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我以生，佚我以老

文丨彭晓玲

我的老家在农村，直至现在仍有亲人生活在那里，仍时不时地回去看看。乡村就像一条脐带，与我血脉相连，割舍不断。渐渐地，我的发现村里没有了过去的喧闹和生气，除了老人和小孩，已经见不到多少年轻人了。年轻人呢，大都离乡背井到城里打工，把孩子放家里让爷爷奶奶带，赚了点钱就知道回来修楼房，甚至已经不会种田种地。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们既要种田种地，还得承担看护和教育孙子孙女的重任。有的年轻人两口子都在城里打工，熟悉了城市生活就把孩子接到城里，老家就剩下空洞洞的老房子和孤独的老人。每当看到那些面容愁苦的老人时，我就为他们的境遇而忧心忡忡。

至2013年年底走访社区贫困户时，在一栋老宿舍楼里，80多岁的老太太张水美的境况再一次冲击了我。那是一小套阴冷昏暗的房子，屋子里弥漫着浑浊的气味，阳台上的植物早已干枯，炊具胡乱地摆在地上。老太太已然行动迟缓，罩着几件极不搭配的衣服，都快下午两点多了，她还没吃什么东西，正愁眉苦脸地捧着一碗米饭，上面搭着几根已经煮黑的菠菜。自打两年前老伴去世，她就一直独居在这里。50多岁的儿子离婚在外守着邮电亭混饭，平时很少来看她，孙子远在深圳打工。这个出生在上海，曾经在外交部工作多年的老太太，如今在这套少人问津的小屋里，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她最大愿望就是“早点死去”。

张水美老人的生存状态压在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由此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做一个全景式的中国乡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调查。为了让调查更具典型性，我选取了“东南西北中”八个省市，从2013年年底到2015年初，先后赴湖南、江西、河北、湖北、重庆、四川、甘肃、广东等八省十四个县(区)进行了采访，采访71位老人。我一次次走近不同的老人，一次次忧心于老人们人生际遇的曲折及晚景的悲凉，一次次感动于老人们生命的顽强及积极向上!他们为儿女为这个世界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却对社会对子女没有抱怨，更多是体谅：“孩子们在外面生活也不容易，哪能要求这么多?”他们只是普通的老人，如飞扬的尘埃般卑微。与他们相遇，我万分焦虑他们的现实处境，走进他们的内心，却得到丰富的人生启示，包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采访过程充满艰辛。在江西采访时，我独自住在金滩镇上一家冷清的小宾馆，人生地不熟，天一黑我就将房门及窗户关得紧紧的，门外一有脚步声，我就胆颤心惊。2014年4月底去河北采访，我的面部皮肤严重过敏，又红又肿，吃了十多天中药才好。而到湖北公安县采访时，正是炎炎夏日，先坐车至常德，从常德到公安的路况实在太差，一路簸波，前后花了五个多小时时间，到时已是晚上快九点多了。实在是精疲力竭，匆匆洗漱就睡了，第二天才发现随身携带的水杯、几本书等都丢了。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四川之行，当我结束在重庆大足的采访后，就赶往大山深处的宣汉县三墩乡燕河村，一路辗转，几次换车，不得不在陌生的开县住一晚，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到。接连几天，由一位当地老人当向导，带我爬山越岭去采访。

“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有专家预言,“空巢家庭”“老人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模式，且将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形成强烈的冲击。在我看来，“空巢老人”，是一个需要家庭、社区、社会、政府以及个人共同努力加以解决的综合性问题。唯有直面空巢现象及其影响，准确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规律，尽早在思想、理论、法规、政策、物质、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准备，方能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应对公众对于“空巢”现象的担忧与诉求。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触是：暂时还没有较为周全的政策和举措来维护空巢老人利益，更不要说保障空巢老人的生产生活;因为经济及观念上的原因，大多数地方还无力推行东莞等沿海城市的居家养老模式，为空巢老人送服务上门;城乡差距大，乡村空巢老人养老金太少，根本无法满足其生活及医疗的需求……

老人们今天的现实处境到底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似乎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所有的老人都孤独地生活着，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已经来临的老龄化社会，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于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以一种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将老人们的生活现状呈现出来，以期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

在写作中，我始终坚持朴实的文风：朴素地记叙，客观描写，不矫揉不煽情，让采访对象说话，让真实的生活去打动读者。我想，如果读过《空巢》的人，能去认真关注和思索空巢老人的生存现状，从而行动起来去找寻解决的路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创作就获得了成功。

中国式乡村养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空巢》中书写的48名老人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一个标本，我愿意看到每一位老人都能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本文已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7月8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