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煦，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黄克诚之子。

不久前，黄煦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专访。毕业于清华大学，做了一辈子工程师的他在此次专访中回忆道，以前家里住的房子没暖气，听说加装暖气要花两万多块钱，父亲就没同意装，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为省钱也不让对房屋进行大修。

▲1982年10月拍摄的黄克诚一家全家福，第一排中间两位分别为黄克诚(右)和其夫人唐棣华(左)，第二排右一为黄煦(38岁)

在与黄煦的交谈中，记者发现他是一个对社会热点问题非常关注的人，同时，他也有着很多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关注聂树斌案等近期重大热点事件，还长期关注环境问题，认为不要盲目地、不理性地看待雾霾，更不要对它进行夸大，要通过有效的科学实验对其的危害进行验证。同时，作为在计算机领域工作过的科技前辈，黄煦也用手机看天下，也发表了一位网民的用户感想。

20岁时黄克诚有了第一件棉衣

在位于东直门附近黄煦的家中，他身着一件羽绒背心，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同记者交流着。客厅沙发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幅黄克诚将军与其妻子的合照，在合照下方的储物柜上摆放着一尊黄克诚将军的石膏半身像。

据黄煦讲述，他的父亲黄克诚于1902年10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家中有父母、兄弟姐妹6口人。在父亲的记忆中，那个小小的村落始终是一幅贫落、杂乱不堪的面貌。然而，父亲在9岁那年机缘巧合地被村里选为唯一的培养对象，通过亲属们的接济读上了私塾，一读就是8年。

父亲自出生一直到19岁，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冬天冻得浑身发抖，只得靠干活让身体暖和起来，直到1922年，黄克诚考入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因要出远门读书，家里才设法凑钱为其做了件棉衣，那是他的第一件棉衣。

黄煦称，正是因为父亲有着这样的童年生活，使他经受了磨练，经得住委屈。父亲黄克诚在第三师范学校时，一开始觉得有饭吃、有书读很满足。但有一次他看到当官的为了贪腐而对需要赈济的花名册造假，使父亲逐渐地看到了社会上的黑暗，也有了更多的想法。

戴眼镜被敌人认为是大官 子弹就经常冲着他来

战争时期，父亲高度近视，时刻不能没有眼镜，但这副眼镜也给他招来了不少大麻烦。

戴着眼镜的黄克诚同彭遨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突破点时，因指挥所距离守敌太近，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的两挺机枪调转枪口，冲黄克诚和彭遨所在的指挥所扫射过来。亏得彭遨眼疾手快，猛地拉住黄克诚后退了两三米卧倒。敌人的机枪子弹已落在了他同彭遨原来站立的位置上，击起的沙土溅了他俩一身。随后，彭遨拉着黄克诚翻身滚向附近一处掩体后面，躲过一劫。

“很多时候，敌人一看他戴副眼镜就认定他是个大官。所以子弹就经常冲着他来。”黄煦向法晚记者解释称。

还有一次危险的境况也与眼镜有关。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师长是张锡龙。黄克诚到第四师工作不到半个月，红三军团击溃了进犯黎川县南约20华里处团村之敌，黄克诚和张锡龙率第四师尾敌追击。

攻击前，黄克诚和张锡龙来到阵地前沿察看地形，选择攻击地点。不料，由于他们二人站在高处，过于暴露，被侧面敌人发现。黄克诚的那副眼镜，再次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敌人用机枪对准他们扫过来，一颗子弹击中张锡龙的头部。子弹从张锡龙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黄克诚的眼镜。父亲虽然没有受伤，但眼镜一掉，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等他掏出备用眼镜戴上，定睛一看，张锡龙已经牺牲了。

黄煦告诉记者，长征中，也有一段小故事令父亲黄克诚多年不能忘记。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险境，黄克诚所在的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于1934年12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县待到了1935年。

过元旦时，黄克诚想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时改善一下伙食，但结果连一块豆腐都没有搞到。那年过元旦时的窘迫景状，让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

部分伤退士兵抢劫无人管 父亲知道后立刻处理

“在我的眼里父亲不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父亲的战友、同事说他很严厉。他在很多别人不愿意管的事情上表现得很有担当，对军纪要求很严格。”黄煦向法晚记者讲述称，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黄克诚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委，领导冀察热辽军民医治战争创伤，支援东北战场南线作战。

当时，在长春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有部分伤兵从前线退到后方便没有了纪律，出现了抢劫甚至强奸妇女的情况，而一些地方干部对战士有所畏惧不敢管。

这时，路过该地区的黄克诚了解到这一情形，他认为，这些士兵虽然在战场上立了功、负了伤，但退到后方也不能同土匪一样乱来，所以这件事必须马上进行管理。他当即处决了几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人，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那是黄煦第一次听到有人跟自己说他的父亲很厉害。

“为国者，不念家”，黄煦用这句话形容父亲很少过问家事。然而黄煦说：“母亲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家和历史的大事件是挂钩的。”1959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因此受到长期审查并被撤销一切职务。而那年黄煦正在上初中，并且住校。

