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痒

作者丨吴昕孺

第十二章 在夜色里，一切瑕疵都被剔除

乌去纱在送亮亮去幼儿园的路上，碰到大雨。出门时天色阴沉，昌静多次要他穿雨衣，他觉得雨从天上落下来还会有段时间，这段时间应该足够让他往返幼儿园一趟，便只给儿子穿上了雨衣。他并不是执意不听昌静的，而是他特别不喜欢穿着雨衣骑自行车：

第一，不安全。塑料雨衣的帽子不定型，在脑袋上转来转去，帽檐经常遮住视线，增加了骑车的危险性。尤其遇上大风，危险性成倍增加。

第二，不方便。有时带着雨衣，天又不下雨了，只好把雨衣放在龙头前面的铁丝篮里。雨衣没用的时候绝对是个累赘，你得使劲把它摁在篮子里，否则自行车碰上一道坎，嘣哒，它就像蹩脚的跳高运动员那样奋力弹起，从篮子里骨碌碌滚到地上，扎扎实实摊开一大堆，仿佛交通事故的现场。虽说没什么大事，但你得停下车，小心扶住车身别让孩子摔着，再捡起雨衣，使更大的劲把它摁进铁丝篮里。

第三，不舒服。雨衣套在身上，只有实用价值，毫无审美价值，一看知道是个装扮之外的东西。如果雨越下越大，雨衣捉襟见肘，横竖挡不住雨水的入侵，它就反戈一击，四处露缝，帮助雨水长驱直入，这时你会觉得雨衣是落在身上的最大的雨。如果雨下着下着停住了，湿漉漉的雨衣贴在身上，闷得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你会不自觉地把车子踩得飞快，恨不得一口气到达目的地。

这场雨太大了，不仅出乎乌去纱预料，恐怕连它自己都没想到会有这么疯狂。乌去纱刚拐过湘雅路口，进入蔡锷北路，大雨倾盆，砸得他身上痛。他问坐在后座上的儿子：“淋着没有?”儿子说：“没有。”他大声喊道：“低下头，靠近爸爸的背，但不要挨着爸爸，爸爸身上全湿了。”亮亮很乖，低着头，额头距离爸爸的背约摸一寸。前面汽车减速转弯，乌去纱一个急刹，亮亮的头磕到爸爸背上，他大声说：“爸爸，我挨着你了。”乌去纱更加大声地喊：“不要紧，只要不总是挨着。”

送亮亮到幼儿园后，乌去纱没有躲雨，反正身上没一根干纱了，躲也是白躲。但他忘记保护好放在裤口袋里的扩机，等回到家里换衣服时，扩机从裤口袋里像只鱼一样掉到地上。乌去纱赶紧找出电吹风，打开一阵猛吹，吹得它忽然“叽叽叽”叫了起来。

乌去纱把扩机叫电蛐蛐，像个电子玩具。它小小的肚子里藏着无数玄机，无论你在哪个角落，只要它一发出叫声，就预示着有一条线索在追寻你的足迹，在探听你的下落，在期待你的回音。扩机延伸了人的触角，扩展了人的感觉范围，无论发出消息的还是收到消息的，无论有没有得到回音，都能隐隐感到对方的身形和思想，甚至能看到对方的眼神，听到对方的心跳。

电蛐蛐是一种潜伏在人类生活茂密草丛中的极为敏感的昆虫，它靠人们不断收发的信息为生，它一生要吞掉成千上万个电话号码。有些号码味道不错，像清新的水果和菜蔬;有些号码则不对头，像劣质香肠和过期腊肉;有些号码湿漉漉的，一收到如果不及时回复会长出霉来;有些号码你哪怕就看就回，它也是绷硬的，拿出来做根棍子可以打得死人。这是乌去纱对平时所收到信息的分类总结，也是他的心得体会。

刚才收到的号码，上述几个比喻都不恰当。这是李美超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汤主编随和，李副主编冷艳，这在《南方卫生报》是两大特色鲜明的景观。乌去纱很少收到汤主编的扩机，因为编辑业务这一块归李副主编管。他们要是碰了面(开会除外)，汤主编一般都会比对方先一步笑脸相迎，微微弯着他海拔较高的身躯，把一脸好山水送给你看。李副主编相反，她会迅速挺直身子(即便她的身子已经很直了)，放慢步子，脸上也有笑，却很节制，不露齿。汤主编和编辑部所有员工都像朋友，而李副主编和所有员工都不会交朋友。她对乌去纱好，乌去纱能感受得到，不过他同样感到，那种好是因为一定距离才产生的，因此也要靠一定的距离才能维持。比如上下级是一种距离，年龄是一种距离，性别更是一种距离。李美超扩他的时候很多，她总有很多事情交代他去做。她的号码像是一支号角，战斗的号角，行动的号角。这支号角让他工作紧张，却不知疲倦。

