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的天空

作者丨杨友今

一

新中国文学，大体可以划分成两个时期：从1949年建国至1976粉碎“四人帮”为第一个时期，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为第二个时期——新时期。第一个时期的27年，文学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由得到较好的发展到受到束缚，到停滞和萎缩，最后几乎中断。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得到复苏和发展，又从不断深化中走向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走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一波一波滚滚涌流。1985年以后，我国文坛呈现出了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多样化的新格局。

在各种流派共存和相互竞争中，开放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指反映现实生活的多层真实性，以及艺术表现的扩张性，对其它创作方法采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态度。“寻根”文学、通俗文学、纪实文学、历史小说，都以自己的思想倾向、创作原则，进行着各自的试探和摸索。各种流派的并存和竞争，又产生了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相得益彰的现象，促使每一个流派出现了新的发展和质的变化。

新时期的历史小说的迅速崛起、活跃、兴盛，有目共睹，令人欣喜。无论短篇、中篇和长篇，都写得有思想、有生活、有艺术修养。其创作队伍的坚实壮大，风格多样，挖掘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概括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相当可观的。开创新历史小说并赢得很高声誉的，当推《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人们公认他是新历史小说流派的旗手，也有人尊称他为新历史小说之父。

姚雪垠称之为良师益友的茅盾先生，特别看好《李自成》，他和吴秀明等文艺理论家的评论，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提纲挈领，有理有据地充分论述了《李自成》是“300万言写史诗”的经典，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几乎所有特征，堪称最具史诗品格的新历史小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家炎教授，且不说他的道德文章，为人师表，以及其它学术成果，仅就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所作出的贡献，就足以说明他渊博的学问和独具只眼、不同凡响的文学见识。严老和他的学生孔庆东博士等人从探讨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入手，确立了一个新武侠小说流派。他和吴秀明等人沿着茅盾先生的路子，通过剖析《李自成》等历史小说，又发现和论证了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流派。

二

在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严家炎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以严密的逻辑诠释了三种思潮、十个流派。他说：“所谓流派，顾名思义，是处在不断流动、发展、变化中的。没有发展变化的流派简直不可想象。就其成员来说，他们在不断地分化与组合：起先属于某流派，后来却脱离变化了;起先不是的，后来却参加进来了。”又说：“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而且由于它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因此，这种文学现象也更令人注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新时期30年，新历史小说与新时代的文化同步，成为最先活跃起来的小说文类，虽然它的审美趣味和具体内容跟同时代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等相比略为后滞，但其姿态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社会这个层面上进行思考的。新历史小说充满了现实的功利性，它引领读者将目光投向历史，是希望读者能够在对历史的消费中返回到自身，从古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境遇。对现实生活来说，历史小说的真正价值，毋庸置疑是其“当代意识”，以古鉴今，对于自身存在、发展和终极价值的思考。所谓复古，其实不是为了返回古代，而是为了变革现实，针对现实编成的“寓言故事”，而社会的指涉性颇能赢得读者的欢迎。

《李自成》1、2卷问世以后，接着便出现了一批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如蒋和森的《风萧萧》，杨书案的《九月菊》、《长安恨》，刘亚洲的《陈胜》、《秦时月》，顾汶光、顾朴光的《天国恨》，凌力的《星星草》。由此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一，题材上选择了农民起义作为表现对象;其二，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待人和事;其三，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典型形象;其四，从一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过程中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跟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除了农民起义小说，还有颂扬爱国主义的作品：《戊戌喋血记》(任光椿)、《金瓯缺》(徐兴业)、《永宁碑》(张笑天)、《雅克萨》(谢鲲、王飞沙)、《屈原》(穆陶)、《文天祥》(杨友今)等，掀起了新历史小说的又一股浪潮。

