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音乐学的跨学科研究之基础

作者丨李敬民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确立从一开始就有了跨学科的性质,但在现代学科聚散共生的发展趋势中,学科发散为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广范围的学术视野,而学科聚合则为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寻求了一条具体的实现途径。民族音乐学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为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研究的必要前提。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横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四大领域,实现构建完善的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体系,成为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B·涅特尔(Bruno nettle,1930-)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in Ethnomusiclog,1964)的第一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音乐学是)采用各种探讨方式,对世界所有文化中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学术性的和客观性的研究。”B·涅特尔关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研究对象的界定,充分揭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是指科研主体在科学分化的基础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跨越不同的研究领域,而进行的一种科学创造活动,是解决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达到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2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意义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研究,之后演化成“合作研究”及“学科间的相互作用”。3跨学科一词的产生就已经从概念上确立了它是一种研究方法。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确立,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B·涅特尔指出“民族音乐学并非单一学科领域的产物,而是由几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大致在同时期将兴趣都注意到了非西方文化音乐的产物。”4并列举出卡尔·斯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心理学)、埃利斯(J.A. Ellis,1814-1890,语言学和数学)、菲克斯(J.W.Fewkes,人类学)以及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早期的研究领域(地理学、物理学)等都对“民族音乐学带来了种种治学方法。”5随着现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时代的确给民族音乐学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从学理上考虑如何才能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改变以研究对象为学科区分的传统观念,越来越多地采用其它学科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解决民族音乐学中的实际问题,使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现象,在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被越来越深刻的解析。于是,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都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概念作为工具,诠释研究对象的民族音乐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音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说是萌芽于公元2世纪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约95)“对音乐理论部门划分的音乐学的学科分类体系”6的确立为端倪。但真正具有跨学科意识的民族音乐研究,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1880年代。

在德国音乐学家G·阿德勒(G·Adler,1855-1941)之后的所有的民族音乐学家(Eihnomusicologists),在建立自己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Researchpattern)的同时,都涉及到了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的问题,使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此后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和生命力。

在现当代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给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提出了越来越多、日趋复杂的各种跨学科研究课题和要求。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由于先进实验技术和精密观察设备的出现。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思维领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学科分化也因此而越来越细,形成了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庞大知识体系。在人类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之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在主观上要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获取新的知识和智慧,解决新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音乐与客观世界之间联系的复杂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目的的综合性,使民族音乐学家逐渐认识到,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无法更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因此,学科间的进一步交叉、渗透和综合成为一种新的必然趋势。

一、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提——现代学科聚散共生的特征

“跨学科研究萌芽于17、18世纪,当时主要集中在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分类研究等少数几个领域,属于初级的、自发的发展阶段。”8到了20世纪60年代,跨学科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受到了各个学科领域的极大重视。这种现象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现代学科发展聚散共生的重要特征决定的。

现代学科聚散共生的发展趋势是跨学科研究的必要前提。学科发散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广范围的学术视野,而学科聚合则为跨学科研究寻求了一条具体的实现途径。现代学科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高度发散与高度聚合相伴共生的特殊时期,跨学科研究则是学科聚合的具体体现。一般情况下,学科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任何单学科都难以圆满的完成研究任务,因而必须依靠多学科的交汇、融合才能揭示复杂现象的本质;二是研究主体运用的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集成性和相互借鉴渗透的重要特征。相对于传统的研究模式,跨学科研究在解决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等重大综合性问题的过程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目前,学科发展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要求民族音乐学不仅依靠传统的研究模式来解决现实的民族音乐研究课题,而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运用不同的学科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解决现实课题中具有综合性的复杂问题。

民族音乐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臻完善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新兴交叉的人文科学领域。鉴于民族音乐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很早就试图揭示音乐是什么和音乐为什么的问题,并提出了音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音乐是快乐,是生理的满足(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音乐是语言(J·布尔迈斯特,J·Burney,1564-1629);音乐是数,或是超自然(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音乐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奇妙的东西”(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音乐是对自然的反映(《乐记》)的假说。但这些假说也只是一种理性判断而已,未能得到科学的实证。其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学科发散程度的限制,很多相关学科还远远不够成熟,因此,只能着重于研究音乐的基本形态,研究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的各种法则,只能停留在音乐的结构、音乐的和声、音乐的复调性以及乐器法和调式调性、力度速度等的技术层面,而没有能够去深入地揭示音乐产生的机理和规律。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学科发散和聚合的趋势进一步凸显,与民族音乐学相关的各门基础学科理论,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物理学、地理学、民俗学和考古学、语言学、计算机应用等学科的日臻完善,民族音乐学家也在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复杂的音乐现象(Music phenomenon)和音乐成品(Music end product)搭建了多学科的研究平台,同时,通过学科间的聚合渗透,使原本跨学科研究的民族音乐学具备了更多角度更多学科相融合的必要前提。

