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一

20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师院上学时，阅读了《文山先生全集》中的一些诗文，感受很深。1981年，由康濯(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介绍我拜姚雪垠(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为师，学习写历史小说。1983年，正是文天祥殉国整整700周年。在往返于湖南、北京、江西、上海和广东的旅途中，我看了一些研究文章，听了一些议论，萌发了创作念头，想用小说的形式来描绘这位古代伟大的爱国英雄。

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史学著作，也不是传记文学，但历史的真实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它是构成全书内容的依据和基础。作者不仅需要掌握充足的文献资料，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走访寻觅口碑，还要运用唯物史观考证辨析，把握历史人物、事件、事变的本质及其规律。宗师姚雪垠指出：“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如何对待历史，利用史料，深入历史，跳出历史，关系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所描写的历史生活是否具有时代感、真实性和使读者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关系到艺术形象的独创性、典型性和社会性，以及它的感染力和美学价值。

此后我用一种探究的眼光阅读有关文天祥的正史、野史、志

籍、史传和学术论文，学习他本人的诗文著述，去他的故乡和某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作实地考察和采访。我多次到北京参观“文丞相祠”，瞻仰了文天祥的石刻像和塑像，目睹了陈列的碑刻、文物、书画和图籍。祠内有一棵古枣树，树干朝南倾斜与地面约成45o角，桠枝南伸。经问，乃知文天祥曾在此植了两棵树，一枣一槐，其干、枝向南是因为他心念南方故国的缘故。

《宋史·文天祥传》写道：“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文天祥自谱的《纪年录》却说：“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求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不令有余。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为至戒。”两种相反的记载，谁是谁非，做何取舍?这就得把它们放回到文天祥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联系他的一贯作为，去斟别鉴定，还其本来面目。治史最忌资料不全，思考不深，把现象当本质，把小插曲当主调。我在处理史料和塑造形象上，没有图省力，轻率地以“本质标以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态度简单从事。

江西吉安等地，传说文天祥是天上的文曲星投胎，出生时啼哭不止，太白金星化做一老道前往他家化斋，抱起他附耳说了几句话，从此便不哭了。文仪陪送文天祥和文璧去京城临安(浙江杭州市)参加会试，途经玉山，遇异僧，指着文天祥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然非一家之福也。”文天祥临刑时，一道血光冲上天空，化作一条青龙穿云破雾飞回庐陵显圣。第二年10月，他的灵柩由燕京(北京市)运回富田安葬，漫山遍野的杜鹃反常地绽蕾开花，等等。类似以上的迷信、神化和牵强附会的传闻，我大都摈弃不取。

厓山海战，是宋元双方的最后一场大决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的海上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早使用火炮的海战。然而各史所记都极简略，没有写明当天风雨交加，没有提到双方都使用了火炮。幸亏文天祥耳闻目睹，在《指南后录》中作了直观的记录。我利用有限的文史资料，去现场观察，体验海潮和暴风雨，深入海岔寻找取淡水的地方，展开想象，进行艺术加工，才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海战场面设计并描述出来。

历史题材的创作，作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概括能力，还要熟悉和善于驾驭这一时期的历史，把作品奠定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历史小说虽非为传播历史知识而作，但是也不应该凭空捏造，任意杜撰，不负责地乱书一通，如殿堂屋宇、兵器甲仗、服饰器物和生活习俗，都要有所考究。有时为了一点点细微末节，也需付出心血和汗水。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时，坐的虎皮胡床，我费了不少傻劲，才查明“胡床”可以坐卧两用，是有扶手的坐具，如同《水浒传》中所说的交椅。

江浙，福建、两广和香港等沿海地区，非常敬仰文天祥，处处保留其遗迹，刻石立碑，塑像建祠，兴修公园，颂扬他英勇不屈的斗争故事和民族精神，展示了对这位爱国英雄的缅怀之情和本身的爱国心。他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堪称全国的榜样。由此推断，爱国和爱国主义教育，有益于激发人们的美好情操，有益于振奋民族精神，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