第三股浪潮——帝王系列小说，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赵辉的《道光皇帝》，杨友今的《大唐神韵》，孙皓晖的《大秦帝国》，还有写其他帝王的作家，人数之多，作品之多，举不胜举。不仅小说如此，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也一直处于热播中，这一现象说明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大众文化兴起的过程。群众文化强调政治性，大众文化强调世俗性，社会选择帝王历史小说回归传统文化，是对群众文化政治性的规避。当然，帝王历史小说并不乏政治，因此，即使大众文化取得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对政治的关注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第四股浪潮是改革题材历史小说。改革离不开谋臣良将，将相小说跟着热闹起来。其中反映最好和效果最佳的，当属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大部，熊召政的《张居正》。

第五股浪潮是商贾历史小说。它既与改革开放相关联，其中又不乏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商人命运关系的思考。高阳的《胡雪岩全传》赋予了胡雪岩许多优良的品质，苦心经营、诚实守信，同时又把商业运作与拯救天下苍生结合起来，关心国家兴亡，以民族大义为重，因此，人们对于胡雪岩的破产深表同情。后来的《白银谷》、《大盛魁商号》、《绝代政商吕不韦》等，也是围绕经商与政治、道德、性作文章，给新历史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都增添了新质。

还有，表达女性主义思想的新历史小说，仅“花非花”系列就多达7部：王小鹰著《吕后·宫廷玩偶》、庞天舒著《王昭君·出塞曲》、赵玫著《武则天·女皇》和《高阳公主·长歌》、蒋丽萍著《柳如是·柳叶悲风》、石楠著《陈圆圆·红颜恨》、王晓玉著《赛金花·凡尘》。策划者申明：“她们对于史料的鉴别、取舍、处理，虽然也借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却更主要的是以作家——女作家的心去体味、去辨识、去通过想象加以丰富;她们并不是将女权问题作为一种前提性的理念来支配创作，而只是专注于通过自心的感知去再现一个个历史女性的行踪心路，与促成这一切的历史情境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机制。”女性小说没有特别强调女权，其实低调不低，女性作家是以女性的眼光探究和发掘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新历史小说的潮流波澜起伏，作品层出不穷，还可以划分成多种类型。刘斯奋的《白门柳》重点放在透视中国历史上民主思想的萌芽;杨书案的《孔子》把曾经一度被妖魔化或者经典化的孔子，还原为人性化的儒家文化的典型形象;《文天祥》深化了爱国英雄的古典形象，拓宽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曾国藩》同样倾心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构，追寻民族文化的根。由于读者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体验不可能是一个模式，有人把《曾国藩》读成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宽容，有人把它读成纵横官场的指南，或者读成处世谋略宝典，或者读成翻案文章。可见读者的参与及价值取向明显影响着新历史小说的行程。

在一个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世界中，我们可以理解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存在。文本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读者的阅读，读者的阅读成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意识形态对于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意识形态的经验与接受。历史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文类，在演进中所积累下来的文类特征，经过作家和读者反来复去的选择，不断被改造更新。姚雪垠所倡导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原理，其基本精神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指导它的哲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艺术风格上强调中国的民族传统，在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的根本，容纳积极的浪漫主义。”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所有以上种种方面，我认为历史小说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通过小说艺术写出历史事变的基本真相，它的运动规律，它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向后人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运用于《李自成》的具体创作实践的审美追求，便营构了“史诗”式的宏伟工程。吴秀明诠释道：“所谓的史诗，首先是指‘大历史’的题材内容，其次是指与题材内容相适应的‘大历史’的文体形式。”《李自成》的史诗性：第一，表现在主题思想上，深刻揭示出了历史的“运动规律”，成为了展示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真实画卷。第二，宏大的结构，严谨的布局，层次井然地展开故事情节。第三，小说以浓墨重彩，塑造了生龙活虎、姿态各异的农民英雄形象。反面人物崇祯皇帝也是一个极成功的艺术典型。由姚海天和王维玲整理、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崇祯皇帝》的畅销，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第四，鲜明的民族风格。第五，经过缍炼而富于表现力的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总之，《李自成》是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乔木。它虽然也广泛吸收了外国小说的长处，但由于深深扎根在民族生活、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所以没有‘五四’以后有些作品里那种仿佛从国外移植过来的欧化气味。当然，它又和中国传统的旧作品不一样，字里行间没有那些陈腐的老套，而是充满着新时代群众喜欢的那种新鲜活泼、明快生动的作风。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本民族的传统有深厚的联系，这正是小说《李自成》一个最突出的优点。”严家炎的评价非常精彩，而且恰如其分。

