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制版发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无声无息，既没有召开座谈会，也没有发表什么评论文章;然而它却像一股强劲的潜流、冲击波震惊了文坛，轰动了全国。1976年12月，中青社又出版了《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册)，各省市相继借版重印，发行量初步统计就达到了240万套，真是洛阳纸贵。中青社于1981年六月又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上、中、下三册)。《李自成》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70年代，到80年代形成了高潮。租版印刷一直没有停止，反正印多少册就能销售多少册，而且还供不应求。今天听说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摆出了《李自成》，明天去却迟了一步。营业员的回答是：“很抱歉，书销完了。我自己想留一套都留不住。”人们对《李自成》好评如潮，而且评价愈来愈高。虽然也有些异议，但是恶毒攻击者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好心，或者就他个人的看法觉得某一方面或某些地方觉得美中不足，或者希望锦上添花，不同的见解在所难免，却不是主调。

正当人们翘首盼望《李自成》第三卷出版的时候，1978年4月《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茅盾先生的评论文章——《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茅公带着赞誉的语气高度评价姚雪垠说：“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在文章中茅公还极力推荐道：“作者在《李自成》中，打算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在已出的两卷中，已经写了一部分;在以后的三卷中，还欲深入一层去描写。”茅公的肯定和预见都没有错，历时36年，《李自成》经过坎坷而漫长的道路，终于在姚雪垠先生逝世后4个月，于1999年8月全书五卷12册凡330万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全部出齐。

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界定说：“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历史小说既然以历史为题材，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历史”呢 ?所谓历史，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时间性，即限制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作家协会设置的“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同样规定入选作品取材在辛亥革命之前。不过，也有人提出来“昨天也是历史”。《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所载《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并未作出定论。它说：“‘昨天’能否进入历史，尚待商榷。”另一个便是其真实性。按照一般的说法，历史的真实性是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历史也是虚构的，因为在历史的叙述中有文学的成分。还有一种说法，把历史小说说成“七实三虚”或者“三实七虚”。事实上，无论是“七”论还是“三”论，都存在着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谈的思维混乱。文学作品不能被简化为数学加减，这是起码的认识。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而历史是不能虚构的，只有化实(历史)为虚，才能形成的历史小说。姚雪垠先生指出：化实为虚的“历史小说，离不开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

一

我国的历史小说源远流长，先秦时代便出现了《穆天子传》;汉代有《吴越春秋》、《汉武故事》等杂史体小说; 宋代讲史伎艺发达，以讲史话本为基础的讲史小说兴盛一时;元代演变为平话;明清形成了章回体的演义小说。演义小说是根据正史和野史传说等敷衍而成的，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物，形式上采取章回体，又以“演义”作题名，多是半文半白，通俗易懂，其中《三国演义》最有代表性。“五四”运动前后，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分歧：一方面是以蔡东藩为代表的通俗历史演义，一方面是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具有“新文学”特征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演义以叙事为本，即演说历史;而鲁迅等人的历史小说则注重人物和人性，成为了历史小说发中的新质，以及它的写作方向和评价标准。

历史小说作为一个独特的文类，随着时代的推进，它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特征;另外，在演进中所逐步积累和建构起来的文类特征，都经过了读者的选择。因此说，“文类既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又是作家的‘写作模式’;换言之，文类如同一种契约栓住作家和读者。”(南帆：《文学的维度》)从更深层次看，文类的标准由民族文化所规定和制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然而审美又与时代同步，因此文学亦与时代同步，与时代文化脉动契合。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说：“文学与客观对象不是那种反映式的、对称的、一对一的关系。”历史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其形式的不断创新。传统形式不是历史小说的全部，文类规约只是历史小说与读者心灵契合的接口，是历史小说包含的诸多符码之一。历史小说是开放的，其开放性在于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呈现时代的趣味——这个趣味可以表现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在内容或者主题上。

