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城到北京的距离

文丨卢年初

我要对世界上的人说，在东经112度，北纬29度，是我居住的城市。

这超过我的预想。在省城大学毕业时，有的人想进大机关，有的人想进大学，只有我以一种卑微的清高，将行李早早地寄回了老家，我以为会在那个细枝末节的地方栉风沐雨。但那是一个人才匮乏的时代，我分到了一所离市不远的师范学校，进而辗转进了城区，成为一个在别人看来像模像样的永久居民。

我这一生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便是让母亲幸福。不是给了什么好的衣食住行，而是来到了这座城市。中国人衡量一个人的出息，就是看呆的地方有多大，越大的地方越叫出息，就像一滴水，只有进了大海，随着大浪滚滚，才叫惊世骇俗。我母亲年轻时从队干部做起，一直做到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她以长达三十多年的艰难爬行，而引以为荣，在村子里成了有头有脸的人。她老了，她说的话有没有分量，不在于她了，而在于我给她的荣光延续得怎么样。偶尔进城，她可能会不小心地弄出点声响，而若有人真正托她找我办事，她又比谁都坚持原则：城里一切都是那么规矩。

我只是城市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在这灾难出其不意的年代里，能够过得安详便是惬意。在别处海啸的时候，这里许多人还未见过海;在周边地震的时候，慨叹自己的根基就是不一样;在西南干旱的时候，恨不得把这里众多的河流搬一条过去。这些不着边际的忧郁，只有生活得满足的人才会拥有。母亲才不会管这些。她只知道，城里的东西，买回去的多半很贵;而乡里送来卖的东西，却非常便宜。这就是城市高于一切的质地。

我生活在这城市二十多年，这里的人们很会为自己打开幸福的闸门，他们的自傲不光是这里的亚热带气候，有时还要囿于更小的风光里，以表示鹤立鸡群。我在师范教汉语拼音的时候，给学生们讲课，说这儿是北方方言区，更平俗一点，和北京属于一个圈子里的。大家惊呼起来。借用一个地理名词，好像是一块语言的飞地，离本土很远，似乎是被扔出来的。扔出来的也无所谓，就看谁扔的了，难怪我们讲的话比周边的叽哩呱啦都好懂。好懂的话是条高速公路，走到东南西北都能快捷的交流，托与普通话相近的福啊。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地儿会把我们误为北方人。虽同属一个方言区，流浪久了，很多杂音生发出来，鼻音和边音分不清，翘舌音和平舌音分不清。我们相去还是很远，只是残留着某种渊源，像个熟睡的梦，仍在梦里，并未醒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不再激情于这座城市，不再更多地叨念我的情况，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她的孙子，我的儿子。城市的光阴走得轻快，面孔不断在变，走不爽利的事物马上退在幕后，成为一个定格，不再澎胀。我不再是重心，我也要站成母亲的姿势，弯着腰，用不着身体力行，只是充满期待，用一个更大的城市覆盖这已经站立的城市。

我对儿子说，我这一生从乡里走到了城里，我要看你能走多远。儿子远比我热爱这座城市，这是他的出生地，他拥有的是儿时的记忆，我拥有的是成人的记忆，两相比较，他拥有的要纯净美好得多。他拥有电影院，溜冰场，图书馆;他拥有爱吃的红烧牛肉米粉;他拥有那些散布各个胡同的原滋原味的伙伴。而我奔跑的时光虽多，但刻骨铭心的记忆少之又少。但他不能停留，这里只是起点。而我也要随着很多俗务的退出，不甘于自己的终点，愿意和他站在一起，成为他行李的一部分，提醒他该走了。

儿子2005年参加高考，记得那年四月份，我和一个朋友特意在北京作先期考察，实地到多个大学跑了跑，看到时报考哪所学校好。命运总是开玩笑，考试发挥不理想，考虑到上海方面的学校在录取专业时，把优惠分也看得重，便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上海也好啊，气候条件好，文明程度高，海派文化，独具品味。他爱上了这座城市，入校的成绩要高出一般人一大截，书读得特别轻松，假期一回来老吹嘘这里的许多都是上海制造。我无情地揶揄，他不是上海人，外地本科生很难找到工作。他黯淡了。我又说，好多年前本科我就读了，而且招的比例低得多。言外之意，不用多说。

儿子大学毕业后心怀忐忑地去了悉尼，读了两年研究生。那日子似乎艰难，本是和个好友一同申请，那人签证未批，落得个孤单上路。他是个喜欢情感滋润的人，视频的时候，总要讲如何的无聊。我说，这么大的的人，把委屈憋着点吧，别让大家跟着不开心。他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说出来也就舒服些。那不是属于他的城市，尽管反复感慨那边的环境多么美。我便安慰，坚持一下，老家的人常常夸呢，第一个远渡重洋。他一点不激动，我的老家在他心里只是因为我而庄重。我便很过意不去，尽管那是他的选择，却好像暗含有我强逼之嫌，有好几次，想过去看一看，可太远，语言又不通，去了还只会添麻烦。