乌去纱从家里打电话给上司，说刚送完孩子回来，淋得透湿，换了衣服马上到办公室。李美超说，北京有个会议，因组委会失误，昨天下午才通知编辑部，刚跟汤主编商量，由她带乌去纱和骆明明一起去参加，今天下午五点坐火车出发，往返五天。李美超叮嘱他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家事。

去北京?乌去纱兴奋不已，这将是他第一次去首都呢!毛主席，天安门，北京大学，长城，故宫，长安街……他最先从课本上，然后从电视中，再从去过北京的朋友们那里得知这些。他不知道毛主席有多帅，不知道长城有多长，不知道长安街有多宽，不知道北京大学有多大，不知道故宫有多少间房子……他对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比较清晰的要算北大了，因为他曾经无限地接近过它，虽然那只是理论上的接近，最终没有变为现实。但在他心里，北大依然是北京城里离他最近的一个梦。

他打电话到理发店，告诉老婆他要去北京出差的消息。昌静并不兴奋，这预示着接下来的五天，亮亮要由她来接送。亮亮上幼儿园以后，昌静想出去做事，对于她来说，最适合的事当然还是理发。她不想去大型理发店帮别人打工，正巧，蔡锷北路485号一家理发店要转让，原来的老板嫌门面小了，只能放两张椅子。昌静接过来，索性撤掉另一张椅子，别的店普通理发收3块钱一个人，她涨到5元，来理发的人都享受包厢待遇。昌静手艺好，手脚快，人长得漂亮，没几天生意就如春水高涨，很多人坐在墙角的沙发上排队。房东陈大爷说，现在来理发的人比以前两张椅子时还多。陈大爷心善，性子躁，一根直肠子。他一边喷着唾沫一边气愤地说，他们不搞了，说这里码头不好，人气不旺，放他娘的狗屁。他对以前那些老板的气愤，其实是想表达对昌静的喜欢。他这一喜欢，原来收八百元的月租金，主动降为六百，也就是说，昌静每天理四五个头就能保本。她经常想做就做，不想做把门一关，自己上街购物去了。有时候，想理发的碰不上，还得在陈大爷那里留言，说明天什么时候来，昌静就按时恭候。事情做得这么顺手，她曾和老公商量，想叫妹妹昌茜回来帮她。乌去纱觉得挺好，只是理发店小，晚上不能住人，现在家里一室一厅，居住条件不太好，会委屈昌茜。这事后来没谈了。昌茜也一直没有来。

乌去纱到办公室才知道，他们去北京是采访一个全国性的群众健康工作会议。李美超带队，骆明明负责摄影，他负责文字。中午，昌静赶回来做饭，桌上好几个菜，热气腾腾。乌去纱竟然没什么胃口，他吃得很少，如果不是怕昌静生气，霸蛮添了点饭，他的饭量将不到平时一半。去北京出差的好消息让他一直处于饱满、亢奋的状态，他肚子里很难容下更多的其他东西。吃完饭，乌去纱乖乖地做完本职工作——洗碗，昌静把他喊进卧室。她说，出差得换一套整洁的衣服。乌去纱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了，随她摆布。脱得过于彻底，昌静放下手里刚从衣柜里拿出的衬衣，握住乌去纱渐渐勃起的玩意，轻轻抚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乌去纱。乌去纱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昌静的掌握之中，他突然闪过一个不太礼貌的想法，昌静赶回来做饭是次要的，现在要上演的节目才是重头戏。从接到李美超的电话起，乌去纱的身心就启程赴北京了，昌静这时一把将他拉了回来，拉回到自己家里的卧室，拉回到夫妻关系之中，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欲望里。

下午五点，2次列车缓缓驶离橘洲车站。车窗外面，单洪涛一边追着火车跑，一边使劲向骆明明挥手。骆明明装作没看见，自顾自地整着行李。李美超微微笑着，对她说：“你好心狠哦。”骆明明嘴一撇：“谈不上狠，我对他根本就无心。”