姚雪垠先生在《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从〈李自成〉第五卷的序曲谈起》一文中，就历史小说的创作问题提出了“历史现实主义”的原理。他说：其基本精神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指导它的哲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艺术风格上强调中国的民族传统，在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的根本，容纳积极的浪漫主义。所有以上种种方面，我认为历史小说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通过小说艺术写出历史事变的基本真相，它的运动规律，它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向后人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姚老从1955年立意创作《李自成》，1957年正式动笔写稿，历经37年，终于对历史小说的创作作出了一个全方位的归纳性总结。它反映在《李自成》的审美追求上则是其“史诗”式的特征。吴秀明教授在《世纪交替的历史关注与现代性求索——论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思想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一文中概括说：“所谓的史诗，首先是指‘大历史’的题材内容，其次是指与题材内容相适应的‘大历史’的文体形式。”《李自成》的史诗性在主题层面表现为对历史的“运动规律”的揭示，在结构上则表现为主线、副线结合及由若干章组成的单元共同体。虽然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一些中短篇历史小说，如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但从审美趣味上来说，并非主流。它们跟《李自成》不一样，其兴奋点不在于“现实”或“浪漫”地表达什么规律，而是对于内心的关注，运用心理描写来展示个人与时代的冲突。

由于《李自成》创作的成功和强烈的震撼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小说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活跃起来，虽然它的审美情趣及具体内容与同时期的当代小说相比，存在一定的后滞，但其表现方式大体相同，都是从社会层面来构思和组织题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在：复仇题材方面凌力创作的《星星草》、杨书案的《九月菊》和张笑天的《太平天国》。思想文化方面首推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和杨书案的《孔子》。帝王小说大都以系列的姿态横空出世，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四大部，吴因易的《唐明皇》四大部，拙著《贞观之歌》上、下部，凌力的《少年天子》只有一部，倒成了例外;这类小说中的皇帝成为了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镜鉴”，跟“改革小说”一样备受关注和欢迎。改革、改良与救世颇多相通相似之处，这类文本中以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和熊召政的《张居正》声势最大，影响深远。爱国题材小说如拙著《文天祥》、王汉广的《大英雄郑成功》等，同样效果良好。

“在庙堂的历史意识观照下，以往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认同一个思维模式，即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政治事件，都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所以，重大历史事件成了历史的中心。”(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维，对照国际国内的新闻道古说今，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熟悉历史演变犹如掌握人类的全部秘密规划，人们将在历史之中获知今天的位置和未来的命运。所以，人们所谈论的历史，无一不是充塞于今天并且制定未来的历史。这同时说明了人们不竭的历史兴趣所包含的真正原因。”(南帆：《文学的维度》)历史小说以历史为题材，它所指向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人们关注历史，恰恰是由现实而回到历史，又由历史而返回现实。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历史小说因此充满了时代的气息，而且也只有充满了时代气息，它才有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和生存价值。《李自成》如此，能够流传下来的历史小说亦是如此。

《李自成》的创新价值和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突破传统演义小说所走的“演正史为小说”的路子，以多维开阔的视野宣示同历史密不可分而内涵却远远大于“正史”的宏观概念，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经济、艺术等，就历史知识而言，大致包括历代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婚丧喜庆仪式、宫廷礼仪、文物典章制度等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给人以亲身经历似的感觉。姚老以广博的文化素养和生花妙笔在古雅与时俗之间的定位，赢得了读者，赢得了市场。又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化腐朽为神奇，运用形象思维点石成金，把凝固的历史点化成了活龙活现的生动故事，惟妙惟肖，传神入化，遣词造句也从塑造人物形象出发，在雅与俗的选择上既个性化又不落俗套，做到既饶有新意，又发人深思，把历史演化成神品妙构般的匠心之作，供读者消费。“语言行为的法则就在于它们使语言与其他文化行为发生了联系。”(j·p·斯特恩：《文学与意识形态》)在姚老的笔下，语言的雅与俗标准非常严格，该雅则雅，该俗则俗，什么人说什么话。不过，尽管参与小说历史感建构的生活细节有虚构的，也有历史典籍支撑的，却不可忽视它们的一个本质特征，即都是语言的幻象，不得跟历史混同，否则会闹出笑话。曾经有人在论文中引用《李自成》中的诗词作论据，认证自己的观点。其实小说中的诗词纯属姚老代作。姚老还曾经开玩笑说他可算是崇祯皇帝的秘书，圣旨刺令都出自他的手笔。历史感的营造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可谓身手非凡。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带上了时代的特征，是语言的幻象。

