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于飞博士<左>在晴好居访谈甘建华，甘恬摄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文史写作的体面与尊严

——甘建华访谈录之二

访谈：周于飞(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文学博士)

地点：甘建华衡阳晴好居寓所

时间：2012年7月28日

乡贤王夫之与乡前辈资中筠

周于飞：非常感谢您赠送大作《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拜读之后，感受最深的是您的治学精神，您的文史笔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川著名文史学者胡传淮先生评价为：“不空谈，不雷同，惟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心，可与乾嘉学人并美矣!”我想请问您，湖湘文化的古代学者中，您最敬仰哪一位?

甘建华：乡贤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我最先晓得他的名字，是少年时代在回雁峰头看到他的雕像。他坐在那里，手执毛笔，眼望前方，神情淡然而忧郁。1986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在西宁市新华书店看到肖箑父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尽管看不太懂，但因为书上写着“湖南衡阳人”，我还是买下来了，这是我最早接触这位大儒的文字。他出生在衡州府城王衙坪，也就是现在的衡阳市雁峰区大码头横街那一带。我研究湖湘文化、衡阳地方文化，王夫之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在明清之际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先生躲藏在石船山下湘西草堂14年，著述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治经、评史、说子、议政、论诗，在众多领域均有建树，其中许多学术成就，从整个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都有着前无古人的创见和贡献。我读他的书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好，写作《世有船山》这篇文章时，我一直纳闷：他那时吃饭都成问题，王敔说他的父亲“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既没有图书馆供他查找资料，也没有同辈学人与他进行交流探讨，更没有我们现在了解一件事情，上网百度一下OK，他从哪儿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他的记忆力哪有那么好?他到底长了一个什么样的脑袋?这样的天才要多少年才出一个啊!

周于飞：我知道您交游非常广泛，了解、接触过不少国内外著名学者，您最欣赏的当代学者是哪一位?

甘建华：唐浩明先生、龙应台先生我说的很多了，这一回我说说另一位乡前辈资中筠先生。她已年逾八旬，是顶尖级的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她老家在耒阳市南阳镇，可以说是我们衡阳乃至湖南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女学者。我一直想拜望她，可惜缘悭一面。

关于资先生，我想用当今颇有影响的几位文化名人的评价来介绍。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说：“她学贯古今中外，胸怀天下黎民，勤奋好学，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思想常新，很值得我们学习。”著名历史学家杨继绳说：“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她的风骨一直为我所景仰。”著名学者余世存说：“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说：“她举重若轻的文字，引导着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基本方向。”著名作家阎连科说：“资中筠先生是总让我产生自卑的长辈之一。”著名作家毕飞宇说：“她的思想是今天的，但是，她的风度与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周于飞：中国作协正在组织实施《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未认领的48个传主名单，其中一个就是王夫之。请问您有没有想过写作一本《王夫之传》?

甘建华：谭嗣同对王夫之极端推崇，简直可以说五体投地，他说：“五百年来，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我并非船山学者，对先生的著作所读不多，所知有限，而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辈焉能入其堂奥、望其项背?仅仅一篇《南岳赋》，虽然只有4000多字，但诘屈聱牙，用典特别多，没有几个人能够读完，更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网上虽然有这篇文章，但错别字太多，好些字用一般打字法根本打不出来。据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乡前辈康华楚、谭岳生、廖德年三人，20多年前为了写作《王夫之与南岳》这本书，硬着头皮把它读完了，并花了几年时间选释。2010年，我去青山街拜访谭岳生老先生，问及此事，他笑着告诉我：“选释完了，我们也不记得了。”写作《王夫之传》，我以为也要找对人，才能做对事。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最有可能，他写的《天地大儒王船山》一书，是我所读过的几本王夫之传记写得最有份量、最有文采、最有激情的。

周于飞：前不久，湖南大学文学院倡议征集评选《湖南九章》，经由网络评选和专家评选最后确定，王夫之的《船山记》入选9篇经典美文之一，您知道这事吗?

甘建华：知道。《船山记》是王夫之康熙二十九年(1690)深秋之作，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下世了。他晚年隐居的石船山下湘西草堂，已经成为文人士子朝拜的圣地，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当作一生中必去的地方之一。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

周于飞：在收集湖湘文化名人尤其是衡阳本土文化名人资料这一块，我知道您做足了案头功夫。在大量的资料和信息面前，您怎样鉴别取舍、去伪存真呢?