乌去纱不解风情地问道：“为什么这趟列车叫2次呢?”李美超说：“从橘洲到北京的列车称为2次，从北京到橘洲的列车称为1次，是因为橘洲托了毛主席的福。以城市的重要性，1次和2次应该是北京至上海的往返车次。”乌去纱说：“不如干脆把橘洲改成上海、把上海叫作橘洲算了。”李美超认真地答道：“那有什么意思呢?换汤不换药。橘洲改叫上海，它还是橘洲;上海改叫橘洲，它还是上海。好比人家叫了你二十多年乌去纱，突然改口喊你作单洪涛，你的本质还是乌去纱而不是单洪涛。”乌去纱说：“那是那是。”骆明明搭过来说：“听我爸讲，橘洲原来准备把湘潭、株洲合并，建成一个大城市，叫‘毛泽东城’。毛主席不同意，就没搞得成。错失了好机会啊，要不橘洲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乌去纱眼睛看着骆明明，然后转向李美超，探询似的问：“听说橘、株、潭又在谈融城的事，我看不容易，这个三角形的边太长了，要在这些边长上砌满房子，没得五十年恐怕不行。”李美超望着车窗外，风景在疾速后退，由于火车速度快，视野里的房子一栋接一栋，像一串建筑的链条，实际上这些建筑相距都挺远的。

李美超说：“融城不一定非得在三个城市的间隙塞满房子，关键是交通便捷，城市间各种配套服务实现基本统一，比如开通城际公交车，开通地铁，统一电话区号，统一户口管理，等等。不过，我不赞成融城。在中国，中等城市生活最方便，什么都不缺，做什么都不难。县城太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又太大。你们不知道，城市大了像个怪物，你置身其间，仿佛落在怪物的牙齿缝里，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归属感。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你更加感到孤独和无奈。我1979年到北京读书就有这种感觉，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常德津市那个小地方。但那个小地方我也一直想逃离，从来没安心过。津市只有一南一北两条街道，全城都是你的熟人，或者是你父母的熟人，随你在哪个角落做点坏事，保准第二天就传到了父母耳朵里，烦死人。从北京师大分到橘洲后，我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没有大到无所适从的程度，没有小到剥夺隐私的地步，多好，让人安心。即便融城，也应该是自然的融合，比如人们以前逐水而居，据集为市，这就是自然的，遵循人类的本能。如果政府号召融城，然后大家拼命在空白地带建房子，这完全是一种政绩工程，损害城市的规划和人的发展。”

“那你认为橘、株、潭最终会融为一体吗?”乌去纱问。

“至少三十年以后吧。我想，最终的状态是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城市群，而不是变成一个城市。”李美超说着，伸直修长的双手，两只手掌朝相反的方向绞在一起，嘴里轻轻“呵”出一声，这是一个变相的懒腰，说明她有些累了。

到餐车吃完饭，窗玻璃像被蒙了一层黑布，看不见外面，偶尔有一粒硬硬的、尖尖的光“啪”地打着了窗户，无数只细细的光之脚紧紧趴在玻璃上，又被火车箭一般的速度无情扫落。乌去纱细细体味着稍纵即逝的含义。他心里也像有无数只细细的光之脚紧紧趴在火车的窗玻璃上，他想用意念让火车甩不掉这些光，却做不到，无论他用多大的力量，那点点滴滴的光芒总是很快沉沦于黑暗的渊薮。而莽撞的火车以无所顾忌、赴汤蹈火的架势，一头扎进那巨大的黑暗中。

5车厢17号床上、中、下三个铺，分别躺着乌去纱、骆明明和李美超。乌去纱习惯睡上铺，他读中学和大学时在宿舍里都是睡的上铺。他不喜欢下铺，下铺几乎是一个公共场所，谁都可以坐，谁都可以躺，经常出现来历不明的烟灰，以及瓜子、花生壳和卫生纸碎片。所以，刚上火车，他准备分票时(进站时票统一攥在他手里)，差点把中铺分给李美超了。在他看来，中铺最好，既没有上铺的危险性，又没有下铺的公共化，恰像刚才李美超说的城市一样，太大不好，太小不好，中等城市最好。他打开手掌，老练的骆明明就抽了中铺和下铺票去，将下铺票递给李美超。李美超正在安置她随身携带的皮包，随口说：“放你那吧。”骆明明又把手里的两张票还给乌去纱，重复说了那句，“放你那吧”。乌去纱收下塞进口袋。过一会，乘务员来将票换成一个铝制的小方牌。乌去纱不明白这一做法的道理，纸票换成铝牌，统一收到乘务员的那个票夹子里，也许是便于管理。他想问问李美超，但没开口。