据黄煦回忆，当时他的父亲黄克诚仍然享有原来的待遇但没有工作，属于闭门思过状态。参加革命以来，工作对父亲就像生命一样，所以家里人能明显感觉到黄克诚内心很痛苦。

此时，父亲只能在院子里或外面散散步。他也不想与老同志、老朋友进行交往，怕他们因为自己而受到影响，不能继续工作。

路遇司机剐蹭吵架堵路 父亲说所有责任他负

黄煦还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父亲被调到山西。在山西时，他会四处考察农村的情况。

有一次在公路上遇到了车辆堵塞，看到这一情况后，他便过去寻找缘由，发现是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双方司机把车停在马路上正在争吵，于是他跑过去进行调解。他跟两个司机说，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吵架，导致整个交通都堵塞了，耽误多少人工作，耽误多少人重要的事情。你们不要吵了，赶快各自把车开走吧，把公路让出来。然而两位司机质问他的身份，让他不要管闲事，如果这件事说不清谁来负这个责任。这时，黄克诚说：“你们两人都别吵，所有的责任由我负。”

“我感觉到父亲当时也很关心我从事的计算机技术工作。”黄煦说，父亲黄克诚很尊重技术人员，他也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技术行业，改变中国当时技术落后的情形。

就是这么一件件的小事，让黄煦感觉到，父亲对国家的事情非常上心，在刚被解禁出来的情况下，不管自己是不是受过委屈或是自身处于怎样的状态，他觉得任何对国家建设有妨碍的事情他都要管，并且负起责任。黄煦认为，这是一种担当。

父亲为省2万元不让给房屋加装暖气

据黄煦讲述，“文革”期间父亲黄克诚处于被监护状态。黄煦住在母亲位于北京的家中，有近两年时间他们与父亲失去联系。由于父亲的原因，家里的生活费被控制得很严格，每人仅拿20元的生活费，家里在银行的存款也被冻结，生活变得很紧张。

在山西时，黄克诚并未被安排工作，同时让他在省里的招待所暂时住下来。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黄煦同夫人便一起去了山西。为了能很好地照顾黄克诚，黄煦的夫人在招待所当了服务员。

黄煦还告诉法晚记者，他上小学的时候住在北海附近，而小学位于万寿路，在当时属于较远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要自己坐公交车去学校，家里的车不让坐，也没有人接送。

“从小学到初中，我基本都住在学校，每周日回家一趟。”黄煦说，回到家中也很少见到父亲，他都在外面忙工作。小时候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大官，住在大院里对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父亲授军衔后，他在大街上看到很多军官都是四颗星，与自己父亲的星数一样，当时的他搞不清楚军衔之间的区别，认为父亲与很多人都一样，父亲也没有跟他特意讲过。

黄克诚一家曾住在北京南池子一个四合院内。当时住房可以接管道进行热力供暖，他得知此项工程需要2万元左右时，认为花费太多便不让加装房屋热力供暖。由于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为了省钱也不让对房屋进行大修。父亲去世后，母亲便将这个院子上交国家了。

谈聂树斌案：应该从技术层面、办案手法及法律上不断完善

在与黄煦的交谈中，法晚记者发现他是一个对社会热点问题非常关注的人，谈到近日被判无罪的聂树斌案再审，黄煦说，治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出现错案关键是要清楚责任，如果出现如逼供这样的情况，要找到其原因。

黄煦认为，在过去，当取证出现困难的时候容易出现屈打成招、过于相信口供的情况。同时，以前的技术水平、硬件设施不发达，不像现在的技术水平比较发达，可以通过从现场遗留物提取DNA等方式取证。

所以，我们应该从技术层面、办案手法及法律上不断完善，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教训去接受，思考造成这种冤假错案的原因，而不是把这件事扩大到社会问题讨论。

谈互联网：对公众号、自媒体等进行信誉等级打分

黄煦上学时一台电子管计算机有好几间房大，如今电脑比书还薄。与计算机打了一辈子交道，黄煦笑称目前手机使用的并不是很好，只是手机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上网看新闻也成了习惯。

但黄煦认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培养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黄煦以自己上网的经历为例，有很多他不想看、不需要看甚至他认为是谣言的信息，时不时在屏幕上弹出，这些骚扰式信息给人造成很大困扰。

黄煦还认为，影响力大的主体如网红、知名公众号等更应进行实名制，传播的影响力更大，承担的责任就应更大。

黄煦还建议，通过类似评分的机制由相关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对公众号、自媒体等进行信誉等级打分，如果某公众号发布虚假信息等文章，就将其评分降低并向大众公开，同时限制其可传播人数，达到控制风险、清除虚假信息的目的。

随着生活方式越来越便捷化，网络变得普遍化，黄煦希望年轻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多一些思考，不要情绪化地看待一切问题。

责编：李莉芹

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