二

历史留存下来的两种形态：一是文本的历史，二是实物的历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说：“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毫无疑义，历史文本中的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无意识必然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小说的作家驾驭尘封的往事其难度可想而知，虽然有一套考究程序和方式方法，但历史是理性的，其基本史实是不能违背的。首先得钻进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了解当时的政治动态、社会背景、意识形态、人文景观、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等。尽管繁琐的考证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作家却总是迎难而上，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真经一样，历经种种磨难，不退缩，不后悔。《李自成》五卷共计330万字，姚老在构思和创作期间做的卡片达到两万多张，500多万字(一说为千余万字)，其呕心沥血的拼命精神，下的功夫之深，真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姚老曾经告诫我们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它的主体地位。”他的话，代表了许多历史小说作家的心声，也道出了对于历史的尊重和敬畏。盃弄清楚历史人物的复杂关系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无法进行构思和创作。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历史小说家在翔实地占有史料之后，将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认同历史文本中所记载的历史细节和细节背后暗藏的主观意识，另一个是认同历史文本中所记载的历史细节却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所谓“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二者必居其一。

姚雪垠先生在《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历史小说家必须深入历史，跳出历史。”“就二者的辩证关系说，深入历史是基础，是前提，先行于创作。没有深入历史作基础，就没有所谓跳出历史，不掌握历史的必然，就没有历史小说创作的自由。”历史小说由于小说文本建构规则的作用，它的历史形成了体系化和戏剧化，不能被纳入体系的或者跟戏剧无关的部分便遭遗弃。“通过讲故事而使历史戏剧化，这样做的一般意识形态效果是创造了‘主体’，他们满足于作为历史‘力量’的‘承受者’，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成为‘行为者’了。”(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小说以语言和历史作为材料，其语言和历史的选择、编排无疑带有时代气息。时代是一个充满影响力的主体。俗话说，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创作方法，直到20世纪末，当大众文化崛起之后，当“多元化”思想被愈来愈多的人们和学术界所接受，才打破“相结合”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由姚雪垠先生所开创的“历史现实主义”终于站稳了脚跟，形成了一个以姚雪垠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流派。时代在前进，读者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需求日趋提高，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观念趋向成熟，融流行小说与高雅小说要素的新历史小说成为了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继《李自成》之后，新人新作层出不穷，大行其道，大受欢迎，日新月异，花样翻新。

时代决定文学的面目和走势，更具体地说，是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有多复杂，意识形态就有多丰富，意识形态的枝叶就有多繁茂。阿兰·斯威伍德在《大众文化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举今之世，并无大众文化或大众社会这样的实体存在;有的只是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这样的意识形态。”文学的价值在于阅读，阅读一般总是指向心灵或者自我。历史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心路历程是从现实到历史，再从历史到现实。“对现实生活来说，历史小说的真正价值，毋庸置疑是其‘当代意识’，是当代人对于‘当下’人自身存在发展和终极价值的思考。”(李裴：《小说结构与审美》)当代新历史小说引领读者将目光投向历史，是希望读者能够在对历史的消费中返回到自身，从古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境遇。在新历史小说流派的一些文本中所描述的历史生活，其结构跟现实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套上古装，跟针对现实的寓言故事别无二致。冯宪光、马睿在《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说：“复古通常不是为了返回古代，而是为了变革现实。”新历史小说的现实指涉性自然受到读者的欢迎，其意识形态的价值也就显露出来了。

新历史小说从当代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出发，并不意味着小说文本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气味。站在意识形态面前，人的主体性兴许会被削弱，却不会被消灭。只要主体性存在，人就有一种要逃离意识形态规范的冲动，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是如此。在经典文本《李自成》中，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崇祯皇帝这样一个反面形象，姚雪垠先生并没有把他简单地塑造成行尸走兽般毫无被人尊重理由的昏君或无能之辈。这样的处理明显具有典型价值和积极意义，“艺术不只是消极地反映那种经验，它包含在意识形态之中，但又尽量使自己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得我们‘觉得’或‘察觉’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可见《李自成》跟当时文艺战线那些僵化的条条框框之间的分歧，暗中的角斗，以及姚老的斗争策略和良苦用心。意识形态在新历史小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小说选材同时代兴趣的合拍，即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热点追踪，如农民起义小说、帝王系列小说、改革题材小说、爱国小说、道德小说、商贾小说、女性小说，等等，一波一波，顺着时代潮流和兴奋点不断涌现出来，或此伏彼起，或并行不悖。

