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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教父”潘岱青:制造最美雨伞的理科男
新湖南 • 湖湘名人
2017-01-01 10:20:49

潘岱青(1894-1970年)湖南湘乡人,曾风靡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菲菲伞的创始人。

鲜有的菲菲伞图片。

老上海月份牌中的菲菲伞。

潘岱青(中间戴眼镜者)和家人的合影。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化工系高才生潘岱青将独特的审美投入到一把伞,怀揣着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将所学化工专业在竹和纸之间施展,与时尚碰撞出一道火花,风靡二十多年。

这把伞叫菲菲伞,堪比现今的LV,在民国时期,流行于上海、日本、东南亚乃至美国,掀起了“持伞美女”热潮。

而这位湘乡二十五都杏子铺的书生潘岱青也随着菲菲伞的风靡被人熟知,堪称当时的“时尚教父”。许多年后,潘岱青的夫人欧阳佩华被问及菲菲伞和潘岱青,她用手指画出鸟儿拍翅膀的模样,说道:“坚持、能飞。”或如这四个字,潘岱青犀利的眼光和过硬的知识,再加上他的坚持,颠覆了人们对平凡事物的刻板想象,也让他和菲菲伞一起“飞”了起来…… 撰文/本报记者伍婷婷

停学养病,将独到眼光投入一把伞

如果不仔细看,在密密麻麻的黑白照片里,根本看不出菲菲伞和油纸伞有何区别,可潘一五指着旧相册里最角落的一张小照片:“就是它了,青蓝花色,那精致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非常肯定地分析,父亲潘岱青一定是胸中有抱负,或心有不甘,才会挑中一把平凡的伞。

那是1918年,潘岱青患严重咯血,从清华大学留美预科化工系停学回到老家养病,病愈后,跟很多青年一样,需要谋求一份职业。他是家里的老大,父母早逝,得负担起照顾好一大家子的责任。这期间,潘岱青找过很多事,他最后去了省财政厅谋求职位,可据说只是在邵阳那边当了税务员。

这时候,跟他一起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弟弟即将去美国留学,他送弟弟去上海坐船,沿途发现弟弟行李中带着一把很土的油纸伞。潘岱青乍一看,这把伞太丑,不符合留学生气质,努力劝弟弟不要带,可弟弟偏不听,硬是带着出了国。过了些日子,弟弟到达美国,报平安,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当初大哥不让带的那把土伞在美国人看来非常稀奇,竹和纸的搭配居然能做成这么实用的东西。

弟弟关于这把土伞的描述给了潘岱青启发,不甘心只当税务员的潘岱青从这封信里嗅到了商机。于是,他很快投入到市场考察中,从长沙的油纸伞和杭州的绸布伞里找出发展方向。综合这两种伞的优劣,他作出判断,这普通大众的日常用具,若是能加以改进,成为时尚配件,或许更有前途。他专程去杭州买了几把伞做实验,别人的伞面用的是油纸和绸布,他就大胆使用薄、透、亮,轻盈且韧性较好的皮纸来做伞面。

在潘一五看来,父亲是个读书人,爷爷那辈经营铁铺,经过一些年的积累已发展成大户人家。他曾经跟潘家兄弟姐妹去过潘家大屋,从断壁残垣中发现那屋建得相当气派,窗棂、梁上都有雕刻,甚至还有小姐的闺阁。这种家庭出身的父亲居然亲手去做一把伞,在当时有点不可思议。

这把伞,看似简单,但从普通的竹子变成一把伞的工序相当复杂。要处理、晾干、成材、成型、编织,还有伞骨、伞柄等这些物件的精工细作,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别于其他伞,能在皮纸上作画,竹纤维、棉纤维还能非常完好地粘在一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经过反复试验,潘岱青终于做成了一个样本。这把伞比长沙、杭州的传统手工伞更胜一筹。

他考虑投产。变卖了家中30亩田产的一小部分,再借了些钱,1924年,他在长沙的长康路上办了伞厂,取名菲菲伞商社。“对父亲前期开办菲菲伞商社,我们兄弟姐妹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具体的年份和父亲具体做了什么,只依稀记得。”潘一五说。