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横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四大领域,它的跨学科性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复杂性的具体体现,如赫尔姆霍兹“用试验的方法探讨主观听觉对声音的感觉问题。”9当这种研究方法被借鉴到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时,既可以解决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为什么产生这样而不产生那样音乐的相关问题,又可以揭示这种音乐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在民族音乐学的基础理论中,民族音乐发生和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一直是它重要的研究对象,于是,民族音乐学家把地理学的学科理论引入到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中,提出了各种与地理环境有关的民族音乐问题,如“音——地关系”理论等等。随着新的录音录像设备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出现,对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的现场采集,进一步加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真实性,为揭示民族音乐活动中最基本的供能方式提供了便利。这里的“能”是指民间创造出的各种艺术形式,也就是民间生产出的具有本地区、本民族特征的音乐。所谓的供能方式是指:由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对音乐的创造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审美表达过程的整个方式。在这一表达过程中,存在于民族音乐创造者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认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认识被他们创造的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体现出来。由于民族音乐创造的实践性和认识性决定了民族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性,因此,民族音乐学家就必须借助于民族学、民俗学和地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

同样,在民族音乐学的技术层面研究中,学科交叉性也是十分突出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音乐的文化性,同时,它还需要深入研究音乐表演、音乐创作、音乐传播和传承的过程,虽然所有这些都属于音乐学的研究范围,但从研究的任务和研究的目的来看,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其它学科的研究任务和研究目的是不同的,因此,民族音乐学借鉴音乐学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交叉性。

由于民族音乐的发生与发展是一种全体人类的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的科学技术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它需要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熟和完善,也为民族音乐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种技术手段和认知方法。如录音技术产生,测音系统的完善,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心理科学的揭示,教育科学的体系化,经济秩序的进一步完备等等,都给民族音乐学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以强有力的支持,建立起了民族音乐学所需要的研究知识库,这种支持一方面得益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体系具有跨学科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民族音乐现象中也包含着其他学科所需要的研究内容。正如梅里亚姆

(Alan P·Merriam,1923-1980)所说:“民族音乐学是用使社会科学的各个侧面和各种人文科学互相补充从而达到相互更好了解的方法,在使这两者结合成一体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由于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其学科研究涉及与诸多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需要从不同学科领域中吸收和借鉴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而现代科学聚散共生的发展趋势,使得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发展的相当成熟,为民族音乐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前提。

二、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手段——研究方法的移植再生

学科方法的跨学科运用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如今已经非常普遍和实用的如观察、实验和模拟等研究方法,最初也只是在某一门或几门学科内创立和发展的,经过其他学科的借鉴移植,逐渐扩散到整个科学领域,成为通用的研究方法。由于跨学科研究对象的知识结构高度综合,所涉及的学科理论种类繁多,从不同领域借鉴和移植成熟精致的研究方法,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从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中进行研究方法的移植再生(Transplant regeneration),民族音乐学为我们提供了典型案例。下面通过对民族音乐学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借鉴对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

民族音乐学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现象中就已显现出民族音乐形态特征。长期以来,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一直是人们试图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尽管如此,即是到了19世纪中期的比较音乐学(Musikethnologic)也未能解决这一研究课题。但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经验却为民族音乐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基础。20世纪中期“民族音乐学家来自众多的学术领域的情况,使得这一学科的方法学方面,形成了众说纷纭、异多同少的现象。”正是这些众说纷纭才使民族音乐学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形成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特定研究任务的新型学科,也正是有了这些异多同少的学科研究方法,才移植再造了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的研究体系。“实际上民族音乐学为了实现了解世界所有文化中的音乐的文化内涵的宏伟目标,它确实也要吸收多种学科领域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的移植再生加速了民族音乐学独立化、学科化的进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成为其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手段。