二

搜集史料，积累素材，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几年。随着艺术酝酿即构思的逐渐成熟，基本情节、人物和主题相当明朗化了，我才动笔以出场顺序列出人物表，分章分节拟写故事大纲。

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历史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他还肯定前者虽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却是很难组织的;而后者“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大仲马说得颇轻松：“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他的《达尔大尼央三部曲》、《瓦洛阿三部曲》和《基度山伯爵》等作品，为本人的说法做了最好的注解。司各特的《艾凡赫》、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借用局部史实通篇虚构，也是成功的范例。

我国当代以历史题材写文艺作品的人，从创作倾向和艺术追求上看，大多从属于鲁迅先生所指的“前者”，即用文学手段再现历史的真实。这比起处理其他题材的作品，难度无疑要大得多。而《文天祥》恰恰选择了宋元鼎革时期风雷变幻的历史，社会矛盾高度激化，历史事件犬牙交错，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可谓难度之上再加难度，我不禁产生了顾忌，犹豫起来，怕吃不消，驾驭和概括不了，费力不讨好。康濯、周健明、未央、孙健忠、谢璞和刘勇等良师益友再三鼓励我，启发我将自己比别人，姚雪垠年逾古稀仍在倾注心血续完《李自成》;任光椿写了《戊戌喋血记》又写《辛亥风云录》;凌力，当时一个三十出头的女青年，也发表了惊世之作《星星草》。后来又出现了唐浩明、二月河等大作家，力作佳篇一发而不可收，震惊文坛。他们万苦不辞的奋斗精神，鼓舞了我迎难而进，鞭策我要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如同向堡垒进攻的战士，一刻也不松劲地面向文学阵地发起冲击。

《文天祥》是一部新型历史长篇小说，不是章回体小说，不是史传小说，更不是史料汇编或评传之类。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说：“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史料的运用，对史料的加热、想象、伸拉、补充、挪借、推演，使僵硬的史料插上翅膀，敷演为人情化、心灵化、意象化的艺术形象，是权衡一个作家创造力的重要尺度。”文学创作，单纯写出“历史的人”比较容易，而要写出“人的历史”那就艰难得多。史学是科学，小说是艺术。科学运用逻辑思维，文艺运用形象思维。史学崇尚客观性，旨在揭示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小说是主观性的载体，旨在塑造典型。史学采取抽象、概括的方式启迪人们的理智，小说则运用具体生动的形象作用于灵感的审美情趣。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求遵循活的辩证法和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选取那些富有时代特色的素材，编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现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深刻的历史生活图景。它一方面要求尊重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原本面目;另一方面又要以真人真事为骨架，展开合理的想象，适当变革事件的局部内容，挪动某些次要人物和时间地点，达到真实性、艺术性、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高度统一。

万事开头难。高尔基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深有体会地说：“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与的，平常得好久的去寻找它。”小说开篇，是全书的首要组成部分，往往具有一种“引力”，能带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且牵涉到选取题材，提炼情节，组织结构，塑造人物，深化主题，以及艺术处理技法。我在构思时，设想过好几种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在姚雪垠和康濯等师友的指导下，最后才选定以文天祥本人的名篇《过零丁洋》首句发端。“辛苦遭逢起一经”，是指他在金殿对策中，根据《易经》中唯物辩证的“自强不息”的观点，以“法天地之不息”论述阐释，面对宋元交兵的严峻现实，向理宗皇帝进言革易时政，励精图治，挽救时局，并凭此得中状元。这样起头，有利于曲折地开展情节，激起波浪，一浪一浪地推进到高潮，直至结局。

《过零丁洋》一诗，本是文天祥平生遭际和爱国活动的自我总结和高度概括。小说顺着诗的思路组织故事情节，能够充分地反映文天祥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和生活气象，表现他与他的义友以及仁人志士们在死亡与毁灭的无情挑衅下，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他们崇高的大无畏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尽艰辛磨炼而能够巍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份财富，正是面临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当代中国人所迫切需要并发扬光大的。