在思维惯上，人们比较注重历史小说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的本质属性是他的社会关系，人不能脱离群体，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精神。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心灵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是相关联的，它是在社会中完善的，可以超越社会，却不可以跟社会割裂。尽管新历史小说从《李自成》开始就存在着追求主体独立的思想的倾向，而对于现实功利的强调还是成为其主旋律。新历史小说流派对于问题意识及其应答是敏感的，在这一强势的创作倾向面前，作家们所验证和支持过的意识形态不断被重复。务必正确理解的是，虽然现实功用是新历史小说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追求，但是决不是其作品生成的唯一之途，因为它们还有超越的可能。另外一点，就是“意识形态只能由这些产品的总体来‘创造’，或者至少从这些产品开始创造。”(皮埃尔·马什雷：《小说的功能》)在众多新历史小说文本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群众文化等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往往交错地显出踪迹，只不过在这些经典文本中，必然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最为强大，它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意图，也体现了社会的大致倾向，更关键的是体现了作家主观意图和社会大致倾向之间的动态关系。乔·艾略特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说：“在一部具体的作品里不可能再现全部意识形态：它只可能表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样就有了选择，而正是这种选择具有意义，因为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具有代表性。”

意识形态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存在形态尽管隐蔽，但还是有迹可寻的。它虽然不跟具体的叙事发生直接关系，可是却对作家怎样叙事和叙述什么样的故事具有规范作用，体现了一种文化选择，选择什么题材来营构小说以及如何表达出来。冯宪光、马睿在《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一书中说：“在文学文本中，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作者在宣讲些什么，更体现为作者以什么方式宣讲。”这一概括性论说没有把小说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分开表述，二者是混合在一起的。其实，“对作者以什么方式在宣讲”起主要作用的是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文类规则的历史积淀，一个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审美表现。姚雪垠先生对于审美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和运用自如，审美意识形态在《李自成》中生动的展示，得到了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的认可和称赞。文坛泰斗茅盾评价《李自成》说：“大起大落，波澜壮阔，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却摇曳多姿。”严家炎教授把《李自成》比做“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真实画卷”，评价它是“以史实为骨架的出色虚构”。“作品的大起大落，与布局的细针密线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全书和各卷的设计都注意了首尾呼应，前后匀称”，“浓淡相间，疏密映衬，首尾照应，均衡对称，有建筑艺术的美。”

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发行至今年，这部新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经过整整50年的打磨和洗礼，它所开创的写作方式已经成为了传统，成为了规范，成为了新历史小说流派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有必要进行一番总结了，深化这一议题，并推而广之。在审美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文本的寓言和结构正是文学间接反映社会存在的方式，也是意识形态呈现自身的方式。《李自成》的史诗式的追求，它的思想核心无疑是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规律这种宏大话语面前，单个的人气魄显然不够，形成不了大气候。在时代起伏的滾滾洪流中，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的思潮不断进取，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姚老在指导我构思和写作《文天祥》的时候，放弃了史诗式的追求，打破了史诗式的深层结构模式，而把对文天祥个人命运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重要位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在《文天祥》这一文本中，“不仅赋予意识形态以一种新的形式，而且赋予它可见的形式。”(皮埃尔·马什雷：《小说的功能》)姚老的美学思想，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他看重新历史小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当然有“回到文学本身”的意思，但决不是“为文学而文学”，因为文学脱离不了社会。新历史小说在审美价值中如何透显意识形态，直接指向了文艺作品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

三

在新历史小说的流派中，《李自成》无论是对“史诗”形式的追求，宏大的结构，谨严的布局，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际关系的配置，以及鲜明的民族风格，都具有一致公认的开创意义。姚老突破或明或暗的层层阻力，抵制十年动乱中文艺黑线和“左”倾路线的干扰，坚持他创造的历史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审美趣味，在历史小说的理论和创作方面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模式，即新历史小说流派。姚雪垠先生由此声名鹊起，《李自成》顺理成章建构了经典文本的地位。它的结构和形式也被提升为新历史小说的规范，成为作家们竞相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所说：“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李自成》等新历史小说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美学思想，它们同时也是本流派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时间的推移犹如大浪淘沙，审美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成分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会愈来愈弱，并逐步演化成新历史小说理念和创作的传统。刘斯奋在《白门柳·跋》中说：“在众多的‘主义’和品类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也许这是因为我更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类前行的艰苦而壮丽的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之美。”开宗明义，他的话语和姚雪垠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代表了新历史小说流派的心声。在新历史小说中，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少年天子》、熊召政的《张居正》、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以及本文所列举的大部分作品，它们像《李自成》一样也具有经典文本的地位。请不要小看某部作品，也不要认为经典文本过多。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优秀的作品愈多，愈说明本流派兴旺发达，充满活力，而且后继有人，甚至后来者居上。在历史小说演变的特定语境中，近几十年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动不居，推出了一个以姚雪垠为旗手的新历史小说流派，流派的发展和壮大，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创新，又为审美意识形态提供了动力，产生了新质。