火车摇摇晃晃，仿佛整个人间也摇摇晃晃起来，将乌去纱晃入梦乡。但乌去纱在那个乡里没有发现什么梦，他很快离开那个所谓的梦乡，对着黑夜睁开了眼睛。不，他感觉是黑夜抱着他，像慈爱的母亲抱着婴儿，他仿佛看见黑夜母亲的眼睛、嘴巴、鼻子，还有浓密的头发、饱满的胸部。是的，他或许只是一个刚被喂过奶的婴儿，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他顶多只能哭和笑，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四周传来或轻或重的鼾声，在火车不停顿的哐啷哐啷声中，这些鼾声带来一种安详、满足，一种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生死哀乐的平静。

唯独乌去纱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他辞退了梦乡，黑夜母亲也不再安抚他，他瞪大眼睛，刚才黑夜母亲的五官和胸部又都变成一个个黑洞，深不可测。他找到了无法安静的原因。在学校，寝室里全是男生，而现在，他下面两个铺睡的都是女生。这个硬卧车厢一共有22号床，每号床有上、中、下三个铺，都是男女混居。可在乌去纱半梦半醒的状态中，他们是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只有上、中、下三个铺，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女生。他醒着，她们应该已经沉睡。

乌去纱越来越有精神，他全身亢奋得像一根烙铁。他不得不坐起来，火车哐啷得更响了。他悄悄抓住床头的扶梯，下到第二层，看到一床毯子裹着一个人，像一道起伏的山梁，顶头是一丛似头发又不像头发的东西，压根儿不像睡着一女生。下到第一层，一个女人头像朦胧地映入眼帘，她平躺着，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在夜色里，一切瑕疵都被剔除，只留下了完美。她的身体错落有致，连那床盖着她的毯子也变得仪态万方。乌去纱左脚着地，右脚停在最下一级扶梯上，这时没有把握判断李美超的眼睛是闭着还是睁开的，只有一瞬间的停顿，他慌忙套上自己的鞋子，直奔卫生间，长长地撒了一泡尿。他希望这泡尿永远撒下去，一直撒到北京。这时他觉得橘洲到北京真远啊。因为没有一个像水库那样大的尿泡，所以一泡尿要撒到北京去是不可能的，但这泡撒了一分多钟的尿大大降低了乌去纱的体温。他扣上裤子，轻松多了，走出卫生间，知道自己瞌睡全无，就站在卫生间旁边的“吸烟处”。深夜无人吸烟，这里空旷、凉爽，有利于乌去纱去火、排毒、清心、静气。

“吸烟处”站着一个人。这对于夜行火车来说，等于发生了一个必须引起注意的情况。乘务员过来了，以一种警惕的眼光瞅着乌去纱，把他赶到17号床头。乌去纱停了会，乘务员回头看他一眼。乌去纱看着乘务员的背影消失，他脱掉鞋子，准备上床。这时，下铺的李美超换了睡姿，不再平躺，而是向右侧身，面向隔板。有趣的是，她和骆明明同样的睡姿，她的床上却不像一道起伏的山梁，而像一条大江的源头，萧散，舒展，婀娜多姿。乌去纱想象那条薄毯里面李美超身体的曲线，但匆忙中不得要领，他喘着气爬到上铺，也钻进薄毯之中，仿照李美超的睡姿，自己勉强抬头看，觉得床上更像在电视或图片里看到的北方山梁，架势雄伟，却光秃秃的，只有正中挺拔着一株威武不屈的孤独之树，喷吐出一小团单薄而寂寞的绿意。

乌去纱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着的。骆明明单脚站在扶梯上将他拍醒的事实证明，他昨晚确实睡过去了。他不情愿地睁开惺忪的眼睛，李美超在下面对他说：“你真会睡，八点多了还不起来，火车上比家里好睡吧?”她不清楚昨晚发生在乌去纱身上的故事，其实也没什么故事。骆明明说：“方便面泡好了，下来吃。”乌去纱下了床。李美超说：“你眼里有血丝，看来没睡好哦。”乌去纱害羞地说：“平生第一次睡在火车上，很晚才睡着。”

