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校运会，甘建华<前排左三>与湟水河文学社社员，二排左五为青海师大副校长任为东。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青海高原客串了一把诗人

——答姜红伟主编《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1、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每当想到20世纪80年代，我的心里都是一热。那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美好的青春岁月，如今我们都在50岁上下，已经陷入集体回忆。那时我们多么不靠谱，但是我们又非常纯真，“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我们热爱诗歌，我们相信理想，“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现在，我们“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只能在心里底大吼一声：“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

2、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家父20世纪5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进入柴达木盆地寻找石油，我则跟随母亲一直在家乡湖南念书。1981年从衡南六中高中毕业，与全校所有同届学友同命相怜，集体被大学“剃光头”。我是城镇户口，好歹被技工学校炊事班录取，“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第二年春天转学青海，我成了中国最早的高考移民，以绝对的高分数考入青海师范大学。本来填报的是中文系，结果被地理系把档案抢走了，弄得中文系很有意见，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进校没几天，刚好赶上迎接国庆节，全省大学生诗歌征文大赛开始了。我之前从来没有写过诗，好玩儿似的写了一首长达50行的新诗《我们正年轻》，也没敢告诉任何人，偷偷地丢进了投稿箱。记得那天上午的课间操，学校广播里播报获奖消息和名单，我的名字出现在第三个，也就是二等奖第一名，班里同学一愣，都停下来不做操了，全都看着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诗人”，把我羞臊得无地自容。

没有奖金，也没有出书，只是由中文系的学长通知我，到他们系领了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我的名字、诗名和奖项，盖了个红章，还有一支钢笔。他们鼓励我多写诗，经常到中文系来玩，我后来就真的这样做了。我很多关于文学的知识，关于诗歌的写作，其实都是来源于中文系学长们的启迪和鼓舞。

3、您能介绍一下当初成立诗社或文学社的情况吗?

198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中文系80级吴云、81级胡军、82级蔡东丹、刘华，还有物理系的吴天荣等十来个人，在湟水河边草地上聊天的时候，谈到了《诗刊》的“青春诗会”，谈到了内地许多大学成立了诗社、文学社，我当时提议：“咱们何不也成立一个文学社或诗社呢?”他们说中文系前几届学生都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被系里的老师劝阻了，说结社不是什么好事，万一来个什么政治运动，吃不了兜着走。那些老师大都有过“右派”经历，他们确实是被整怕了。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咱们怕什么?咱们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咱们是为祖国和时代而歌!”一帮人被我鼓动起来，也纷纷同意成立一个文学社。之所以没有叫诗社，是觉得诗歌太单一了，文学社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起了四五个社名，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眺望着滚滚东去的一川河水，说：“就叫湟水河文学社，如何?”湟水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贯穿整个西宁盆地和青海东部地区，湟水流域孕育出了灿烂的马家窑、齐家、卡约文化，养育了青海省60%的人口，被称为“青海的母亲河”，著名作家张承志《北方的河》写的其中一条河流就是湟水河，青海师大就坐落在湟水河畔，所以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因为结社是我提议的，社名是我取的，再加上我的诗作在全省获过奖，并且在报纸上发表过诗作，还有我是湖南人，可能骨子里有一种领袖气质，所以高年级的吴云提议我做社长，大家“呱唧呱唧”一顿鼓掌，我的头上就多了一顶桂冠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聚餐。所谓聚餐，也就是每人拿两三块钱餐票，到学校教工食堂打上几个好一点的菜，端到一起围席而坐，买了一瓶互助大曲，弟兄们，干杯!之后讨论写作，其实就是写诗，除了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好像所有人后来写的都是诗。

4、你们是否创办过诗刊、诗报?