甘建华：譬如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的彭玉麟，他的出山是湘军一件大事，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于湖南、衡阳历史的影响都极其深远。但江东杨家说是他们杨家请出来的，衡西刘家则说是他们刘家的功劳，白纸黑字，红口白牙。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彭玉麟同治年间亲修《衡阳县志》，内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他是由已故湖北巡抚常大淳第二个儿子、衡阳名士常豫举荐给曾国藩的。

许多人动辄说朱熹、张栻石鼓书院会讲，衡阳有一个简历自述“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所谓学者，甚至在会上谈得眉飞色舞，其实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南宋乾道三年(1167)秋天，朱熹与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会讲3个月，之后同游南岳衡山，相互唱和，得诗149首，辑成《南岳唱酬集》，并有“朱张霁雪”的美好传说。他们这次并没有来衡州。淳熙十二年(1185)，此时张栻已经下世5年，朱熹在武夷精舍(今武夷书院)授徒讲学，曾致信衡州官府，倡议重修石鼓书院。两年后，石鼓书院复兴，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朱熹亲书“一郡佳处”悬匾于书院嘉会堂，并撰写《石鼓书院记》，使“石鼓有声于天下”。绍熙五年(1194)，朱熹65岁，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今长沙)知府，时间不长，来没来过衡州，《朱熹年谱》《石鼓书院志》都没有记载。张栻在岳麓书院掌教三年(1166-1168)，期间曾游历石鼓，登坛讲学，撰写《武侯祠记》《风雩亭赋》《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画像赞》，并亲书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一诗，刻碑嵌于合江亭壁。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朱熹、张栻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黄幹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书院七贤”。

周于飞：唐代诗圣杜甫是不是死于衡阳境内的耒阳?我看到网上的资料，央视百家讲坛知名主讲人康震在耒阳“杜陵书院大讲坛”上讲：“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关于杜甫到底在哪死的有很多种说法，有饿死说，有中毒说，还有淹死说，也就是说杜甫不一定就是在耒阳去世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甘建华：康震今年6月21日在耒阳讲学，我没有去听。我曾经前后花了三四年时间，查阅了不少资料，写作《李白、杜甫与衡阳》这篇文章，所以对杜甫“涕尽湘江岸”、最终殁葬于耒阳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比较了解。我看了《衡阳晚报》对康震耒阳讲学报道得比较详细，他用“耒阳是座大城市”“耒阳人古道热肠”忽悠了一通听讲者，但对讲学重点则语焉不详。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只要翻一下新旧唐书和《杜甫年谱》，或者查阅《太平寰宇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湖湘文库》及历代省府县志，它们都明确地记载了杜甫的殁葬地点，现在怎么能说“杜甫到底在哪去世并不重要”了呢?

我发短信询问耒阳市政协副主席、耒阳本土文化学者许焕杰先生，因为他曾经亲自考察过杜甫殁于耒水之滨方田驿，也就是今天的耒阳市大市乡政府附近的大陂市，之后葬于今耒阳市一中校园内则广为人知。他先是回电话，我听不懂他的耒阳口音，就让他回短信，短信是这样写的：“康震只是皮毛上读了点杜甫，他并不真正懂杜甫，真正懂的是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再就是你写的《李白、杜甫与衡阳》，可谓信史。全国有八座杜甫墓，郭沫若先生及上海博物馆、杜甫草堂的专家们，一致认定杜甫死在耒阳，葬在耒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康震讲到杜甫流离路线时，我就愤然退场了!好些人想搧他的耳光!”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吧?

周于飞：那么，唐代诗仙李白是否确凿到过南岳衡山?为什么《游方广寺》这首诗未收入《李太白全集》和《全唐诗》?