三

“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说，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这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既包含了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有与政治意识形态平等的大众文化意形态，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有多复杂，意识形态就有多丰富，其枝叶就有多繁茂。意识形态是新历史小说生产的起点，对其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是群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新历史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心灵历程是从现实到历史，再从历史回到现实，展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借古鉴今，服务于现实。群众文化意识形态即政治意识形态指涉小说的文本，如所蕴涵的阶级意识和道德评判。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给创作带来的是读者意识和市场意识。

审美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存在形态尽管隐蔽，对于作家“怎样叙事”及“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却具有规范作用。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文类规则的历史积淀，一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审美表现。《李自成》等新历史小说的文本结构不仅赋予意识形态以一种新的形式，而且赋予它以可见的形式。新历史小说既与长篇历史演义面目迥异，又延续并革新了“五四”以来的历史小说的传统和文类范式，还借鉴了西方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有“回到文学本身”的意思，但不是强调为“文学而文学”，而是在审美价值中体现社会意识形态指向——文学艺术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

当然，单方面强调意识形态对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影响是不甚妥当的。新历史小说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是其存在意义非常重要的一环，虽然它从运作开始就存在追求主体独立的思想倾向，可是注重现实功利始终是其主旋律。冯至的《白发生黑丝》，以杜甫吟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求索文学的实质功利性以及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定位，事实上与《李自成》、《星星草》等用新的阶级关系理论对历史重新梳理和编排，在最终指向上都是一致的，一起检验并支持了政治意识形态在当时对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和社会地位的重新界定。“主体并不直接地与客体世界打交道，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去认识、理解并改变客体世界的。”(俞金吾：《意识形态论》)这一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在众多新历史小说中不断被重复，有时倾向于群众文化，有时倾向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多元化共存的时代，群众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等意识形态时分时合，交错重叠，相辅相存。新历史小说的经典文本，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最强大，它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意图，也体现了社会的大致倾向，进而体现了作者主观意图与社会大致倾向之间的动态关系。经典文本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与规范，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便顺其自然形成了一个新历史小说流派。

在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天空中，《李自成》无论是对人物关系的配置，还是对“史诗”形式的发掘，都具有奠基意义和开创意义。由于它的经典文本的地位，不管是结构还是技巧都被提升为新历史小说的范式，成为竞相模仿、效法和借鉴的对象，而且在新历史小说的生产历程中不断出现，正如弗·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所说：“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可见文学流派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至于有的流派有宣言和纲领，有的甚至一无宣言二无纲领，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有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有的自动，有的被动，有的自觉自愿，有的“自然选择”，有的自生自灭，有的自始至终，有的游移流动。例子很多，不胜枚举。美国文学大师福克纳，起头是“迷惘的一代”，后来又成为南方文学流派的领袖。奥尼尔的作品，分别从属于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等许多流派。英国文学大师吴尔夫，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小说，在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之间跳来跳去。美国作家品钦，他本人并不承认从属于黑色幽默派。法国作家贝克特，一边创作荒诞派戏剧，一边写新小说，却拒绝参加新小说流派的会议。

