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左>与老乡交谈）

文学巨匠的乡土情结

——纪念宗师周立波诞辰100周年

2008年8月9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国文学巨匠、茶子花流派的开创者周立波先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整整走过了一百年。

周立波(1908—1979)出生于湖南省洞庭湖畔的益阳县，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哥哥种田。1927年他在长沙一中念初三辍学回家，1928年跟随周扬到上海参加革命。从1939年起他在延安鲁迅文学院教学4年。1944年参加359旅南下，后来出版了报告文学《南下记》。1946年冬，参加东北松江省珠河县元宝镇土地改革，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出版，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

《暴风骤雨》是我们国家的经典文学著作，一版再版，非常畅销。苏联、东德和日本等国都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国内外对《暴风骤雨》的评价都很高。苏联翻译家卢得曼娜在俄译本第一版前言中说：“这是一部无论从形式上或是从语言上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周立波在1949年冬投入中苏合作摄制的彩色记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再度荣获斯大林文学奖。70高龄的周立波发表《湘江一夜》，获取了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1954年11月周立波回到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参加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1955年9月举家迁到左近的桃花仑，1956年又参加了桃花仑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建社工作。周立波在深入生活中，跟乡亲们建立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留下了许多他参加劳动、关心群众、和农民打成一片、为家乡和乡亲分忧解难的佳话。他多次捐献稿费，给邓石桥、桃花仑建果园、畜牧场，开办农民俱乐部。他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了舍己为人的楷模。有一位乡民的耕牛摔死了，他就拿自己的钱送给他去买一条牛。在深入生活中，周立波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辛勤耕耘，创造出了反映50年代60年代农村风貌和农民心理变化、精神状态的茶子花系列长、短篇小说。他以共产党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走进生活的洪流中，和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用文艺形式具体而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主旋律。周立波是一个革命功利主义者，承认并肯定文艺的革命作用。他倾向唯美旨趣和艺术形式，但是反对唯艺术而艺术，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以饱满的激情和创新精神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

他的作品很注重质量，小说都写得精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盖满爹》(1955)、《禾场上》(1956)、《山那面人家》(1957)、《山乡巨变》(1958—1960)、《下放的一夜》(1959)、《胡桂花》(1965)、《湘江一夜》(1978)。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最初书名叫做《茶子花开的时候》，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看了书稿后，提出了建议，周立波在发表时将书名改为《山乡巨变》。1962年，前苏联翻译成俄语出版，正编题名《春到山乡》，续编题名《清溪》。《山乡巨变》出版发行后，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从1958年至1961年，《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发表评论文章40多篇。《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评〈山乡巨变〉》专集。茅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文中评价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个人风格。”小说对20世纪50年代基层干部群众情绪的准确把握，对农民意识的真实反映，对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盛淑君、“亭面糊”等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都取得了可观的文学成就。另外，对于洞庭湖区自然风光的描绘，走笔若神，托物兴怀，营造清新优美的意境，以幽默的笔触渲染缤纷的生活情趣，以及方言的运用，凸显出了独特的、圆熟的、个性化的艺术风格。

周立波的作品大量摄取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华，吸收故乡民间风俗的艺术营养。不言而喻，有他这种知识背景和文化修养的人，显然不会依照一种刻板的成规从事创作。换句话说，即使再好的成规，也是过去文学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提供给未来文学一成不变的模式。文艺贵在创新。陈涌作为周立波的学生和朋友无疑非常了解周立波。他在《我的悼念》一文中说：周立波的作品

“给人一种丰饶的精神食粮。这使人不禁想到，人对未来的理想，

信念，人的革命意志，是可以克服任何可以克服的困难，是可以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美好的事物的。”周立波的短篇小说，绮丽而清纯，典雅而俊逸，传神入化，充满诗意美。《盖满爹》、《林冀生》、

《禾场上》和《下放的一夜》等，颂扬了那些兢兢业业、公而忘

私和任劳任怨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需

要创造的人物，代表着时代的价值取向。湖南湖北是南国楚文化的腹地，屈原楚辞中“山鬼”形象的浪漫遗风犹存。周立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造革新，塑造了众多争芳竞秀的“湘女”形象：刘艾珍(《艾嫂子》)、张满贞(《张满贞》)、罗淑清(《调皮脚色》)、卜春秀(《卜春秀》)、胡菊英(《新客》)，等等，以形传神，惟妙惟肖地发掘出了湖乡女性淳朴、纤秾和灵秀的美感，既浸润着原始而古老的楚文化的意蕴，又突现了新时代仿佛红梅斗雪般生机盎然的绚烂风姿。