中午，北京西客站到了。北京到了。日子翻开新的一页，内容却没有太多的不同。北京不过是大一号的橘洲，西客站是大一号的橘洲火车站，楼房比橘洲高，街道比橘洲宽……好比乌去纱在照排室的电脑上要求那个满脸雀斑的打字员，将一篇五号字的文章全部改为四号。当然还是有新鲜的东西，比如口音，京片子的“儿化音”就像故宫翘起的屋檐，听上去是轻柔的尾音，可有可无，实际上使着暗劲，硬戳戳的，没有它北京话就会是一盘散沙、分崩离析。地铁也很新鲜，火车竟然在城市的地下狂奔，有些不可思议。地上那么多人，地下也那么多人，地上地下的人流不停地进行交换，你跑上来，我跑下去，更加不可思议。乌去纱丝毫不为北京市交通局分忧，他反感地铁这种运输方式，因为小时候读过的《封神榜》和《西游记》告诉他，任何地方都有土地神，如果地下通了铁路，人人可以像土地神那样一叫就现身，岂不是太恐怖了。

北京和橘洲最相似的不是车站，也不是楼房和街道，而是公交车。不，最相似的是公交车里面售票员的脸——都像乡下砌的砖墙，面无表情。尤其当你露出外地口音之后，那堵砖墙的建筑材料立马换成了钢板，不仅没表情，还让人感觉到冷硬。这是乌去纱始料未及的。

橘洲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态度不好，欺负外地人，尚可原谅，橘洲本是南蛮之地，民风强悍。橘洲是个不吃辣椒就活不下去的地方，女孩子小巧玲珑、肤白脸净，骂起人来那可是一“雌”当关，万夫莫开。北京也是这样，实在无法原谅——第一，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每个人从启蒙那天起就要吟诵“我爱北京天安门”，可至少北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当不起这份爱。第二，橘洲的女孩子随她如何骂人，哪怕年年骂，月月骂，天天骂，她们依然肤白面净，国外进口的润肤产品在橘洲根本没销路。可北京的售票员脸上尽是疙瘩，有的还层次分明，颜色多样，像一幅超现实主义油画。内分泌失调到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开口骂人?所以，北京与橘洲终究是不同的，即便是最为相同的公交车上售票员的脸，还有白与不白、平与不平、水粉与油墨之分。

带着这样的印象，再坐上组委会安排的旅游大巴，和与会人员一起浩浩荡荡去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故宫和倾慕已久的八达岭长城，乌去纱都觉得不过尔尔。兴奋渐渐退却为沉默。李美超问他是不是想老婆孩子了。他说：“没有，只是走神。”李美超问：“为什么走神?”乌去纱答道：“十年前，我本有实力考上北京大学，但没有抓住机会，那算得上我人生的第一次失败。”骆明明抢在李美超前面问：“第二次呢?”乌去纱回答：“我在等待它的到来。”李美超说：“也许那是一次失败，但不重要，也不影响你的未来。人生如走路，走一段，就会看到前面有岔道，有十字路口，这时需要你做出选择。选择任何一个方向的道路，都会有属于它的前程和风景。有的路可以一直走下去，达到远方或攀上顶峰;有的路，刚走不远便是死胡同，甚至会坠入深渊。除了走路人的判断、内心的指引，还要靠些运气。你没有考上北大，不过是那次运气差了一点而已。”乌去纱说：“可以说是运气不佳，但主要是自己，我在关键时候走神了。”李美超站起来：“那我们去北大校园里走走，以这种方式圆你的北大梦，不是很浪漫吗?这边我熟，离北大不远。”

打的士十五元就到了校门口。一张不起眼的校门。这个不打紧，乌去纱就读的湘江师范大学四通八达，压根儿没有校门。愈是这样，大学显得愈有味道。要是大门弄得规规整整，门口还放个传达室，那就成中学了。校园很大，就像北京很大一样。倒没有多么高大威武的建筑，反而红砖砌的老房子居多。不宽的路上、未名湖边，偶尔走过几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老者，乌去纱每次早早地停下脚步，注目着老者，侧身一直到他们飘然而过。有位老者注意到身边这个朴素的小伙子，迎着他的目光朝他蔼然一笑，乌去纱感到身心都要融化了。他想把自己捣碎，融化在北大校园的空气里。要不，变成那红砖楼里的一块断砖，或者花坛里一株憔悴的杜鹃也行。