社刊就叫《湟水河》，一共出了3期。创刊号是我刻的钢板，印出来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趁着夜色深沉，到学校各个系各个班去送，现在的话就叫免费赠阅。中文系同学喜孜孜地拿着它到系主任那儿，范亦豪教授开始还蛮高兴，最后一看社长兼主编的名字，就问这是谁，得知我是地理系的，范教授火了，说：“弄了半天，咱们中文系是个陪衬啊!”后来，我就把主编让给中文系胡军了。

关于这一段往事，当年中文系80级学霸，后来成了著名记者、作家的凌须斌有过文字记载。2012年8月，在我离开青海高原20年后，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接连以两个半版推介我，纪念我曾在这片沃土读书、工作、生活的青春岁月，“也是馈赠给这位昔年校园著名诗人、西部之西文化拓荒者最高贵的礼物”。凌须斌《西部之西唱大风》一文中这样说：“当手工刻印的《湟水河》在校园内散发流传的时候，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湟水河文学社。湟水河文学社作为青海高原第一个组织机构健全、社员人数众多的大学生文学社;《湟水河》作为第一本由学生编写、印发的文学刊物，仿若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溅起了一圈又一圈涟漪。尽管装帧简朴，略嫌单薄，但散发着墨香的刊物在同学们手中传阅的时候，他们无不为拥有了同学写、写同学的刊物而欣喜和激动。作为发起人、社长的甘建华，既是撰稿人，又是主编，还是刻写工，一个文学社，一本刊物，不知让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5、你们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没有出版过大学生诗集，但是有一本《这里也是一片沃土》，这是我在1986年初夏大学毕业前夕主编的，也是青海高原历史上第一部大学生文学作品集，名字是《青海师大报》主编王宏伟取的。全书232个页码，收录了77级至83级46位校友的55篇作品，分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五辑，展示了恢复高考以后青海师范大学学生文学创作成果丰硕的一个侧面。诗歌这一块是重点，顺应了当时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洪流。

序言开始我想叫已经毕业的中文系高材生杨志军、唐燎原、王宏伟写，但他们都很谦逊，说整个事情都是你做的，而且你也完全可以写好，所以我只得勉为其难，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一枝红杏带露开》，杨志军拿去发表在他编辑的《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

为了这本书的诞生，我和学校团委副书记罗高河(中文系80级毕业生)，中文系83级张晓燕、洪琳等几位校友，从策划、组稿、编辑、印刷等各个环节，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忙乎了两三个月。由于具有开创意义，校长陈业恒教授亲自设计封面，成为青海师范大学30周年校庆的献礼书，现在孔夫子旧书网还有卖。

6、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我们因为是师范大学，文科比较强，所以女生比例高一些，而且女生的声音也好听些，感情也丰富些，所以每逢诗歌朗诵会，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地理系王轶群领衔，还有中文系81级庞晓玲。外语系82级陈善莉，人长得漂亮，声音有点嗲嗲的，男生特别喜欢听。我们学校的广播站搞得非常好，尤其是每年初夏的大学生运动会，在全国大学的广播站都是有些名气的。那时我在学校学生会兼职做宣传部长，又是学校广播站站长、总编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力推湟水河文学社诗友们的诗歌。多年之后回首往事，同学们都感叹不已：“那个时候青海师大的校园诗人很牛气啊!”

我们也跑到青海大学、青海医学院、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专搞过联欢，先是朗诵诗歌，接着跳舞。但他们都没有我们气势大，人数也没有我们多，女生也没有我们漂亮，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次终结。

7、青海师范大学20世纪80年代曾经涌现了哪些著名诗人和作家?

中文系77级杨志军、唐燎原，一直是我们青海师范大学的骄傲，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和诗歌评论方面的两座标高。大学毕业后，他俩一在青海日报文艺部，一在西宁晚报副刊部，为我发表了不少作品，杨志军还为我的第一部小说集《西部之西》写序揄扬，我与他俩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燎原的诗歌雄强霸悍，扛山举鼎，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思想与艺术风格。他为世人所知更多的是他的诗歌评论，《昌耀评传》《海子评传》两部巨著，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杨志军主要是写小说，但他的小说有一种诗性的高度，《海昨天退去》《环湖崩溃》《大湖断裂》都是这样，后来的《藏獒》更是如此。他们班当时出了不少才子，像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王宏伟，青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银生，青海民族大学副校长许荣生，美国北卡罗来拉大学教授乐钢，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各有专长，尤其是乐钢的中篇小说《雪原，燃烧的太阳》当时影响比较大。韩怀仁是从铁道兵部队考来的，据说每逢参加正式活动都穿着军装，上学期间发表了十几篇小说，毕业后进入西安二炮工程学院，现在是享受正军级待遇的教授。