流派是一个杂沓纷繁的文学现象，几句话是概括不了的，也很难说清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以地域为中心形成了三大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后来不断发展壮大，得到了学术界和评论界的公认。新时期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国式现代派、寻根文学、通俗文学、纪实文学、新历史小说，等等，流派很多，展示出流派多样化的势态。它们打破了地域界限，凭作品说话;而且在多种流派并存和相互竞争中，各流派又以各自的思想倾向、创作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探索中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现象，使每一流派又产生了饶有新意的变化。新时期历史小说突破传统演义小说所走的“演正史为小说”的路子，以多维开阔的视野展现与历史密不可分而其内涵却大于“正史”的宏观文化。姚雪垠在《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一文中总结说：“我从当代历史小说的兴起中看到了许多作家之间存在着大致上的共同性，因而我指出这是一次特定范围内的文学运动。这里所说的运动，等于说在当代中国已经出现和正在发展着的一种历史小说新流派。作为文学运动看，它既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学革命的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填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空白。”

四

新历史小说写作中的基本格调，首先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次是笔墨变化、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现实主义是一种方法，一股巨大的潮流。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现实主义很容易因为文化的变迁而使人们产生隔断之感，但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却有其合理的可供利用的地方。“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个理想的典型，它也许很难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实现，可是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它又能跟各种不同的特征，过去时代的气流，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各种独特的格调结合起来。”(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现实主义与群众文化捆绑到一起，人们对于新历史小说的真实性的传统预期，也就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血脉连结起来了。成一在《白银谷·后记》中说：“小说，先得要好看。历史小说要好看，主要得靠历史的魅力，史实的魅力，而不能只靠今人‘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规矩”。什么是史实的魅力?说白了就是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的真实，无非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以及历史本质的真实。

人们看重历史小说的细节的真实性，好像细节真实了，意义便不言自明了。实际上，历史的细节存在于历史的情境之中。情境不真实，细节真实有什么意义?那么，历史的情境又如何去恢复?人类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一是文本的历史，一是实物的历史。然而，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宽泛的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历史文本中的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无意识都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由于实物的历史的存在，即使文本的历史被指出是文学化的，历史也并不能因此被解构。凌力在《少年天子》的后记中坦言：“严格说起来，当代人所写的历史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依靠虚构和想象来完成的。谁也无法证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场景以及大量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活动等等，确实存在于历史中。”生活的历史是无从考察的，这个生活的历史感便是人们心理预期中的历史感。姚雪垠在《〈李自成〉创作余墨》一文中说：“虽然题材的形成必须依靠阅读明、清之际的大量史料，但是写小说毕竟不同于写历史书，也需要有其他多方面的历史知识，包括书本知识以及亲身阅历和耳闻目睹的生活知识。”以史实为骨架的出色虚构，化史为诗，成为了新历史小说流派的一大基本特征。

事实如此，虚构主要依靠作者的想象。如果想象得漫无边际，那就成了戏说。新历史小说所展开的想象讲究合情合理。“作品中情节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所允许;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凌力说得对。假设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满口“后现代”，读者是不会接受的。不过，还要补充一点，情理不仅要符合历史的逻辑，还要符合现实的逻辑，符合现实中文化的逻辑。历史是理性的，历史事实不容违背，它有它的主体性，而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不一定是文史专家，但是必须以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去考察历史，以小说家的敏感思考人生，体悟人的灵魂，把人的恒情贯穿于社会人生长河中。构思一部作品时，先得弄清楚历史人物的复杂关系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人文景观、风土民情、衣冠服饰、生活习俗等等，然后进行选择：认同历史文本中所记载的历史细节和其背后隐藏的主观意识，或者认同历史文本中所记载的历史细节而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所谓“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二者必居其一。“人的恒情”，主要指永恒的人性。小说中心灵体会的物化形态，便是作品最接近读者的部分。

历史小说的创作基础是历史知识。历史知识是科学，历史小说是艺术。只有认识历史的“必然”，才有可能取得艺术创作(虚构)的“自由”。“虚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所共有的创作方法。合情合理的虚构，不是削弱了现实主义，而是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威力。只有通过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性格，虚构的故事情节和细节，才能表现出历史小说家的真正创造性，也就是所谓才华。”(姚雪垠语)历史小说的思想性和知识性，不管多么深刻和丰富，都不能代替小说艺术。