用旗袍布料和图案做伞

提及菲菲伞和潘岱青的关系,他的子女们喜欢别人用“发明”这个词。这位清华大学肄业的理科生和伞之间完全属于专业不对口。可他偏偏一边将自己的专业用到制伞工序里做成“独门秘籍”,一边嗅着时尚气息,把这把伞变成都市女士竞相追逐的时尚单品。

潘一五出生后,父亲已不再做菲菲伞了,只有家里阁楼上还存放一些,顽皮的他经常爬楼把玩这些伞,“我佩服那伞的工艺,也佩服父亲的眼光,它的伞面不是一整块的,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粘上去的,伞面上都是手工画,撑开没响声,合起来还是苗条的,跟艺术品没什么两样。”

潘岱青独特的美学品味,都表现在对传统雨伞的改进上。他颠覆伞的概念,开发了伞作为时尚物件的功能。菲菲伞选材特别,一改湖南雨伞笨、重、粗、土、色泽灰暗、只适合遮雨的品质和外貌,用一种轻盈、薄、透的皮纸替换伞面,使得这把伞晴雨天都能用。他还发现,这把伞可以作为时尚女士的配件,最终,将菲菲伞定位为时尚女性单品。

潘岱青首先改进伞制作配方和工艺,如伞骨是在青竹产地特别定制的,由整节竹筒构成,保证了伞开合自如,收起时避免了伞形臃肿不平。最关键的是他研制了两大材料——胶水、光油,大大改变了伞的品相和质量。

这种独创的胶水,黏性跟其他做伞的胶水有别,黏性很强,菲菲伞用到的竹质的伞骨、伞柄和棉质的伞面都能完美合缝。不过胶水的具体成分是什么,无人知晓。关于胶水的研制,潘一五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没再工作,还在读小学的他发现,父亲一个星期至少有那么几天会在厨房里捣鼓胶水,弄出满屋子的胶水味儿。

另外就是特制的光油。潘岱青发现市面上流行的伞,伞柄、伞骨之间的接合不美观,有的地方还凹凸不平,所以,他提炼出特制光油用在制伞流程中,伞更加美观、精致。原来长沙市面上的纸伞撑开都有很大的响声,都是伞柄不平所致,而涂上光油,不仅使伞更精致,还真正解决了伞的粗笨和粗糙。传统的土伞只适合雨天,一遇到天晴暴晒,胶水就会溶化,而使用了“独家秘籍”制作的菲菲伞,好质量显而易见。

“胶水和光油都是基础,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与时俱进,嗅到了时尚的气息”,潘岱青的七女潘若艺说,菲菲伞在花色的选择上也与众不同,这同样跟父亲的审美有很大关联。菲菲伞的伞面是潘岱青请了专门的水墨画师手工绘制图案做成,然后一块块贴上去,再通过胶水黏合。这些画的选择,既有民族古典著作的系列题材,也有紧跟时尚的一些画作。潘岱青甚至想到了都市时尚女士穿什么样的旗袍,他就去旗袍店买什么样的布料,然后根据旗袍的颜色和图案来做菲菲伞,这样,这把伞就真的成为旗袍的专有配饰,不买不行。

有一种时尚叫“美女持伞”

菲菲伞投向长沙市场后,马上供不应求。潘岱青于是在长沙的南阳街、司门口、中山路国货陈列馆等地设立门市部,并于1926年将家中剩下的二十亩田全部卖掉,对伞厂作了进一步的投资。

他的女儿提及,父亲是个爱思考的人,菲菲伞流行起来后,他并不拘泥于一时。而是将眼光放长远,将伞分等级,在女式花伞类推出大号、小号和特定的伞号,计两百多种,伞上花型中西结合,并得到美术教师李昌鄂的协助设计,绘有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兽等国画图案,又印制有《潇湘八景》《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新花样,栩栩如生。那时候,时尚美女们为了收集完整的《潇湘八景》图,还把潘岱青的菲菲伞当集邮般收集。