综观整个青海师大文学创作史，大体上是由中文系写就的，像我和我们班王永刚、外语系81级赵予萍、政教系82级王琼瑶、85级马海轶、生物系82级卢昉，可算是几个例外。中文系77级王湘江，78级唐涓、田毅，80级凌须斌、张薇、郭力克，81级杨澜、张静习、庞晓玲、葛建中、纪小春、刘怡兵，82级刘晓林、沈雪军、曾钟，83级洪琳、张晓燕、但继红，86级王凤英、杨董翔、王方，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湟水河文学社那些人，都是在校期间比较有名的作者。

20世纪80年代的青海师大毕业生，我所知道的中国作协会员有：杨志军、唐燎原、唐涓、刘晓林、马海轶、王凤英、葛建中、韩怀仁，还有在下甘某，大约十来个吧。省作协会员可能更多。

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说明一下，当时中文系几个硕士研究生也很厉害，写诗、写散文、写评论，都是硬角儿，当然现在更有名了。他们是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还有一个雨田，一个刘为民，他俩是山东人。那时我与这帮人成天厮混在一起，但大学毕业后失联将近30年了。

8、你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环境怎么样?有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1984年、1985年的时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叫得比较响，学校虽然没有开大会，但是各个班级传达了上面的文件，说是大学生今后往外投稿，要到系里盖章才行。我压根儿没理这个茬，想写就写，该发就发，过后也从来没有谁找过麻烦。我问过中文系的同学，有胆小的真的去盖过章，把我们乐得笑岔了气。

我们地理系的老师大都比较开通，前后两任系主任田锦墀、郭耀文，辅导员肖压西老师，都很支持我搞创作，生活上也很关心我。我本来就不喜欢地理学，成天想着当作家、诗人，所以并没有多少心思学习专业，考试总是其他同学帮忙作弊，尤其是班上的女同学很仗义，监考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混到了大学毕业考试。那一天，郭主任、肖老师分别私下里对我说：“这次考试事关分配和今后的前程，非常非常严格，学校要派教务处和其他系老师监考，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得完全依靠自己!”于是沉下心来复习，死记硬背两三周，五门综合考试得了个全班亚军，但是没有一个同学信服，都说我又像高考一样猜中考题撞了大运。经此一变，我开始对地理学感兴趣了，还在文学创作中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地理名词“西部之西”。当年那些专业成绩好的学霸们，大都做了中学地理教师，我却在新闻界、商界混迹多年，又回过头来写作《西部之西地理辞典》，真是愧对各位老师和同学，让他们笑话了，还望宽恕则个!

9、爱情是诗歌的佐料和奋斗的动力，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过爱慕者?或者拿着诗歌去追女孩子?

拿着诗歌追求女同学，听说有人干过这事儿，但是成没成功，我也不知道。至于爱慕者，我觉得不好说，就我个人而言，似有还无吧。说有，我大学四年确实没有谈过恋爱;说没有，好像也不全是，毕竟还是喜欢过别人，也被别人喜欢过，属于朦朦胧胧、欲说还休的那种。

回想起来，我那时干得最蠢的事情，并不是将校学生会主席让给别人，而是将心里很喜欢，看得出她也很喜欢我的校花，一并让给那个河南人。那厮成天在我面前絮叨，说他是怎么怎么喜欢那个女生，没有她的话，他就活不成了。我从小深受“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影响，又晓得自己早晚会回到南方城市，何况是别人先开的口，我如果再去争抢，就显得不厚道不够朋友了不是?那天下晚自习，我叫住了那个女生，她喜孜孜地跟着我来到那棵丁香树下，以为我终于要向她表白了。当我告诉她某某喜欢她托我来向她转达时，她一下子懵了，脸色迅即阴沉下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跑了，接下来一个学期都没有跟我说话，不久就与外系的一个男生好上了。我是在那晚的事情发生30年后，重新回到青海高原，依然美丽的校花当着好几个男同学的面嗔怪我这校草时，我才“蓦然发觉/有些事是不可以让人的/有些人是不可以忘记的”。但是现在再谈这些，感觉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10、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了?