民族音乐学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Natural quality)与社会属性(Social attribute),这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包含在它们的音乐风格和音乐表现手段当中。所谓自然属性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上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以民歌的即兴编唱最具代表性,二是由民族心理和民俗心理所引起的,对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喜好方面的潜意识部分。所谓社会属性也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一切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能够得到社会的传承与传播,是因为它们能够反映着这一接受群体的普遍心理,因而奠定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基础;二是它们在社会的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又被接受群体进行着社会化的改造,社会化的改造是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发生音乐风格和音乐表现手段变异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异包括对情节的修改,也包括对器物的修正等等。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复杂性,决定其必然同时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技术科学四大科学门类,这也决定了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移植借鉴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根据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不同阶段中所使用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上的差异,我们将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划分为感性认识方法(资料搜集方法)和理性认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两大类型。

(一)感性认识方法

感性认识(Perceptual knowledge)方法又称为资料搜集方法,目的在于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详尽而精确的数据和资料,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引文资料搜集法等。不难发现,在感性方法中,有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再生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方法、观察方法;同时也有从社会科学中借鉴渗透的研究方法,如文献资料法、引文资料搜集方法等。这些方法在感性认识方法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地位,是资料收集过程中运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包括测音实验方法、复原实验方法和教学实验方法三种形式。早在19世纪中期,人们就广泛使用近代实验科学成果来开拓了比较音乐学(Musikethnologic)研究的新领域。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实验研究中的频谱仪(Spectrometer)等各种高分辨率的实验仪器被引入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来,民族音乐学的实验设备在分析速度、数据处理以及检测范围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实验方法成功的跨学科运用使民族音乐学研究获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精髓,并由一门“显学”转变成一门科学,例如对音腔的测定等。

(二)理性认识方法

理性认识(Rational knowledge)方法又称为资料分析方法,它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感性阶段中,占有大量的原始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和加工,是建立民族音乐学理论的重要手段。民族音乐学在其创建初始阶段就移植借鉴了如归纳法、演绎法、预测法、逻辑法、比较研究等多种理性方法,加速完善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体系。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定量化分析的加强。随着“适用于具体现象具有明确对应关系的概念,通过试验、调查及结构化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获得确凿可信的现象,采用严谨的逻辑分析及必要的统计手段发现现象之间的规律,进而做出适当的结论与推论。”实证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又将新型的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仿真的研究方法渗透到民族音乐学中也成为可能,这将会进一步极大地促进民族音乐学在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平台上发展。

从民族音乐学成功移植再生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案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可以省去在本学科理论研究体系的重复建设,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不能把单一学科(Sole discipline)的理论方法简单地运用到跨学科的研究当中,而是要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通过移植、渗透和综合各种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使之“再生”,并得到学科共同体内部的肯定和公认,达到它山之石,攻己之玉的目的。

三、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T型研究主体的观念碰撞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美国科学学与情报科学家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1922-1983)提出“小科学、大科学”(Price D·de、S.Little Sicence,Big Science.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二战以后科学的发展逐渐从“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过渡;二是详细论证了“大科学”所需要的跨学科人才“T”型知识结构(“T”knowledge structure)。前者的核心观点是,大科学时代的科研活动不再是分散的、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演变成为跨学科、聚焦型、多人员参加的集体性协作;后者的核心观点是,“T”型知识结构的跨学科人才,将会在“大学科”时代起核心作用。普氏认为“T”型知识结构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体研究者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有着深厚的基础和特殊的才能,同时对相关的领域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具备开阔的科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二是通过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门人才,组成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科研机构。所谓“T”型知识结构中的“︱”代表研究者在某一专业领域知识的深度和水平(Depth andlevel,Price,1963,p34);“—”代表研究者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相关或边缘知识(Edge knowledge,Price,1963,p36)。“T”型是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持续动力源泉。构成“T”型结构研究主体的方式包括个体研究者和研究团体。二者都可以实现跨学科特性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的优势在于,他们思想观念的碰撞更容易产生智慧的和创新的火花,更容易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实现其进入“大学科”的研究时代。