新历史小说的作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他们的文本千差万别，而在差别的下面，却还存在着不少共同的东西。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说：“透过这些表面的差异，总是能够在其中发现一个共性的结构，甚至可以认为，共性结构就如同语言的语法规则，而具体的文学文本就是依据这一规则进行的各种话语实践。”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理解成这种共性结构，换一个角度说，新历史小说文本并非单一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读者们一般都把《白门柳》看成同《李自成》一样是精英文化的文本，其“引子”中的梅树与看客不就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比喻么。然而细看起来，又能够看出文本中还夹带着大量大众文化的痕迹。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和高夫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要革朱明王朝的命，推翻其封建统治。封建官僚兼大地主出身的钱谦益和名妓柳如是的戏剧性故事却构成了对才子佳人模式的解构。贝·布莱希特在《布莱希特论戏剧》一书中说：“‘戏剧’就是要生动地反映人与人之间流传的或者想象的事件，其目的就是为了娱乐。”可见《白门柳》比《李自成》、《曾国藩》和《张居正》等作品迎合大众趣味的味道更浓厚一些。在世界文化潮流的驱动下，新历史小说愈来愈倾向于精英文化边缘和大众文化的全面占据统治地位。

“文学是人的产物，文学形式创新的最大资源就来源于个性。”(冯宪光、马睿：《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新历史小说的文本中难免有一些前文本的影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意味的东西。创新和作家的主体性相关联，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新历史小说行程中的一个坐标。米歇尔·福科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说：“作者的名字有助于概括某种话语存在的形式。”他话里的含义是奖励或鼓励作家发挥主体作用的创新行为。姚雪垠先生在《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一文中具体阐释说：“小说艺术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感人魅力，是因为作家使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生活并给予历史人物(不管是曾经有过的或虚构的)活跃的生命，因此将读者带进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中间，如临其境，如睹其面，如闻其声，如亲历其事。历史小说虽不是历史知识读物或历史科学著作，但是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科学是历史小说家的形象思维的源泉，开花结果的土壤。”文学形式有高度的自主性，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体验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它们一定是多样的。历史小说的选材，主要来源于二十四史，到现在为止，各个朝代都曾经进入视野，甚至被重复地写过了。魏文华的《太平天国演义》，张笑天的《太平天国》，唐浩明的《曾国藩》，他们以相同的时代和相同的史料做基础，所创作的作品的形式和意趣却大相径庭，各人的经历、个性和审美意识形态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创作路子和创新精神。

小说反映现实，但不能取代现实，它必须跟现实保持距离。朱光潜在《悲剧的心理学》一书中说：“对事物取一定距离的观点对于艺术创作和欣赏都极为重要。”“对事物取一定的距离”不但涉及到了审美的方式，而且深入到了审美的本质。历史小说也是小说，所以姚雪垠先生对新历史小说非常强调它的美。他赞同朱老的观点，并针对新历史小说诠释说：当代新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尽管历史保留了文字和实物两种形态的存在，但是就当代人而言，跟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比较，历史毕竟已经一去不能复返了，是无法触摸且难以感同身受的生活，只能凭借史实和文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考察，并展开合理的想象。指导新历史小说创作和研究的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新历史小说主要从两个方面在继续向前发展：一个是心灵化，感性化，从而走向形而上，强调对历史的主体性。一个是紧密联系现实，但不是以历史影射现实，迎合社会热点话题，强调对现实的主体性。对历史主体性的强调，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现实的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超脱的，有可能理性地辨别主次抓住本质，达到对人的认识的深化。对现实主体性的强调，现实是复杂变化的，特别是要注意人际关系而不得不慎之又慎，很难到达历史的深处。这就必须放开手脚，展开自由想象和联想的翅膀，摆脱局限，才可以实现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历史的转化，达到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的自然融合。