因为我们地处西北高原，与内地高校大学生诗人见面的机会不多。我倒是在西宁市黄河路12号青海省文联、《青海湖》编辑部，见过几回内地大学生诗人来高原采风，但并没有过多的交往。趁着寒暑假回老家探亲，曾顺道到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中南工学院转悠过，因为事隔多年，都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

与湖南大学机械系81级学生江堤有过交往，他与我是衡阳老乡，也曾称兄道弟。1987年，他与彭国梁、陈惠芳等发起中国新乡土诗歌运动，经《中国青年报》专版推介后影响很大。江堤2003年41岁英年早逝，之后我认识了他的生前好友彭国梁、陈惠芳、吕宗林、楚子等人，他们的诗歌我都很喜欢。

湖南师大有个朝暾文学社，灵魂人物是龚湘海、龚鹏飞，创社人物还有一个李鼎荣。二龚毕业后都在长沙工作，一李回到老家永州。龚鹏飞当时有一首妹妹出嫁了什么的诗歌，写得美丽而忧伤，但后来我一直没有找到。龚湘海通过多次电话，直到今年初才见面，送我一本诗集，他现在是《芙蓉》杂志主编。李鼎荣号称“南蛮”，始终坚持“让诗歌大白于天下”的创作主张，成为继于坚之后中国最优秀的口语诗人。前不久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650多页的诗集，像一块砖头那么厚，不仅有重量，更有质量。读过这本名叫《水》的诗集，我认为李南蛮得不得什么诗歌大奖，得不得鲁迅文学奖，都显得不重要了。顺便说一句，这本诗集中有3首诗是献给我的。

11、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

很奇怪的是，我在西北，却与从未谋面的东北两个人通过多次信。一个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潘洗尘，一个是黑龙江大学杨川庆，他俩那时在全国大学生诗人中名气比较大。杨川庆那时印行了一本诗集，写信叫我帮他推销，我说寄来吧，他一下子寄来100本，大概是一块钱一本。我给他推销了三四十本，其余的又给他寄回去了。潘洗尘最有名的那首诗《六月，我们看海去》，当时影响很广，我现在还记得开头那一句：“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他是个颇有野心的家伙，居然办了一张面向全国大学生的诗刊《大学生诗坛》，几次来信向我和青海的大学生诗人约稿。他还主编出版了一本《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让我们非常羡慕，觉得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毕竟是东北虎啊!

我们都是1963年出生的，同时考入大学，1985年之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因为要毕业教学实习、联系工作单位，再就是我对诗歌的兴趣已经转移。说到底，我只是在青海高原客串了一把诗人。网上看到杨川庆现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潘洗尘跟我一样，先是在新闻出版界工作，后来都成了儒商，最终又回归昔日的文学阵营。前几日，我在长沙一家古旧书店，看到潘洗尘一本诗歌集《一生不可自决》，睹物思人，便买了下来。

12、在您的印象中，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跟复旦大学许德民、兰州大学封新城、上海师范大学宋庆平等人也通过信，许德民还给我寄过一本诗集《海星星》。福建师范大学邵长武，组建了福建省大学生诗歌学会，编了一张《中国大学生诗报》，自费印了一本诗集《我们啊我们》，都寄给我了，但这些人我都缘悭一面。

我的印象中，除了上述几个伙计，还有云南大学于坚、中国人民大学程宝林、上海师范大学王寅、华东师范大学宋琳、中国科技大学简宁、安徽师范大学钱叶用，还有浙江伊甸(不记得是哪所大学的了)，都是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

复旦大学邵璞写过一首《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那时候几乎成了一个句式，曾经入选过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朦胧诗选》，前不久《文艺报》又把它登载了一次。说起我们学校的女生宿舍特别有意思，一栋红砖砌的，一栋青砖砌的，简称红楼和青楼，常有男生在楼下徘徊、打口哨。看门大妈的眼神像长坂坡张飞似的很吓人，我没有像邵璞一样“没有理所当然的借口/就是想去坐坐”，主要是不想瞎凑热闹，也怕自讨没趣。

福建师范大学庄伟杰，编过好几种诗报诗刊，出版过好几本诗集，主编过好几种诗选，后来赴澳洲留学并定居悉尼市，近年回到厦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做教授。我原来并不知道他，去年策展“诗文风流•翰墨飘香——中国作家书画作品展”，才知道他不但诗歌写得好，书法也了得，有“闽南书怪”之称，可谓我们那一拨大学生诗人的一个异类。