(一)研究个体的知识储备

任何一个认识主体都处在人类社会的背景中,不同的文明形态背景,不同的哲学观背景和不同的理论知识背景的人类社会,造就出不同的科学认识主体。背景化是科学认识主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事实表明,那些善于对不同哲学形态及不同科学理论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研究者,可能会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做出重大的突破。从1901年到2000年这一百年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知识交叉背景分析中可以得到准确的验证。

表1 1901年-2000年诺贝尔科学奖获比率比较表

（注：表一中的“时段”、“总数”、“交叉科”、“百分比”四项数据来源于郝凤霞《原创性思维的源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9期第55-59页)一文中的文字表述,其他数据及表格为笔者编制和计算。表中百分比为交叉学科人数和总数的百分比;增长率为下时段对上时段的增长率。）

上表以25年为时段,分析比较具备交叉知识背景和单一知识背景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人数比率从1901年-1925年的70.27%缩小到了1976年-2000年的50.93%。可以从中看出,具备交叉知识背景的获奖者成呈稳步上升的趋势,表明科学认识主体(Science understanding main body)知识背景的交叉,对于促进

不同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推动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机构的组织协同

虽然跨学科人才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一些重大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课题,仅仅依靠个体研究者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学术研究课题要求,只有把优秀的科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充分调动与研究课题相关的学科研究人员,建立一支学术群体协同工作,并采取聚焦型的研究方式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寻求学科前沿的突破性进展和学科研究新体系的建立。

自1980年以来,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批具有“T”型知识结构的学者专家,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在吸收其他学科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作横向与纵向的跨学科研究,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只得借鉴和进一步深入拓展的学术天地,也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表2中国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一览表

（注：表二是根据王耀华、乔建中二位先生主编的《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中与民族音乐学有关的内容由笔者制作而成,本表主要针对音乐学各分支学科中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内容有关的部分,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通过组建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组来构建更加庞大的跨学科性知识结构,把不同专业的研究者集中在同一个研究方向下进行跨学科研究,合理的机构设置和组织协同使得以民族音乐学为代表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四、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标——一体化新学科体系的建构

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汇点上构建新的交叉学科体系。19世纪前,新兴学科的产生一般都经过学科再分化。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学科间横向联系与渗透的不断加强,传统学科界线不断被打破,大量边缘学科(Edge discipline)、横断学科(Traverses the discipline)和综合学科(Synthesis disci-pline)等学科群体不断涌现,跨学科的研究模式逐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个在20世纪中期崛起的新兴交叉学科门类,民族音乐学由最初的比较音乐学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综合性的现代学科体系(Modern disci-pline system),这一例证充分显示出跨学科研究模式在发展新兴学科,乃至构建新的交叉科学体系均发挥着的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族性和地域性在音乐学科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民族音乐学家在各自的专业背景和原有的学科基础上,分别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对民族音乐调查研究和民族音乐文化的开发,逐渐形成了诸如民族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地理学、民族音乐生态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试

图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分门别类地对各民族各地区中的音乐现象和音乐成品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揭示其民族音乐的文化性和价值观。在这个阶段,各个分支学科把整个民族音乐肢解成为一个个专门课题进行独立研究,正是这种高度分化的离散性特征,使得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各自分支领域内相对独立，不断发展。

构建完善的学科理论(Discipline theory)体系是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化和各分支学科的不断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把民族音乐研究简单地分解,而学科建设也不是一系列分支学科的直接叠加(Direct superimposition)。因此,各分支学科内部以及分支学科之间开始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努力实现从学科的分散状态向聚合状态的转变。目前,民族音乐学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学科规范,构建出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民族音乐形态研究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两大门类。其中,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主要以民族音乐中的旋律特点、曲式结构、和声织体等各种要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认识民族音乐形态为目标,包括民族音乐形态学、民族音乐旋律学、民族音乐风格论等分支学科;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则以开发民族音乐文化为己任,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来为人类服务,主要包括民族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地理学、民族音乐民俗学等分支学科。形成一个学科群体,通过跨学科研究模式而构建出民族音乐学的学科体系。

通过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证性分析,现代科学新的研究模式——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与规律已经基本被揭示出来。但在从“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的转型阶段,学科发散与学科聚合的同时共生,如何对过去分散的、单纯的个人行为研究模式进行扬弃,使得跨学科研究能够在推动科技进步,解决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将成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共同体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本文原刊登在《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三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