新历史小说大都讲究现实功利性，即使不那么功利性地为现实服务，至少也得承担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既是审美的也是社会的，新历史小说本来自始至终都在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历史是一面镜子，观照古今。以历史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的伸展和深化是随着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认知的深化而发展的，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现实生活都有启示性。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的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然而“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中体西用’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这些，或许是正在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唐浩明：《张之洞·题记》)这席话，点明了唐浩明的创作意图，对照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和迷惘，把促成和限制张之洞开展洋务运动的种种因素提炼出来，给当今的现代化提供一点启示。以此类推，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敏感者发现了新的写作视角和视域，促成了《胡雪岩》、《胡雪岩全传》等一批经济历史小说成书。新历史小说流派在《李自成》奠定的基础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同时不断生发出大大小小的分支。这些分支和每一位作家大都以《李自成》为蓝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作品既有新历史小说的共性，又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特长，个性鲜明。诚如严家炎教授在《〈李自成〉初探》一文中所说的“比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性更为重要、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明末历史，形成了一些科学的深刻的独到的见解。”这个见解是指从群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真实观，当抽离了当中蕴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成分后，就成为了新历史小说观念中的一个长久性的存在。《李自成》的里程碑的文学成就和学术地位早已得到了人们的公认。其学术思想、文学理念和创作经验成为了一门学问，一种文学现象。小说在和文化的契合上同样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严老感概深深地说“我们确实可以从《李自成》这部小说中学到许多历史著作中学不到的形象化的历史知识，可以知道明末社会风貎、宫廷生活状况、京都和中原地区习俗人情、当时作战武器、作战方法、典章制度以至珠宝珍物、马匹弓箭等许多历史生活的细节。”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语境当中，文化建构了人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要是脱离了这个方式，人在世界面前便无所适从。就现实情况而言，新历史小说在创作中对于历史人物的体悟，可不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意识形态的决定能力。“在小说里描写过去，绝非以将这个过去现代化为前提。相反，唯有在小说中才有可能真正客观地反映过去的实际面目。当代现实以及它的新鲜经验，仅仅停留在观察的形式中，隐藏在深处，体现在这种观察的锐敏、宽阔、生动之中;当代现实绝不应该渗透到描写的内容里面，不能成为使过去现代化从而歪曲过去本色的力量。而且要知道，任何伟大而郑重的现实，都需要知道过去时代的真正面貌，需要知道别人的时代里真正的他人语言。”(巴赫金：《小说理论》)在今人度古人的过程中，为把握现实去了解历史，把历史现代化，以便验证现实的合理性。为此，作家必须发挥其主动性，尽量“锐敏、宽阔、生动”地去体会古人的心灵，不要把古人当做现实理想的化身，要把他当人，走进他的人性深处，沟通感情，还原他的心理意识。

主体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中才能成立的。文学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经历了从客体性美学到主体性美学的演化，它同时喻示着作家对自身主体性认知的演化，其演化的过程同样也体现在新历史小说的生产中。新历史小说的生产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只不过意识形态的内涵呈现出沿革的态势——展示“客体”历史发展规律和展示个人主义的颠覆性能量的两极的作品在新历史小说流派中共存，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方面的作品看成以客体美学思想为主，另一个方面是主体性美学追求的先锋，即对于社群主义视阈和个人主义视阈下的主体意识的宣示。众所周知，客体性美学和主体性美学的产生和演化，本身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调控。恰如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所说：“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某项准则，他就会逐渐具备该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人性。”他所说的“人性”可以置换成意识形态和审美体验的价值取向。在以历史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李自成》等经典文本为基础形成的新历史小说流派，历经半个世纪，在其分化和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客体性美学还是主体性美学的追求，都一致朝向理想状态的主体精神。新小说流派的健康成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充分验证了《李自成》的里程碑式的创新价值和学术地位。以它创造的文化语境，为新历史小说赋予了深厚的语义，也为作家们演绎历史提供了思想的脉络和逻辑的框架。《李自成》开创的文学现象，引发了人们关注历史文化的新的方式，新的兴趣，给新历史小说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同时为新历史小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发展空间。

（写于2013年8月16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