北大校园唤起乌去纱强烈的北大情结，到现在他才彻底明白，他的北大情结不仅仅是来这里注册，成为它的一名学生，而是他渴望自己的内心深处生长着一座博大精深的北大。他一步步慢慢走着，李美超和骆明明不约而同地跟着他的节奏，今天他是北大的主人，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一步步慢慢走着，仿佛在进行一项工作量巨大的移植工程，但这种移植注定徒劳无功，像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要把石头推到山顶的西绪弗斯，只能产生令人动容的悲怆效果。乌去纱沮丧地意识到，他从一下火车就产生的对北京的种种反感，他强行把北京与橘洲进行比较，并数落它的种种不是，他潜意识里对北京的种种蔑视，都是因为一个潜伏在他血液里的、致命的因素——北大的存在。他眼里不断强化北京作为首都所不应该有的东西，脏乱、粗鄙、拥挤，全是为了证明北京不配拥有北大。在乌去纱的心目中，只有北大才是真正的首都。

走出校门，乌去纱转过身，看着门楣上挂着的“北京大学”四个字，他出声地念了一遍。念完之后，他发誓无论以后来多少次北京，决不会再踏进北大校园一步。在他看来，北大不在北京，不在橘洲，不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只在他的梦想里。

乌去纱惆怅地回到橘洲，好像一个四处寻找亲人的人失望而归。北京的一切，他都没有留下良好印象，矮小的天安门、粗犷的长城、杂乱的故宫，还有拥挤的人群，与电视和图片上所体现出来的气魄和气质相差较远。在火车上，他望着窗外沉思，觉得自己仍然没有去过北京。他看到的是一种假相，真相被两样东西蒙盖着，一样是沧桑的历史，一样是仓促的行程。沧桑的历史由于慢，年深日久地将当年的威仪与恢弘渐渐消解;仓促的行程因为快，马不停蹄，浮光掠影，难以用心体会正宗的京味。而这种假相镶嵌在一幅本能的镜框里——他不无嫉妒地、本能地将北京与北大对立起来，在钟情北大的同时，将北京树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假想敌是无辜的。乌去纱在反省自己，他常常埋怨昌静性格暴躁、言辞刻薄、不尊敬长辈等等，就像他看到天安门矮小、故宫杂乱一样，北大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不知不觉矮化了北京。其实，天安门的威武不言自明，故宫的富丽更是天下少有，好比昌静对他的照顾体贴、对儿子的倾心关爱，那都是没得说的。

“我不能因为吴盈盈而让昌静成为假想敌，那对昌静多不公平!”

乌去纱长吁一口气，这口气长得像是一种极具威力的高科技武器，直冲太空，射落最先影印在西天的两颗星星。时空遥远的橘洲县某中学教学楼二楼那双乌黑、澄澈的眼睛，暂时消失在乌去纱思念的原野。

回到家里，昌静领着亮亮欢迎乌去纱凯旋。乌去纱还没落座，赶紧从包里掏出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给老婆和儿子买的衣服。昌静的衣服很合身，亮亮的套装稍大。昌静说，正好，明年都可以穿。晚餐，昌静从厨房端出一砂锅她煲的黄瓜鳝片汤，鲜靓得仿佛他们恋爱的年月。

“好多鳝鱼从锅子里跑出来啦!它们有的戴着生姜的鸭舌帽，有的穿着葱花的超短裙，大群大群向我们嘴里跑去。”

这不是魔幻，而是乌去纱在教亮亮如何发挥想象力。儿子抓着筷子手舞足蹈，尖叫着：“我要那条最胖的超短裙鳝鱼!”昌静嗔怪道：“不教好的，尽来些歪门邪道。”

那些胖胖的超短裙鳝鱼游进乌去纱和昌静的嘴里后，果然不走正道，尽往歪门邪道上跑，跑得他们心猿意马、魂不守舍。把儿子哄睡后，两条光滑的鳝鱼迫不及待地拥在一起，所有能够吻合的部位方凿圆枘，拧得紧紧的，它们成了一架马力十足的机器，恰似在无边黑暗中疾驰的火车。

哐啷，火车到站了，发出像机器散架的声音。夜晚也散架了，无声无息地铺展在黑暗里，只听到来自洪荒远古、像石头一样粗重的喘息。

（未完待续）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