甘建华：这个问题提得好。此前，我所见到的文字不是含糊不清，就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使之成了一段悬而未决的疑案。根据李白各种年谱和他漫游南岳衡山前后所写十来首诗文分析，结合多次实地踏勘论证，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李白离开巴陵(今岳阳)，南赴零陵(今湖南永州，在衡阳南面)，与著名诗人、永州司户卢象相会。他独自一人，自湘潭来，从花市渡兴乐江(俗名沙坪河，一名白果河)，至白果铺，由岳山后田心，经马迹桥，过黑沙潭，入方广寺，滞留数日。再自方广寺由狮子峰过杏石桥，出西岭，穿径过福严寺，历马祖庵，抵铁佛寺，上南天门，登临南岳主峰祝融峰。

按照李白族叔李阳冰《草堂集序》和《李太白年谱》所载，李白“生平著述，仅存十之一二而已”。《游方广寺》一诗虽然没有收入《李太白全集》《全唐诗》，但宋代南岳高道陈田夫的《南岳总胜集》、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湖南通志》、晚清湘军名宦李元度的《南岳志》，都收录了这首佳作。

李白第二年春天在江夏(今武昌)所写《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一诗，当是先年游历南岳时的亲身感受，这已有了历代诗人、学者的诸多考据。尤其是前四句：“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成为历代文人吟咏南岳衡山的扛鼎之作，已经镌刻在南岳大庙的东川门壁上和碑廊中。今天，无论在南岳景区门票上，还是在景区地图空白处，都可以读到它，可谓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受惠于学术顾问最多

周于飞：您的大作后记提到聘请学术顾问一事，可以说说他们都是哪些人吗?学术顾问对您的研究与写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与高校科研课题组成员相比，学术顾问有哪些不一样?

甘建华：我虽然身兼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衡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但只是到学校作学术讲座，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科研课题组。我所知道的课题组，就是针对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由这个领域的专家组成研究班子，目的是发现问题，找出应对的办法并转化研究成果，确保研究课题发挥应用价值。

我所聘请的学术顾问与课题组不同，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就是尊重衡阳这批有代表性、具备丰富学识和道德良知的专家学者的身份，实际上就是一种客气的称呼，比“老师”叫起来显得高雅清贵一些。我在坚持个人化写作时遇到了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都会向他们虚心请益，请他们帮助廓清前进的方向，让我不出或尽量少出错误，别让读者看了直骂娘。许多人善于藏拙，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拙，结果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反而“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一篇作品出来前，即便作者水平再高，也不要自以为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都有各自的盲点和局限性，要敢于面对，而不要一味逃避。我觉得还是请同道看一下、指点一下为好，否则错讹变成了铅字，那就后悔莫及了。《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出版前，我先后打印十几稿，请学术顾问们帮助修改指谬，看得他们头昏眼花，一个个气冲牛斗，一个个无怨无悔。因为他们的指点与帮助，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对他们格外尊重，凡是他们提出来的任何意见，我都会认真听取，遇到不同意见，也会充分探讨，绝不固执已见。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这么些年可以说是融洽和谐。倘若有人对拙著某个问题提出不同看法，他们听到后也会代为解答，不至于立即把我推到第一线，架在火上炙烤的滋味不好受。几张嘴分说总比单口相声好吧，您说对不对?

我的研究和写作，得到了许多师长、朋友、同道的帮助，其中得到学术顾问戴述秋、李清白、杨宝琳等先生的帮助最多，还有一个姓萧的老先生。戴述秋先生长期致力于衡阳地方史志的研究，编著出版的《石鼓书院诗词选》和待出版的《石鼓书院匾额楹联选》《石鼓书院摩崖石刻选》，充分发掘和弘扬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其成就远在当今许多从事衡阳地方文史研究的所谓专家学者之上。戴老为了帮助我写作《诗话石鼓》《石鼓书院七贤》《石鼓书院的山长们》，把他辛辛苦苦搜集订正的诗歌及诗人小传拷贝光盘交给我，让我直接引用，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萧老先生把家藏的衡阳地方文史资料无私借给我，并多次陪同我作田野考古。李清白、杨宝琳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国美协会员，一位是中国书协会员，都是湖南著名书画家。我在书画方面是一个门外汉，得力于他们的指教，尽可能不说外行话，写作了《衡阳画语短信录》《衡州印坛点将录》及诸多书画名家的篇什。我命中多贵人，高攀的前辈实在太多，附骥之情让我对他们永怀感恩之心。

周于飞：我在读您的著作时，都会发现篇末注明什么时候写于晴好居，什么时候改定，有的文章甚至跨度三五年之久。据说李清白先生曾经幽幽地哀叹道：“不知我这有生之年，还看不看得到你的大作出版?”