文天祥终生处于宋末元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顶峰时期，惊涛骇浪，波澜壮阔，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长，包涵的容量大，矛盾复杂，冲突激烈，涉及的生活面异常宽泛。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仿效《李自成》的篇章结构谋篇布局，采取了以一条线索为中心，其他线索先后或平行推进的“连环式结构”。具体地说，就是以文天祥的成长、做官和抗元等爱国活动作为主线，把贾似道专权朝政和朝廷的昏慵无能，以及元蒙策划大统一和大举南下，南宋被迫应战与议和议降，张世杰和陆秀夫挟持小皇帝亡命海上及其他抗元活动等线索，均作为副线。副线同主线交织起来，烘托、补充、服务主线，彰显文天祥追求正义，救国救民，同南宋腐朽势力和专权的投降派进行斗争，组建义军奋起跟入侵的元军浴血拼杀，最后以死报国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

这样的结构方式，从表达主题和塑造人物出发，突出主线，虚实结合，疏阔处一笔带过，细密处浓墨重彩，放手纵揽，大起大落，一张一弛，腾挪起跌，造成了较强烈的节奏感和紧迫感;同时又做到了线索多而主次分明，头绪纷繁而有条不紊，前呼后拥，首尾照应，天然衔接，浑然联成一体。既没有离开故事情节，又把情节的进程归结到人物活动上面，展现人物命运变迁的必然性，揭示其变迁的内在动力，使人物性格在变迁当中鲜亮地透现出来，活脱起来。

三

20世纪80年代，我集中了一段时间投入写作，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年多。1986年“五一”劳动节拿出了初稿。康濯看完初稿后，对其中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部分又再次请教姚雪垠。在康老、姚老的指导下，又大改了三四次，199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在长沙和北京召开了两次研讨会，1996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文天祥诞辰760周年大会。我又进一步深入调查，细究史料，重新构思，重新修改，重新写作，才最终定稿。

写作阶段，是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即作者运用文学语言和表现方法，把艺术构思变成定型的文学作品的阶段。我的切身体会是，写作的过程，不仅仅是艺术表现过程，也是构思的进一步检验、改正和完善的过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把设想一点不变地搬上稿纸，特别是那些篇幅长、容量大的作品。我在写作中，一边把考虑成熟的东西写在纸上，固定下来;一边又在检查自己的构思，不断地加工，补充，深化。写作还包括一个重要的步骤——改稿，作者在完成初稿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质量，还要反复修改更正，直到满意为止，才算结束了整个写作阶段。老实说，我这本书似乎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悬而未决。写一本小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在写作中，注意突破狭隘的民族观念，不是站在一个民族，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处理这段历史：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又赞成各兄弟民族统一到祖国大家庭的必然趋势。试图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以形象生动的描写为特征，向人们展示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艺术典型。

描写战争，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拿手好戏，留下了不胜枚举的具体范例。《文天祥》以相当的篇幅写了不少战争场面，为求避免重复和雷同，我逐一分析了每次战役的特点，尽可能做到手法多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方式，勾勒出不同的战斗情景。文天祥第二次起兵抗元，一仗接一仗，仗仗各异，各有各的谋划、部署和打法。章法笔势，也因之变换变化。从战争中表现人物，以人物为中心演说战争。襄樊、鄂州陷落，鲁港、焦山败绩，以及厓山海战，是直接导致南宋由崩溃走向灭亡的几大战役。作品中既做了必要的描述，又闪现了部分特写镜头，笔墨不多，而每个战役的过程与影响，都尽可能地把来龙去脉交待清楚。