周立波的写作，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南方楚文化和文学之中，正如福克纳之于美国密西西比州一样，都以自己的故乡作为创作的文化母体。他们开创的乡土小说的新的主题、新的传统、新的风格，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责任感和历史感，折射出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的进程。福克纳成为了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标杆。周立波的思想和文风影响了湖南整整一代作家，而且继续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形成了一个“茶子花”文学流派。周立波于1958年被推选为湖南省文联主席，他给自己明确的任务是“出作品、出新人”，成为了文学湘军名符其实的领军人物。文学人士和文艺爱好者在他的教诲和指引下，从创作实践中锻炼成长，包括审美情趣、谋篇布局、深化主题、刻画人物和地方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大同小异的相似之处，体现了笑看生活、感物咏志、意境高超而深邃、擅长风俗画、充满湖湘风味等特征;并且风格多样，新颖别致，以乡土文学为主不断拓宽题材，向纵深发展壮大。茶子花流派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乡土性、抒情性、理想性、开放性，海纳百川，长流不息。它曾经与 “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形成三足鼎立，也曾经与“山药蛋派”形成双峰对峙的格局。南周北赵，即南方周立波、北方赵树理，成为了文学的美谈。他们像两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像两面鲜亮的旗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代表，好比美国现代文学中的福克纳和海明威，排除他们，或者二者去一，美国文学史也就残缺不全了，失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周立波在文学艺术领域是一位热衷于形式改革、追求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的革新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为数不多的领跑人物之一。在文学创作上，各种体裁和文学样式他门门精通，成绩都很出色，可以说是全能冠军。他是报告文学的开发者。其著名论文《谈谈报告文学》(1936)，阐述了“报告文学在目前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前后，还翻译了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自己发表了《战地日记》和《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两部专集。罗之扬感慨地说：“当我读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时，曾期望着报告文学《战斗与自由的中国》之出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可以说就是这么一部作品。”周立波的散文也是出类拔萃的。且不说他编选的《散文特写选》(1959——1961)多么精彩，他写的《前言》像散文诗一般畅达优美。我只另外举一个例子——《韶山的节日》(1965)，致使当年炙手可热的江青如芒刺背，遭来了十年横祸，可见震动力之大。周立波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偶尔涉足诗词歌赋，仿佛信手拈来，然而无论是自由诗、古体诗，或其它长短句，都写得委婉深沉，精美优雅，耐人寻味。他是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论述范围十分宽广，仅就收入选集的95篇而言，广泛涉及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研究和介绍了欧美、苏联数十位作家。还具体阐释了文学的真实性、倾向性、形象性、典型性、永久性和社会作用，内含丰富，观点明确，娓娓道来，见解独到而又深入浅出。在《选择》一文中，他说：“美学的成就和思想上的说服同是作家的根本要求。作家常常考虑到用什么法子使他的作品最有艺术的魅力，这又是选择问题。”选择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水岭，它伴随着创作的始终。

在周立波的心中，有一种驱之不散的“南方情结”。他对南方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着特殊的认知，对于南方的景象和风土人情，左右逢源，表现得格外得心应手。他强调作家应该深入底层，抓住生活，用艺术方式把它保存下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类内心的冲突，就是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穿透灵感揭示生活的本质，并遵循这一本质特征如实地反映社会及人生。

简朴的生活，勤奋的写作，几乎涵盖了周立波的一生。他说：“写东西一定要在简朴的环境里写，不然容易分心。托尔斯泰就有一间写作的房子，除了桌椅，别无他物。”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他的创作体现了独特的文学精神，为时代留下了想象的人性和感觉生活的文学经典。描写本地风情并非仅仅出于他的乡土观念，而且是为寻求永恒的文学主题独辟的蹊径。叙述技巧的实验也不是作者在艺术上的特技表演，而是复杂的叙述内容所需的合理手段。他穷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求索创新，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力求准确地把握社会底层的生活，化实为虚，以自己的创作净化人类的灵魂，展望理想中的美好和谐的未来。

（2007年9月初稿，2008年9月订正）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