菲菲伞独特的设计和定位,迅速在时尚基地上海流行起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月份牌上,有一专门分类叫“持伞美女”,潘岱青的菲菲伞出现的频率很高。在打广告还未盛行的年代,菲菲伞的广告不仅出现在长沙本土的报纸上,还在上海的报纸上占据显眼位置。

《大公报》曾有菲菲伞广告的记载:

本伞之特色:一、本伞系采用上等棉料纸精制,绘有山水花鸟文字,活泼新奇,雅俗共赏;二、对于油色潜心研究,故伞衣柔软鲜明,见日不裂,受雨不沾,尤为本伞之特点;三、伞骨特别精细,油色光亮,比闽浙新出之伞轻便耐用,本伞原料手工,完全国产,较五六元之舶来绸伞,及二三元之国货草帽,价值占数分之一;四、本伞购备一柄,既可遮日,又可避雨,无分晴雨,旅行弗忧;五、本厂创办伊始,只求畅销适用,价格低廉,诚实无欺,无论零卖批发,均极竭诚欢迎。

为了找寻当时风靡一时的菲菲伞的些许史料,潘一五在最近几年,走访了很多跟他父亲和菲菲伞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兄弟姐妹和父亲以前的一些工人,几乎没有谁能说出菲菲伞售价的具体情况。但找寻到的资料显示,它是分等级的,一般的售价是2、3光洋,有的是5光洋。他算了笔账,根据这个工厂最鼎盛时期有一百多位工人,按照平均一把伞5个光洋来算,那么一年销售6万把,也有30多万光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至少上千万了。

“这些数据并没有具体的考证,但是能说明当时菲菲伞的辉煌。有些史料上说销售额太多我是不支持的,因为父亲的菲菲伞并不是一个非常量化的产品,它纯手工,就算工人没日没夜赶货也得以保证伞的质量为前提,如果说年销售额在30万光洋,还是可信的。”

1928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潘岱青的弟弟租了一个小门面,专门销售菲菲伞,没想到,菲菲伞卖到脱销,轰动芝加哥。随着菲菲伞销路畅好,潘岱青又在装饰上做了改进,伞柄上涂了光油和各色颜料,并系上红绿等不同颜色的丝条,古色古香。除了特别印制的牛皮纸袋外,还精制彩印礼盒以供馈赠礼品之用和做出口商品的装饰。

1936年,菲菲伞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拿到金制盾牌,悬挂于南阳街门市部。第二年,潘岱青携带菲菲伞参加了当时在广州召开的四省国货交流会,港澳侨商大为欣赏,纷纷订货,从而扩大了国际市场,远销美国、日本、南洋等地。在广州国货交流会上,还发生一件趣事:有一位外国公主曾以80元光洋的高价定制一把特制的菲菲伞,要求伞顶用镶金金属制成,伞柄用黄杨木雕以松鼠吃葡萄的空花型,伞面请名师绘“百鸟朝凤”的精彩国画,潘岱青一一照要求完成。

潘岱青夫人欧阳佩华曾回忆,菲菲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鼎盛,它曾在旅居青岛、上海等地的外国人里流行,在上海海滨浴场、公园等地游览或留影时,大家都喜欢手持菲菲伞。

这时,曾有人称,潘岱青这几十人的作坊里,创造了民族商业奇迹,他堪称“时尚教父”。

种种原因,菲菲伞遗憾失传

1938年抗日战争中,一场“文夕大火”,菲菲伞四个门面及厂房全部毁于一旦,也摧毁了这一全盛的产业。

潘岱青携家人和一些工人将抢救出来的材料带上,搬到湘乡七亩冲,在那里买了地,盖了房子,继续做菲菲伞,一做就是六年。虽然潘岱青的菲菲伞仍旧有来自衡阳、益阳等地的订单,可是在湘乡这个地方,各方面都受到制约,那时候工人只有二三十个,折腾一番后也没有很大起色。