新历史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也可以说是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历史知识必须体现历史的真实。历史真实不仅包含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还包含历史本质的真实。如何理解历史本质的真实?吕周聚在《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误区》一文中作了回答：“它是指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将历史人物、事件放在其赖以产生、生存、发展的文化背景中去，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表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本来面目即真实性不过是表相，在背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会突出和抑制不同的真实。历史观才是核心。然而历史观也不是终极力量，毕竟它还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严家炎在论述《李自成》时说：“比情节的真实性更为重要、更可贵的是，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明末历史，形成了一些科学的深刻的见解。”这个见解，就是作家对于他所写的历史题材具有足够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

五

文学的本质属性既制约着新文学中的其它文类，也同样制约着新历史小说。当然，作为以历史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它还要受到历史的牵制，就像其它文类也会受到各不相同的牵制一样，历史的材料及材料暗含的其它成分对新历史小说所产生的影响，使得它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表现不可能跟其它文类完全一致。新历史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类，它在形成过程中所积累和建构起来的特征，经过新时期的洗礼，成为了作家们的写作模式，也成为了读者们的期待视野。从表层看，不过一个新兴文学流派而已;从深层意义上看，它是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所生发出来的民族文学的新式样、新品种、新成果。

看似偶然，而来自必然。新历史小说流派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时代文化与文学传统脉动的契合，是新时期新文学繁荣昌盛的具体表现。它没有宣言，也没有什么行动纲领之类。如果要说有的话，那便是姚雪垠的《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和《创作体会漫笔》。他是始作俑者，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任何流派都包括一个作家群。新历史小说流派的作家，据初步统计有30多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姚雪垠、任光椿、凌力、二月河、唐浩明、刘斯奋、熊召政、杨友今、刘亚洲、蒋和森、杨书案、顾汶光、顾朴光、成一，等等。

新历史小说流派是开放的，其开放性在于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展示出时代的情采和风范。艺术风格上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具有大范围、多层次、全方位、广蕴涵的综合性和开发性。姚雪垠在《创作体会漫笔》中说：“现在我必须说明：我为自己规定的历史小说创作原则，是产生于特定的个人条件和时代条件，形成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开拓了我自己的‘历史小说新道路’。所以决不能以我自己的原则为标准衡量中外古典历史小说，也不要求同代的历史小说作者都走我的路。对于同代人说，我提倡各人发挥自己的优势条件，百花齐放，至于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思想，仅能供一点点参考而已。”新历史小说流派并不要求创作手段整齐划一，统一成一种规则。倒是期望作家们以各自的方式，殊途同归地实现在创作技法和艺术风格上的个性与共性的结合和合拍。其中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对于本流派作家的创作的个性与共性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质量的比较研究，达到有效地驾驭流派发展和能动地指导文学创作的目的。

文学流派的出现是文学的基本形态之一，既遵循文学的自然规律，又以非自觉的、非人为的、非组织和非社团的形成形式为多数，为主体。它们都充满动态感，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其范畴、成员、作品的界定和认定，始终都是一个模糊值，也只能是一个模糊值。在文学长河的流程中，自然会有流派应时而生。这不仅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发展形式，而且也是文学走向成熟、活跃和繁荣的一种标志。

新历史小说流派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生活和时代原因，也有同样深刻的心理和美学原因。姚雪垠回顾和总结了几十年的创作，深有体会地说：“对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的有机关系和辩证关系，我没有动摇过;对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我没有动摇过。我将写《李自成》所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称做‘历史现实主义’ ，表明它既遵守一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传统，也有新的特点。”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文化影响了作家，作家创造了文本。《李自成》等新历史小说文本，宛若朵朵飘流漫卷的彩云，在祖国新时期晴朗湛蓝的穹宇里，交汇铺排成一片新历史小说的天空，绚烂瑰丽，多姿多色，灿如锦绣，闪耀着姹紫澄金的华光。

（2009年8月10日 于北京木樨地）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