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中篇小说《戏城》时，我将“没有结局的结局”处理得貌似很果断，在我看来，女主人公陶雨兰最终只能作出这样的抉择：离开这个既给她带来欢乐也带来创伤的城市，从今往后，隔断所有与过去情感有关的记忆。有朋友读过之后说心里沉甸甸地隐隐发痛，大凡人都是心怀恻隐的吧?心地良善者容易悲天悯人，希望看到最后人物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这样恰好忽略了生活本身的存在，因为类似与当下“隔断”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毕竟“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且“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当然不是我，假设是我，也许会同样地选择“隔断”——与自己而言，向来崇尚的是一种至纯和永恒，尽管当今人心不古，何其难也，但凡根植的观念依然在我的骨子里生长和弥漫——任何的虚伪和欺骗，一旦察觉，便在心理上与之分道扬镳了。

中国戏曲的故事结尾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烙上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印记，不难理解，读者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是有其思想根源的。我在前些年撰写的《论田汉话剧创作中的戏曲传统》一文中曾经提到，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影响，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中和之美与大团圆是中国人审美意识中具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在戏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和之美强调的是对立成分的和谐、统一，有悲就要有喜，有离散就要有团聚。在中国文学史与艺术史上，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倡和为传统艺术熏陶出来的大众审美定势，使大团圆始终得以保持着主流地位。

难道只能够期待这样完满的结局?难道只能够看到月圆而看不到月缺?尽管我们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到处都是鲜花和歌声，但艺术对生活的概括和表现必须得遵循其自然的法则。批判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就在于能够冷峻、准确地反映生活，而且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那么，体现到具体的作品里，常常是我们关注和钟爱的人物命运不济：或情感的城池塌陷;或家事变故无常;或钟爱的事业受挫;或身体出现隐患，如《雨城》中的毕晓玲和《戏城》中的陶雨兰。毕晓玲在“状况”面前退缩了，而陶雨兰则是选择了逃遁，实质却是一样：与过去“隔断”，与现实“隔断”。

关于“隔断”，我在发挥着一般性的想象：山连着水，水连着山;山隔断了水，水隔断了山。路连着桥，桥连着路;路隔断了桥，桥隔断了路。太阳连着月亮，月亮连着太阳;太阳隔断月亮，月亮隔断太阳。人心连着人心，人心隔断了人心……世间常态，如是而已。

西方一直尊崇悲剧艺术。若将喜剧和悲剧放在一起比较，我更加相信悲剧的艺术魅力。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这一点对世界各国的悲剧来说也许是共同的。我们的古典戏曲诚然很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但蕴含于其中的悲剧性因素却比比皆是。具体矛盾的体现还是通过人物的关系和活动来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就犹如心里横亘着一座高山或者一汪湖水，从前的亲密无间、心灵交融往往在不经意间变得无从捉摸，甚至给你看到的表情是冷落冰霜。这样的阻隔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恐怕当事者也曾经一度迷糊。倘若能够一直迷糊下去倒也是好事，比如醉酒的人一般都很亢奋，或忘却红尘，或借酒消愁，那短暂的时刻应该是很幸福的——无烦无忧即为幸福。然人就最怕清醒，一旦清醒，什么样的前尘往事都一股脑儿涌上心头，酸甜苦辣，应有尽有。

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什么会矛盾丛生呢?说到底还是一个缘分问题。关于缘分，有位作家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缘分无非就是两个人气味相投。气味相投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相近才行。有时候一句话不对头，一个举动不契合，一件衣服穿得不恰当，感觉就不好了，彼此有了距离，从而就失去了缘分。很多恋人分手，往往是因为一句话感觉不好，对方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这种细微的感觉往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大方向，这就是缘分。

说到这里，自然就想到了徐志摩为什么会写那篇脍炙人口的诗歌《再别康桥》了，他是性情中人，也是重感情之人，而且感情是那样执着、那样真挚，当他故地重游时，从前曾经拥有过的许多欢乐一下子浮现于眼前，让他短时间沉迷在一种美妙的享受中：“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然而，陶醉片刻之后，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已经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了，于是，满腹的伤怀和沉痛不期然而然袭上心头，他决绝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悄悄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什么那么广泛地在读者心中获得认同和共鸣呢?不外乎人心都是如此，一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尴尬和不堪的处境时，自会不得不作出决定——隔断来自外界的干扰，隐逸“世外桃源”，拘囿于自己构筑的“围城”，周边还带上一道“护城河”，以此忘却过往的痛苦抑或欢乐。许多热衷喧闹红尘的人最后于青灯黄卷中向佛向善，究其心境大抵如此。禅宗六祖慧能之所以高于神秀，将南禅发展到了极致，就是因为他的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比神秀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来得更为彻底。

读庄子的“庖丁解牛”一文时，往往以为是告诉我们一个“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要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这样一个哲学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庄子的养身法，即不要朝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的地方去碰撞，以免伤害自己。秋风会伤人，秋风也会启迪人，在清凉的秋风中，我曾写了《秋痕》一诗：“一个秋天走向另一个秋天/要一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那时有阳光的照耀/许多个日子我都在倾听/鱼在水中，会不会发出笑声/云光的碎影，花朵般散落在/无人经过的小路/与那些落叶一起，铺成/这个暗淡而斑斓的季节/枝头的橘子，还想加深一层颜色/我也准备好了防寒的衣服/如果秋风一定要穿过我的身体/我会绕开躲过它的侵袭。”自己对这首诗歌的结句还比较满意，有较高的艺术境界，至少还含有庄子养生的道理：明知道秋风会伤人，为何不能在准备防寒衣服的同时再绕过它的侵袭呢?庄子笔下的“庖丁”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就是懂得如何生存和自我保护。

我写过一篇题为《鸟鸣嘤嘤，求其友声》的随感，从胡适的交友联想到自己的所为，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几句：“以胡适的交友准则来砥砺自己，不能不说是今晚的一个收获，是为欣慰，窃喜自己一直还能以友情为重，尚未有过任何伤害他人的恶行，于是一切释然，心便归于宁静。”最近偶然读到紫沙的一首短诗，心怦然一动，正好此文已近尾声，就用她的诗歌作结吧：“她已经学会了/不再去碰触任何火柴/哪怕那些火柴里/真的有天堂……”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