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小  脚

作者丨吴昕孺

四

来到中国半个多月了，维萨里的主要精力都在看病。杰拉德专门给他辟了一间房做诊所，并将维萨里的汉语写在门楣上。

维萨里将“维萨里”那三个字看了半天，他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汉语是那么饱满、健康，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筯有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却病恹恹的，他们一个个黄皮寡瘦，血气枯弱，骨肉支离，东倒西歪。让他吃惊的是，村民中的患病率极高——一是跑到他这儿来的人很多，每天应接不暇，这还不包括为数更多的围观者，而他目测的围观者，无论老小，都算不上健康人;二是他出门，遇见每一个人，都有将他们带到诊所来的冲动。看得出，这其中很多人是吸食鸦片所致，还有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

他知道上个世纪英国和中国之间爆发过的两次战争，他读过法国作家雨果给巴特勒上尉的那封信。他不关心政治，但对英法联军抢劫他国财宝、倾销鸦片的做法非常反感。看到这些史料，与对英法反感程度毫不逊色的是，他对中国的困惑：那是一个无论地理面积还是人口，均数倍于英、法的国家，面对远征之劳师，何以束手无策，任其涂炭?现在他也不能说就完全明白了，但这些病弱无力、贫困交加的中国人，让他感到这仿佛是一个纸糊的国家，一吹就倒。

傍晚，他会去珠江边散散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杰拉德一起。珠江两岸平阔，水满流疾，江声澎湃之中，蕴含着一种向上的能量，不断地撞击人的心扉。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似乎都是行住坐卧的文物，他们不向上，不向前，不管走多远，都像在原地踏步。是鸦片的毒害，是战败的后遗症，还是民族性格中沉积着那种缓慢与麻木?维萨里不明白，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杰拉德似乎也不明白。有一天，杰拉德跟他说：“中国是一个奇特的国度，很容易让他们相信上帝，帮他治病，给他饭吃，向他友好地微笑一下，他就会跟着你入教。但他们骨子里其实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崇拜天，”杰拉德右手食指竖起来，举起手指了指上面，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动作，“刚刚对着天跪拜作揖，转眼就会因为一件不太满意的小事，用极难听的粗痞话把天老爷骂得狗血淋头。”

“那你的传教工作不是白做了?”

“不，中国人也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有权利听到上帝的福音，并获得相应的福报。”

“你不是说他们内心不信上帝吗?”

“不信是一回事，不放弃他们是另一回事。”

“用坚船利炮来倾销鸦片也是不放弃他们的一种方式?”

“那是撒旦的招数，不是上帝的教义。”

“撒旦和上帝都是西方人。想必中国人看西方人都是一个样子，就像我们看中国人都是一个样子，他们分不清谁是撒旦、谁是上帝情有可原。”

“有道理。所以，需要时间。”

“时间对中国人未必起作用。你看他们的文字有一种多么稳定的结构，这是一个拒绝变化的民族。”

“你看得准。但变化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显有隐，真正的变化是不容抗拒的。中国女人以前都是小脚，我们的立德夫人奔走呼号，发起‘天足运动’，效果很好啊，大多数女孩子都不缠足了。”

“现在看不到小脚女人了吗?”

“上流社会和富裕家庭的妻妾，因为没有奔走劳瘁之忧，又被传统习俗所约束，还是有小脚女人的。上次你问，这个国家的女人到哪里去了?她们没去哪里，她们的脚太小了，哪儿都去不了，只能呆在家里。《圣经》说，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中国的情况更糟，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个脚趾头。”

“女人缠足全是因为男人的要求?”

“在这个国家，女人一直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男人要将女人物化、固化，还带有较强的娱乐性质和变态心理，不让她们出门，只作为他们私人的生育和玩乐工具使用。”

“哦……”

“很多女孩不缠足了，解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和不便，但在精神上一时依然难以摆脱禁锢。女孩子一结婚，便在深宅大院中了结漫长的余生。”

那天很晚了，维萨里还独自在珠江边徘徊。这是异国，但从空间上，尤其是夜晚的空间上来说，他感觉不出有什么异样。月亮同样挂在西天，只不过在伦敦，月亮沿着伦敦塔桥向上爬，像是一个从事极限攀岩运动的胖小子;而在广州，月亮总是从一列山峦后面升起，宛若大地的窥探者，蹑手蹑脚的，生怕被人发现。伦敦的月亮像一个团起的、健美的身体，广州的月亮像一张清秀的、略显忧郁的脸庞。他觉得，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女孩的脸，她的下面是一双隐形的小脚，所以才走得如此缓慢而轻柔。有趣的是，伦敦动感十足的月亮底下，躺着宽阔宁静的泰晤士河;而广州清幽的月光，照着同样宽阔却波涛汹涌的珠江。

回到诊所，维萨里毫无睡意，他关紧门窗，做了几次深呼吸，从行李包里掏出一个硬壳笔记本——这是那天晚上，他在西蒙叔父书房里翻开的最后一个笔记本，也是西蒙叔父从约翰船长手里接过“中国小脚”之后，对其进行描摹的第一个笔记本。

1904年，伦敦的春天特别潮湿、阴冷。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一身海盗打扮的约翰船长闯进了西蒙·库伯寓所的客厅。他手里握着一个小型塔状敛口广肚玻璃瓶，装了大半瓶福尔马林溶液，溶液中一团色泽鲜亮、白白胖胖、形似土豆的东西。船长将玻璃瓶递给西蒙，粗声哑气地说：“特意从中国给你带回来的，得好好保管它哦!”

无须多言，西蒙一听就明白了。与其说他紧紧握着老朋友的手，不如说他紧紧攥住了那只玻璃瓶，生怕它消失，或者老朋友反悔不给他似的。

(原载《山花》杂志2015年第8期头条。《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9期头条转载)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