不久后,日军侵犯湖南,潘家流离失所。抗日战争胜利后,潘氏又搬回长沙,在南阳街、先锋厅复业。制伞的半成品从湘乡运来,在长加工制作,业务转好,在现在五一广场锦绣中环旁还修建了三层楼房,拟扩大再生产。不料还未迁入,国民党军队占用该房。没有厂房便无法生产,加之那时金圆券破产,市场混乱,潘家产业元气大伤。

在女儿的记忆中,经历这一连串打击,父亲深感失落,总不甘心,新中国成立后曾试图与人合作,但因对方不愿接受原厂的部分工人,谈判失败。1953年,菲菲伞正式歇业。

之后的一些年,他侄儿潘定宇的回忆文章中提及,1962年初秋,菲菲伞还成就了一段“伞为媒”的佳话。那是潘岱青离开清华大学40年后去北京旅游,“我们一起畅游了北海、颐和园和十三陵。伯父这次来京随身带有几把他精心保存多年的菲菲伞,堪称稀世珍宝。当他老人家得知我正准备成家时,便毅然把他保存的最后一把菲菲伞送给了未来的侄媳妇——芬兰。”

在潘岱青暮年时候,他又深恐菲菲伞失传,抱病写了《纸伞一角》,介绍了菲菲伞的生产要求和经验,然在“文革”中,潘岱青被抄家遣送回乡,自存的底稿毁之殆尽,就连菲菲伞样品、图案、画册、奖状等均荡然无存。

“父亲1965年中风,之后很少再提及菲菲伞,我们兄弟姐妹也无人继承产业,这是他最遗憾的事。”潘一五叹了口气。

1970年,潘岱青在湘乡七亩冲去世,享年76岁。在他去世后的第五年,中央派人到湖南了解菲菲伞的情况,当时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主席凌霞新调查发现潘岱青已经去世,菲菲伞无法再复原了。

这之后,菲菲伞商社的刘诗宾师傅曾根据自己当年在作坊制作菲菲伞的程序,想复原潘岱青的菲菲伞,可因为关键的胶水、光油等技术无从得知,宣告失败。其他还在继续生产的伞厂也曾尝试复原菲菲伞,终究没能成功。

记者手记

他的独特如菲菲伞,无法复制

潘岱青发明的菲菲伞和很多早期实业一样,灿烂于一时,消失得干脆。可他对美的独特品位让人过目不忘。

在子女的回忆中,提及最多是他对子女“自强自立、不靠遗产、不靠嫁妆”的教育理念。他有十个子女,还有三个从小失去父亲的侄子侄女,十三个孩子,都念过大学。他留给女儿们的训诫是:“不留嫁妆,只送读书。”所以,即使在家庭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让孩子们失学。

潘一五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单位所在的街道有一家伞厂,在里边做事的很多人都是菲菲伞之前的工人。一听说他是潘岱青的儿子,非常高兴,言语里也时常流露出对潘岱青的怀念。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工人们很好,且他独特的技能让人折服,做菲菲伞的刘师傅在潘岱青去世后,一家三代人给他看守墓地。

“他总是告诫我们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兴家、兴国。他的菲菲伞之所以成功,也跟知识和学识有关。”潘一五从工人和兄弟姐妹的回忆中感觉到,父亲的成功跟他的学识和远见有很大关联。他善于用“差异化”来细分市场、观察市场,同时也注重产品和用户体验,所以短短二十年间,他和菲菲伞一样成为传奇。

这么多年过去,潘一五打听到些许关于菲菲伞的下落,他听说父亲写的《纸伞一角》可能在俄罗斯存有俄文版。前不久,他还听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博物馆保存了一部上世纪三十年代记录湖南菲菲伞制作工艺的影片。他想从这些史料中找寻父亲的些许痕迹,看能否帮父亲完成晚年想复原菲菲伞的心愿。

可这些都只是听说。谜一般的菲菲伞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和父亲一样,无可复制。

责编:朱晓华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