战争，事件，爱情，生活，说来说去，归根到底都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归根到底都要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是“人”学。人物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也是组成文学作品艺术形象的主体。历史小说同其他小说一样，必须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来反映某个历史时代或历史事件。历史与人的关系，理性认识的深刻只有转化为感性形象的深刻，“化史为诗”，把历史还原到生活化、人情化，具体表现于性格刻画和性格冲突的深刻，才具有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人物愈血肉丰满，愈个性鲜明，就愈能体现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愈接近历史的本质精神。

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国和西方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民族特性、美学观念和文学传统各异，各有所侧重，其方法也就大不一样。我国古典小说以写外部现象为主，即通过对人物的肖像和言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西方小说却特别注重心理描写，强调人物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及潜意识等内心活动，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上，我国古典小说一般采用触景生情和故事发展交织起来，从人物的眼中把景象写活。西方作品则较多地以静观写景的方法，把景物描绘得像一卷风景画，然后再画中出人。

郁达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现代的中国小说，已经接上了欧洲各国的小说系统，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条枝干。”我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学潮流，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20世纪20年代中期，尤其30、40年代以后，相当一部分作家转向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新感觉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等现代流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在表现手段方面，有所创新，有所成就，也有所破坏，有所危害。它侧重艺术形式，刻意求新，采取象征、荒诞、意识流、断裂、不确定和多层次结构等表现方法。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如果加以消化，改造，融会贯通，借鉴和运用得当，有助于开挖人物的内心状态及其心理变化，拓宽精神内涵，增强作品的新意、美感和感染力。

《文天祥》一书，着力刻画了主人公文天祥这位爱国英雄的典型形象，和他的义友刘洙、金应、吕武、张汴、杜浒、巩信、赵时赏，还有挟持南宋小朝廷流亡海上的张世杰、陆秀夫，还有宋理宗赵昀、贾似道、元世祖忽必烈、伯颜、素娜，以及贯穿全书的峨嵋大侠曾凤和曾水仙父女。塑造这些人物，我主要得益于恩师姚雪垠和康濯的具体指教，同时又糅合了中外描写人物的技法。依照一个整体的艺术构思，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张本，紧扣人物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环境的发展，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

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接受中原文化，推行汉法，思想趋于成熟，性格也起了变化，胆大心细，好谋善断，即承大汗位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南宋发起大举进攻。文天祥接诏勤王，组织义军奋起抗击。从他与伯颜、素娜等元蒙将帅的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冲突中，尤其是镇江脱逃、囚禁大都期间的继续斗争，进一步把他的精神领域由追求正义、勇于进取，推向了顶天立地、气贯长虹的更新高度。

放开手笔，选择最佳样式，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人物的生活场面，或简笔点染，或分散穿插，或工笔细描，或集中概括，把富于时代特征的历史画卷、风俗画卷、风景画卷与人物、事件、细节巧妙地编制起来，组成一帧帧多姿多彩的生活图像，既求广，又求细，更求美，凸显人物活灵活现的神采风韵。文天祥的思想、情感和实践，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超前性，虽然不一定属于自觉的超前，然而大大突破了封建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很能体现他的品质、品格和精神风貌。作品运用他本人的诗文来描摹景物，抒发情感，制造气氛，寓景于情，寓情于景，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提供展开故事情节的环境，衬托人物意志的示形和投影，揭示人物的性格、气质、情趣和心理活动。

文艺贵在创新。“20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谁也统一不了谁。”(严家炎教授语)小说在近百年是花样翻新最多最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各种流派和创作方法此伏彼起，常见常新。以姚雪垠为旗手的新历史小说流派并不要求创作手段整齐划一，统一成一种模式;倒是期望作家们以各自的方式，殊途同归地表达创作上的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与合拍，敢闯禁区，标新立异，努力写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和独特风格的作品。

创作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克服的过程。作者呕心沥血克服生活素材，也在克服自己。克服的困难愈多，难度愈大，效果往往愈好，愈有希望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开拓出美的境界。

（2014年3月于北京朝阳门）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