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有清官情结，古书和现代影视剧中多的是“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是啊，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皇权社会，老百姓除了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操守，还能干什么呢?想批评身边的官员，没有上奏的资格;想罢免他，没有参与的机会。

历史上有两个清官常被人提起，一是海瑞，一是曾国藩。

海瑞的清正有明一代罕见。这位熟读“子曰诗云”的前教书先生，一入仕途就展示了与别的官员截然不同的形象。他常穿布袍，吃粗粮糙米，每餐的蔬菜都是老仆人种的。一年到头，极少吃荤菜，母亲七十大寿买了两斤肉都成了别人的笑谈。依当时的社会风气，新官上任、旧友被提拔，总有人送礼金、礼品予以祝贺，同僚都不当回事，官方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海瑞却非常反感这种行为，他一做官，即在官衙门口贴出告示：“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将别人送来的礼物一一退还，连老朋友的贺礼也不例外。他临终时，兵部送来的柴金多了七钱银子，也要算了退回去。身为南京右都御史，身后的遗产只有白银八两、麻布两丈、旧衣数件，靠朋友凑份子才办了丧事。

曾国藩也是非常清廉的，他去世时，家中只剩一万八千两白银。这个数目表面上看不算小，但只要考察一下他的为官历程，我们就会知道他在金钱上多么洁身自好。从1862年起直到1872年病逝，曾国藩一直做着总督，前后任职的时间长达11年。做总督除了工资、养廉银，还有可观的陋规。据历史学家研究，清代的总督每年可收到陋规20万两白银左右，除去公务支出，个人每年得十几万两银子不是难事。做总督之前曾国藩是湘军最高统帅，一年的净收入有五千四百两白银，他带了十一年半兵，合法收入就有六万多两银子(除去其兼任总督的两年，只算九年半，总收入也有五万多两白银)。湘军不是“经制兵”，没有财政拨款，经费依靠自筹，实际上就是靠政府开政策口子，抽取厘金、漕折。曾国藩在军队财务上实行“一支笔”制度，也就是说，湘军的钱如何用，曾国藩一个人说了算。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三年将太平军镇压，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银子，只要他用点小心计，贪墨百把万两银子如囊中取物。

海瑞不仅自己心清如水，也希望别人干干净净。隆庆三年(1569年)，他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按应天，那些贪墨的官员说话都结巴了，纷纷提前离开“公务员”队伍。有钱有势的朱门大户害怕海瑞清查财产来源，特地将门漆黑，以示贫弱。有两件事常被人提起。海瑞最初做浙江淳安令时，直浙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因嫌驿吏招待不好，就将驿吏倒吊起来打。海瑞闻讯，令人将胡公子抓起来，他说：“昔日胡总督考察巡视各部门，命令所经之处供应不得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奢侈，肯定不是胡公的儿子。”他打开胡公子的行囊，发现有数千两金子，全部将其充入县库，并派人骑马告诉胡宪宗，胡宗宪吃了个哑巴亏，也不好将他治罪。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海瑞招待他的酒饭十分简陋，更“过分”的是海瑞声言县衙狭小，不能容纳众多车马，鄢懋卿只好铁青着脸离去。

曾国藩不同。他自己践行“君子哲学”，不取不义之财，却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他对官场的潜规则非常尊重，婚庆吊丧，礼数周到。报销部费，他一样同意向胥吏交纳“部费”(贿赂)。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入京觐见完毕，即将返回保定，他也老老实实给京官送“别敬”，甚至离京前一天，还在审核“别敬”单，生怕有所疏漏。他甚至也收取下属单位送来的“陋规”， 用于公务接待和给同僚、上级送礼，只是收得有节制，一年只要三万两，多的退回，余下的陋规，个人一分不取。换句话说，海瑞的清是自清之外还要他清，曾国藩的清是自清之外不介意他浊。

对清廉的不同做法，导致两人在官场上的不同命运。海瑞一生频受同僚攻击，一辈子只做到了三品官。隆庆三年(1570年)冬，都给事中舒化指责他迂腐滞缓，不通晓施政要领;不久，给事中戴凤翔又弹劾他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万历十四年(1586年)，海瑞向明神宗上奏，建议他像明太祖一样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首先发难，奏劾海瑞在清平盛世，说出不祥之语，请求皇帝给予处罚。曾国藩一生除了做礼部侍郎的那段短时间外，很少受到京官排斥，相反，在皇帝耍小眼想要限制他的权力时，常有朝中大员替他说话，比如户部尚书肃顺、恭亲王奕䜣，因此他一直官运亨通。在京时，“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不满四十岁就做了除户部外的五部侍郎，官居二品，为当时罕见。出京后更是成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荣居正一品，被称为“曾相”，达到了那个时代汉人所能达到的权力最高峰。

海瑞自清的同时希望他清，结果处处受制;曾国藩自清的同时允许他浊，最后步步高升，这一切印证了一点：明清以来的皇权制度已彻底丧失创造官场廉洁的能力。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其实就与封建官场的这种腐烂与溃败相关。

(本文原载《文史春秋》杂志2016年02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