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在村庄

文丨卢年初

我在村庄时 ， 歌早在村庄了 。

歌和我没什么两样，来来回回地在村子里晃荡，一身的泥土。不过村里的人爱歌胜于爱我，于是我常常跟着歌走，哪个地方歌声一响，我就到了。久而久之，我感到我有点像歌，人们越来越关注我了，他们觉得我很成熟，应该参与到歌中来了。

歌喜欢和劳动在一起，差不多有农活的地方就有歌。朴实无华的村歌像小小的瓦片滑过河面，滑过庄稼人的一年四季。挑堤的地方有歌，打夯的不唱夯歌缺力气，夯歌代替了劳动的节奏，歌声决定了夯的起落。往往是一人主唱，那词是编的，那调是亮的，但并不高，那样久了会嘶哑，其他的人用“呵嗬——嗨嗬”轮番应和，显得整齐铿锵。莲湖、芦苇荡、油菜花地里也都有歌，花儿不同，歌的芬芳也不一，调差不多，词也是根据时令、农活涉及的内容临时编出来的，如果再唱一遍，也许自己都记不清了。看牛的地方闲散些，唱歌的人有时带些野气，看到年轻的妹子过来，唱道：走路姐姐对我来，不高不矮好人才;走路好像官家女，说话好像祝英台。歌声一停，姑娘家红着脸一溜烟地跑远了。我母亲不喜欢叫我听那些歌，放牛人就说：他早长大了。

春节前后，歌很忙，唱歌的更忙。到处都是打三棒鼓的、打渔鼓的。他们有时跑场，东一家西一家的，赚几个小钱，凑凑乐子;有的功底深些，借棒、借鼓能唱一本本的书，那是真功夫，殷实户请他们上堂，周围的亲友捧场，边听边喝茶边烤火，乡村的况味到了极致。他们的歌唱得平板，有时还加道白，关键是道出故事情节，有声有色。我干爹打过三棒鼓，我曾跟他跑过，我佩服他的记忆好，记得好几本戏。我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多?他说：记不得就编，编不来就混，混不来就丢，听的人也没有谁会追究的。

有一段时间，会唱歌成为村子里的一种能耐。许多的人赶时髦，各种歌儿跑出来了，但村长最赏识的还是湘哥。湘哥是我的邻居，会唱样板戏，是看电影、听收音机学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里面的段子，他都能将就，声音抑扬顿挫，要高能高。村子里的人听歌，有自己的标准，能转几个弯，能唱上去不变调就不错，至于准不准，八九不离十就行。那时村长很高兴，说只有湘哥才上得了正板。湘哥原来也是随便唱唱的，听说要演出，就变神秘了，躲在河边练，练后再叫我们评判，我们说和先前也没什么两样，他听后很沮丧。小镇上湘哥还是拿了名次，至于县里比赛，他一上台，还没亮嗓子，人们就觉可惜了，他太矮，不属于“高大全”之列，不像杨子荣威武，结果可想而知，就评了个县文艺积极分子。好在工分方面作了补偿，村长说他干的比力气活要难得多。

唱歌人中最被村子里老少尊崇的，是八叔。他唱的是礼仪歌，唱起来韵味并不足，初次听还觉新鲜，听久了腻味。不过大人们不那么看，每次神情都是那么专注。我站在人群里，每次都装着很懂事的样子，渐渐地被一种庄严的氛围、被村歌悠远的古韵感染，可见礼仪歌是被传统浸泡过的东西，给人以一种权威性的震撼。如果是修屋，他就唱《造屋赞梁歌》，赞美新屋“日出东方紫云开，八仙迎进屋梁来”;如果哪家新婚，村人喜欢闹洞房，一阵推推搡搡之后，大家把八叔推到门前，祝早生麒麟子。八叔那时唱歌还不敢放开，有迷信之嫌，后来是越唱越亮了，可惜他的歌没人学唱，春兰秋菊，各有所美，人们担心失传哩!八叔很大方，唱礼仪歌可以得烟、酒、鱼什么的，他总叫大家分享。

我在村庄生活了十六年，记得的村歌并不多，在城市的繁忙里，偶尔哼哼，觉得干瘪瘪的，才知道村歌被时间和空间拴住了，它是离不开村庄的，没有那样的原野，就没有那样的歌声，而我那时候倾听的，应该也就是原野的呼吸。

歌在村庄不会寂寞，想必不会想我吧?

（本文原载2011年3月5日《西海都市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