找工作在上海寄予的希望大些，毕竟在那里读了几年书，几经周折，最终却在友人的推荐下，在北京找了个小职员的行当。工作有了，户口有了，一切尘埃落定，好像一场比赛有了结果。对儿子来说，这可能只是初赛;于我们来讲，那就是决赛了。我不止一次声明，这下再不管了，也管不着了。说是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不再仅仅是个神圣的首都，更多的是与儿子休戚相关的生活，车子，房子，天气，等等。想着想着，心里就被什么堵了，在大城市生活多么不易，就想去实地体察一阵子。即使解决不了多少，也能宽心一些。

北京一家人都去过。记得继父去是儿子考上大学后，带他一起去的。没上那里的学校，就弥补一下，见识一次。继父回来兴奋得不得了，说这下死都值得了。这是一个中国农民朴素而高贵的情感，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永远是内心的凝聚点。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也还不怎么江湖，从机场回来时，找候机室还兜了几个圈子，便问穿戴整齐、标志明显的工作人员，说常德往哪里走。那小年轻居然反问我，说常德是个什么地方。我当即白了一眼，说常德在中国。添什么气呀，在北京知道的大事儿多，小事儿则难说了。可是我依旧迷恋北京，这就是气派。何况小年轻呢，就是上了年纪的的士老哥也挺牛，每经过一个地方，要告诉你一个名角，末了问一句：你知道么?好像是他的某个亲戚。这里含着一种多么亲爱的情感。

到北京太方便，小城各种交通工具都粘乎着。最快捷的自然是坐飞机，桃花源机场1958年建的，在三线城市算早的了。隔天一班，下午五点起飞，七点多钟便可到达。这不比以前，记个大概就行了，去一次算一次，今后可得常来常往。这不再是偶行之道，而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同机的一大溜还可能认识，小城很小，而子女在北京工作的同行便一见如故。我偷偷地瞅着这些人。大城市什么都有，一切都可以复制，看他们带些什么。他们带的只是新鲜，一些挺阳光的疏菜而已。特别告诉我的是，冬苋菜带点，那里好像见不着。我便一旁窃笑，这时的小城有点像母亲的小村，什么都拿不出手，只有打“土”字牌，“野”字牌，显示出至少也叫难得一见。飞吧，打打盹吧，这中间毕竟有1400多公里呢。母亲问要经过哪些省。我想了想，不确切地说，大半个中国吧。母亲又问，是不是飞过的地方，就表示到过了?我笑了笑，还不好回答。

还可以坐火车，有一趟列车从张家界过来，很慢，要二十多个小时，不想搭，一般到省城去转。还有坐长途卧铺汽车的，十七个小时左右，坐得逼仄逼仄，没有丝毫回旋，四肢僵硬着，又便宜一些，一些做小生意的喜欢搭。我有时想，以后是否可以体验一次。至于不远的将来，还有高铁，那倒是很轻快的事。一切都在高速行驶，世上空间的距离，一天天被做成压缩饼干。

儿子到了北京，我们也有了某种归属感，一些区和街道的名称，标志性建筑，努力地记忆，生怕迷失，而被人笑话，要切切实实地本地一把。然而欢快不起来，租的房子，面积小得可怜。在快捷酒店住久了，也还是舍不得。至于打算呢，想的还是贷款，买个二手房将就，那钱也还是别人的，那房也是别人曾经住过的，不是滋味。不要以为进了大城市，就没距离了，还有看不见的长跑等着。而想要的小城的一些东西还带不来。比方一些熟人曾约，到了北京没事，可以一起打打跑胡子，也就是地方盛行的一种牌。可是到了这里，想到相互聚拢来要几个小时，也就兴趣寡然。城市大了，小地方的许多东西在这里成了泡沫，浪花鼓不起来。再过几天，嘴唇有些干裂，就拚命喝开水。妻说，回吧。倒是看着儿子工作乐乐呵呵，我们便很高兴，说：大城市好啊。

回到小城，母亲马不停蹄，直奔老家。她嘴里不说，也是憋闷久了，早点回去自在一些。我们终究明白，人活着总要选择行走，美好的是距离，而不能说就是某个地方，且再好的地方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万事万物，没有极限，只有循环，世上的每个城市，每个村庄，每条河流和山脉，每一寸土地，都是向往，它让我们寻找，又指引着最终回到内心深处。

（本文摘选自卢年初《从乡村到城市：一路疼痛》）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