13、如果放到现在，您还能写得出那样单纯而美好的诗歌吗?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写的那些诗歌虽然稚嫩，但重新来写的话，很难说会有那种激情和勇气了。我前前后后在省内外报刊公开发表过四五十首诗，到我在校园内外稍有点名气的时候，王宏伟老师叫我帮着他编《青海师大报》，这就为我后来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写的第一首诗是《我们正年轻》，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不是它，而是刊登在《青海青年报》的《中梁山上》。但我的名字最初变成铅字，却在这首诗之前的《青海石油报》。我写的是一首现代新诗，20行左右，寄来的报纸却成了七绝，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但名字的确没错。后来我到《青海石油报》工作，曾经问过发表那首所谓“七绝”的责编是谁，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也许当事人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14、与西宁相邻的兰州，有一本在当时非常有名的文学期刊《飞天》，您与他们有联系吗?

《飞天》当时的诗歌编辑叫张书绅，主持的《大学生诗苑》风头出尽，但他有自己的选稿标准。我曾经给他寄过诗歌，他来信叫我修改，搞了两次我有些不耐烦，交给其他报刊马上就给发出来了。1989年出差兰州，有一天晚上闲得无聊，心念一动，于是赶到东岗西路甘肃省文联家属院，找到张先生府上。他家住房逼仄，陈设简陋，本人个子不高，一张典型的甘肃洋芋蛋型的脸庞，眼中含着笑意，说话很谦和，还有一些拘谨。我感到非常惊奇，居然就是这么个小老头，把全中国的天之骄子们搞得五迷三道，造就了上千万的大学生粉丝?

15、您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可以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够的话，还有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6、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没有赶上五四运动，没有赶上上山下乡，这是我们的幸事抑或不幸呢?我们好歹赶上了一场诗歌运动，而我们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那时我们都很年轻，脸上写满灿烂的阳光，凭藉执着、明快、单纯的诗歌，表达对世界的爱与渴望，希望从中寻找到文学与人生的真谛。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强化了文学素养，开阔了文化视野，增加了人生见识，得到了珍贵友情。最美好的回忆就是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还拥有青春和诗歌，依稀看到了前方道路上的一抹曙色。

17、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对朦胧诗稍有了解，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芒克、徐敬亚、王小妮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前辈，理所当然受到我们的敬重。实际上，我们写诗的那个年代，北岛、舒婷是我们的两尊偶像，我们组织的每一次诗歌朗诵会，必定是以他们的诗歌开篇的，特别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可以说是保留节目，也是经典节目。公允地说，喧哗与骚动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并没有一个达到朦胧诗那帮人的高度。但是，这样一个运动(如果能够称为运动的话)同样有它的历史价值，并且历史终将证明其价值。

至于第三代诗歌运动，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写诗了，只隐约知道一点，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对不住了，只能遥致敬意。

18、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请问，您对今后大学生诗歌运动历史的研究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吗?

一件事情沉淀多年之后，能够成为一种现象，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国际著名导演李安曾经说过：“这世界上唯一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他又说过：“文化是一种斗争，历史是赢的人在写，所以希望大家是赢的这一边。”我觉得都很适用于您所从事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研究工作。去年第一次接到您的网信，我当即回复：“您做的是一场功德无量的事情，希望能够把一部良史写成信史。”

19、您当年是青海高原最负盛名的校园诗人，时隔多年以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就此谈一谈?

大学毕业后，我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志愿去了柴达木油田，在那儿做了7年记者，开创了“西部之西文学”的写作历史，先后获得“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1992年秋天调回家乡湖南，创办《衡阳晚报》，翌年因《衡阳少了一个好人》“遂使竖子成名”。写过几十篇深度报道，后来经梁衡先生提议并作序，人民日报出版社结集《天下好人》《铁血之剑》，成为国内各大学新闻院系的重点研究对象，2000年获得“范长江新闻奖”提名。2004年之后下海经商，小富即安，又回到晴好居书斋读书，从事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写作，出版了《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得到的高评太多，有心人可以上网百度一下，不需要我在此饶舌。接到您这个访谈之前，我刚刚应邀完成关于柴达木盆地的两本书《冷湖那个地方》《西部之西地理辞典》，近期出版后，定当奉寄给您和昔日的诗友们。

(本文原载《衡阳作家》2014年第4期，《诗选刊》下半月刊2015年第1期，《青海师大报》2015年6月15日，《信息时报》2016年4月12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