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杂文选刊》下旬刊编辑部主任李庆玲，以下简称记者)

记者：您创作过诗歌、散文、随笔、小说、杂文等，这些文学体裁对您来说有着怎样不同的感情和意义?

游宇明：我写作的多体裁，首先是源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激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大学中文系时，文学正被人顶礼膜拜，无论写什么作品都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关注是否写出和发表了文章，而不在乎它是诗歌还是散文。我是从诗歌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的，但选择写诗，只是因为青春的激情最适合用这种体裁去表达，而不是因为自己对诗歌特别爱好。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100多首诗歌之后，某一天，我突然觉得散文、随笔更适合表现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细腻情感，更便于构筑自己的心灵高地，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创作转向，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写小说则是更晚的事，纯粹抱着写着玩的态度，没有刻意追求。在我操持的几种文学体裁中，小说是成绩最小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感觉自己对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事情有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不太适合用散文、随笔表达，在我的理解里，散文、随笔主要是一种让心灵温暖的文字。我后来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杂文创作上，主要是为了满足内心日益增长的批判意识，体现某种公民情怀。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一定需要介入杂文;但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希望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我必须毫不犹豫地走向杂文。

记者：是什么机缘使您对杂文情有独钟呢?

游宇明：写杂文之前，我已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了好几百篇(首)散文、随笔、诗歌，本来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两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在杂文上用心：一是初次写的杂文被1999年8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清风文苑”刊用;一是杂文《盯盯另外的人》被2000年10月《杂文选刊》转载。1999年8月以前，我从未写过杂文。有次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西部某县以县财政困难为由，一年多时间砍完一片原始森林，而肩负保护森林使命的林业检查站居然只要盗伐者交钱就可放行，内心充满愤怒，当夜写成一篇杂文，第二天就将它寄给《中国纪检监察报》，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文章就出来了。我的第一篇杂文发表得如此顺利，其实是与我以前大量写过诗歌、散文、随笔分不开的，已有的写作实践锻炼了我的角度意识与语言技巧。《杂文选刊》转载《盯盯另外的人》，更加强了我写好杂文的信心。现在我的杂文也算有点收成，相当数量作品被《杂文选刊》、《杂文月刊》、《读者》、《书摘》、《青年文摘》等著名报刊转载，不少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读者人文读本》、《中国年度杂文》、《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散文排行榜》等权威文学选本和大学教材、中学语文阅读教材，但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的杂文“养在深闺人未识”，能被《杂文选刊》这样的权威文摘刊物转载，其惊喜，跟一个人只报了普通大学却被重点大学录取颇相类似。

记者：您现在的写作偏重于散文与杂文，在很多人看来，二者在写法与特质上似乎有着天壤之别，您有哪些笔耕心得呢?

游宇明：我在写作上确实长期散文、杂文并重。散文与杂文在写法与特质上的区别非常明显。我觉得优秀的散文首先必须充满温情，字字句句都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瑰丽、人性的美好;其次，文笔一定要特别优美，让读者一进去就能被作品中的氛围所感染。再次，它应该有巨大的艺术张力，散文的线索可以单纯，但蕴含的思想应该尽可能丰富，使不同生活经历的人读出不同的味道。杂文呢，它绝对要直指现实直击人心，应该痛快淋漓地告诉读者社会的病灶在哪里，我们如何根除它。杂文可以因为艺术原因使用“曲笔”，但不可以缺少本质的血性和刚烈，不可以缺失思想上的振聋发馈。当然，散文与杂文在精神的深处是相通的，它们都要弘扬关爱、善良、悲悯、尊重、人性等人类的普适价值，都要引导人们正确地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都要教会人们如何去热爱值得热爱的事物。一个人从散文思维过渡到杂文思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

记者：您的作品多题材重大，将眼光锁定政治体制、权力腐败等，您怎样看待杂文的选材?

游宇明：杂文是进行舆论监督的形式之一。大家都意识到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他们才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关注官员如何使用权力，社会的监督力量才会充分培育起来。杂文当然也可以选择小题材，一花一草之小、一灯一线之微，都可入笔，但我觉得在一个威权社会，对权力的警觉应该高于一切。杂文自然不能因为题材的大小而区分意义和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有些问题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基本走向，更值得杂文家投注自己的精力和热情。

记者：题材的选取至关重要，而如何使杂文“文质彬彬”，则更需功夫与火候，您的作品多以恰当的事例增添其形象性、可读性，同时注重形式上的多样化，能否谈一下您的创作心得?

游宇明：“说什么”确定之后，“怎样说”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注意一个“怎样说”的问题。官员的工作报告只要用词准确就行，他们可以用行政权力去推广自己的思想;但杂文家的作品用词准确远远不够，原因很简单，杂文家手中无权，人家读你的作品必须依靠内心的喜欢。要让读者喜欢你的作品，你就必须考虑如何让作品变得“好读”，即要注意写作的艺术。我的杂文引入事例也好，注意形式的多样化也罢，其实都是想让杂文写得尽可能“好读”一些，使读者乐于接受。

记者：借古说今是您杂文的一大特色，引入历史上及近现代的人物与史实，对现实进行针砭批判，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游宇明：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在，与现实一脉相承，我2010年在湖南的《老年人》杂志开了一个专栏，栏名就叫“以史为镜”，“为镜”，其实就是历史对我们的最大意义。我写杂文喜欢引入历史上或近现代的人物、史实，对现实进行针砭批判，从“道”的角度而言，是因为我发现虽然时间过去很多年，但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大量存在，比如领导者专权、民众言说渠道不畅、举报者被报复、官员以权谋私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类文字让读者产生一些痛感，唤醒他们改变历史痼疾的愿望与决心。从“术”的角度看，写历史题材的杂文，因为当事人已远去，思路打得开，发表也较少受到干扰;再说，历史事件本已经过沉淀，历史题材的创作自然也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而让自己的作品经住岁月的考验，几乎是所有写作者的一种心结。

(原载2010年10月下《杂文选刊》“访谈”，有删减)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