很可能是与甲骨文使用区有联系的另一种文字，因为它有自己的结构体系。

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女书比甲骨文早，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因为原始社会是母系社会，是人类最早的女权时代，必然会产生女人自己的文字。

对这个观点的认同者也认为，女书的基本字符来源于古夷文，造字方法也基本与古夷文相同，语言上的一些基本词汇与古夷语，也就是彝语基本相近。从这个角度来考证，女书远远早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还有人说，因为南楚自古是百越、南蛮杂居之地，他们被归入朝廷以后，由于无法忍受残酷的统治和剥削，历代都有一些勇士组织起义反抗暴政。为便于起义军书信往来，又不能让朝廷知晓，便利用方言土语，将常用汉字加以变形改造，作为他们内部传递军情的特殊使用符号。这个观点无疑想告诉我们，女书是汉字的变体变形，或者说，汉字是女书的源头。

也有人认为，女书是清乾隆五年湘南起义失败后，朝廷明令禁止使用的流传于宝庆府的“捏造篆字”，由于宝庆瑶迁徙来到了江永，就把那种他们使用过的禁用文字带了过来。

更有人认为，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女书是当地一个擅长唱歌与女红并有许多结拜姊妹的女人在遭遇过一次人生的重大灾难后创造的。持这个观点的学者，是源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女书与女红图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还有女书的产生与当地结拜姊妹的习俗那种不解之缘。

研究女书的学者们所有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但似乎又都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证据。这就让女书变成了苍天云霞，真实而又飘渺，我们只能看到她妖娆婉约的面容，却看不到她行走的路径。

五

有一部小说叫《雪花与秘扇》，在读书界曾经闹得佛佛洋洋。后来，又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也在影视界火过一小阵子。我先不说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的艺术价值所在，我只想申明一点的是，小说和电影中，把女书同伴塑造成女同性恋者，委实是对女书文化历史莫大的误读!

女书姐妹之间的“老同”，在有关女书历史的记载中确有其事，但在湘南永州，“老同”的含义与这部小说和电影中的指向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本意是指会使用女书的女性之间结拜的一种姐妹关系，一种用女书相互传递感情，交流思想，互诉内心苦乐的姐妹情谊。在那个女性没有社会话语权的时代，她们只能借助这种唯有她们拥有的文字符号相互取暖，相互寄托内心的情思，相互交流各自的隐私，这种苦涩而又纯真的情感，正是女书文化内涵的核心和底蕴，可居然被一些并不真正了解女书的人简单图解成那么肤浅的一种情感游戏，这是对女书文化莫大的讽刺和玷污。

看看一个个足可以做我们的祖母的女书前辈们一生中与女书那不离不弃的依存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女书真正的文化形态了。

从遗留下来的女书中获悉，懂女书会女书的女性，都喜欢三五个或者更多的结拜成姐妹，但一般都是七个女性相互结拜。一旦准备结拜的姊妹，事先都要写一份结交书给对方，或者写给年龄最大的那个姐姐。结拜成姊妹关系后，她们之间便频繁往来，并常用女书写信，互通信息，交流各自的生活状况，诉说各自的内心忧愁。到了女伴的生日或者一些节日，也会写信或者前去祝寿贺节。

结拜姐妹中的女子结婚后的第三天为“三朝”，这时候，新娘的每位女友都要写一本“三朝书”交给她，这就是女书习俗中的“贺三朝”。三朝书内蕊一般为18页，封面为家织棉布黏糊做成，回形式线装，上绣图案。三朝书只写前3页，后面的空页用来夹存刺绣用的针、线、蚕丝片、花样图案等物。

女书姐妹中，都有一本歌本。这女书歌本多为七字韵文，也有少数五字、三字韵文的。歌本里所写的有童谣、趣事歌、诉苦歌、劝解歌、哭嫁歌、祝寿贺节歌等等。这些歌有世代相传下来的，有同伴创作的，也有自己原创的。那时候，不管是婚嫁坐歌堂，正月十五、二月初一及四月初八的“斗牛”，阴历五月中、下旬的“吹凉”，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或者庙会等节气节日，女书姐妹们都会各自用歌本里的歌在那种时刻尽情吟唱。那时候的她们，每个人都成了一只只画眉鸟。

除了书信、歌谣，女书还是她们记录社会与历史大小事件的文化档案。

在搜集到的女书遗留物中，有记述太平天国起义部队过永明的《长毛过永明》，有记叙抗日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江永和当时政府抽兵情况的《中日战争纪实歌》，有记述解放后的反霸斗争、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组以及后来成立人民公社的《解放歌》。当然，也有记述男女爱情婚姻的《白水玉莲歌》这类既温情又酸涩故事的。

说女书是当时懂得女书的女人们的人生档案，一点也不为过。

在女书之乡，一些一生坎坷悲苦的妇女，到年老时都会写一篇女书传记，这似乎已成为她们约定俗成的一种生命秩序。在传记中，她们会详细的记叙自己所经历的喜乐悲欢，然后在一些妇女活动或结拜姐妹的交往中，或自己或与女友一起尽情唱诵，让心里的冤屈苦闷悲情化作那些文字与话语的晚风，从生命的苍茫暮色中随风而散。

我们今天研究考证女书，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遗留下来的女书作品实在太少了，这其中是有其重要原因的。据考证，江永县城郊的允山乡的花山上有一座唐朝时期谭氏姊妹在此山坐化成仙的花山庙，每年阴历初十到十三日，一些妇女都会带着写有求子、求福、求财、求平安等女书韵文的巾、纸、帕前来进香，在向花山姑婆顶礼膜拜之后，就将那些女书祭品烧掉。

正是女书女人死后将女书带进了另一个幽冥的世界，正是这些女书祭品的灰飞烟灭，女书的历史根源才最终成为我们望洋兴叹的文化哑谜。

一个完全被男权遮蔽的女性世界，就这样被一少部分女性打开，然后又被这些女性关闭了。而打开这个世界的钥匙，却又被她们抛到了时光的尽头。

（本文原载《黄河文学》2015年第9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