甘建华：好事是慢出来的，好文章需要时光的打磨。我在青海高原上大学时，学长杨志军就对我说过：“生活不是赛速度，而是赛耐力。”他后来轰动中国的藏獒系列长篇小说，就是这样写作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大二那年，读到湖南著名作家古华的一篇创作谈《冷水泡茶慢慢浓》，用以比喻他进展缓慢而又特别精致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华这个名字你们这一代可能比较陌生了。他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爬满青藤的木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湖南作家就数他和莫应丰、张扬、韩少功、谭谈、叶蔚林、蔡测海的名气大，“文学湘军”就是说的他们这些人。大导演谢晋将《芙蓉镇》改编成同名电影，不但捧红了刘晓庆、姜文，而且使外景地湘西王村成了一个著名旅游景点，据说那里的米豆腐都要比别的地方卖得贵。古华后来带着情人跑到加拿大去了，从此被历史屏蔽，被人们淡忘，真是太不值得了。

别拿自己的名誉去赌博

周于飞：南华大学罗玉成教授说您“从不屑于与那些半通不通、狂妄无知的江湖文人纠缠”，“他的志向隐藏在他写作的那些精彩文章的背后”。我们经常遇到自己错了而不自知，反过来还要指责别人的学人，甚至摆出一副学霸、学阀的面孔。假如您当面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甘建华：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张岱在《琅嬛文集》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人敬畏，卷足而寝。僧人渐渐听出士子语多破绽，说：“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说：“是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说：“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尧舜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了。澹台灭明是孔子学生，字子羽，貌丑，品行端正，孔子感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士子学识如此蹩脚，僧人干脆伸脚睡个好觉，理睬他做什么?

周于飞：当下学术界屡禁不止的剽窃、抄袭现象，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公愤，网络一片骂声，您对此怎么看?

甘建华：学术界剽窃、抄袭事件，方舟子打假不知打了多少，结果怎么样?越打越多，越打越猖獗。前一向，上海《文学报》发表柯棣祖的署名文章，公布谭旭东的拼凑之作，居然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谭旭东在回应《文学报》的信中对作者喊话：“我以生命担保，绝不会饶过你!”并且抛出博士导师、论文答辩专家、责任编辑和鲁奖评委来给自己“护法”，意思是说批评他，等同于批评“四道防线”。且不说学术道德，也不说传统美德，单说江湖上“一人做事一人当”，以后谁还敢跟他交往?据上海儿童文学理论专家刘绪源透露，以前因与博士导师有矛盾，谭旭东在一个大型会议上竟然当众揪住导师怒骂，差点施以拳脚。我上网百度了一下，他居然是“目前中国最活跃的新锐批评家和青年儿童文学学者”，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当然，比谭旭东本人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下的评奖制度和教育制度问题，是各级学术监督机构的缺位与失语问题。剽窃、抄袭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著作权法》修改之后，应当设定针对侵权者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好不了多少。今年4月以来，罗马尼亚内阁高官的论文抄袭丑闻被接连引爆，两任教育部长辞职，总理蓬塔的博士论文被指控432页竟然有85页“拷贝”其他作者的内容，且没有在参考书目中注明，舆论说“引咎辞职乃是最体面的行为”。此外，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德国国防部长、极有人望的古滕贝格，也是因此而遭到舆论轰炸，丢了乌纱帽。为了拿到一张文凭而玷污自己的声誉，对于那些有抱负有能力的政治家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

周于飞：您认为从事文史研究工作者，应当坚持怎样的学风?

甘建华：注重学问、学说、学术，本是学风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学养，这既是治学的要求，也是一种人格的体现。

您开头提到四川胡传淮先生对我的评价，尽管说高了，但我还是蛮喜欢听，因为他毕竟说到了点子上。写作文史笔记不像拍摄影视剧，看清宫大戏人们看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我们绝不能把学术殿堂商业化，把高雅的研究低俗化，把手中信息资源的公权力私有化，一定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文史研究不能戏说附会，不能捕风捉影，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征引文献，尽可能进行田野考古，既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一个月前，上海《文学报》发表秦兆基先生的整版文章《历史散文也可戏说?》，针对江苏某个作家戏说历史的散文写作提出质疑，这人还喋喋不休地狡辩，是不是有些太可笑了?

我们作为文史研究工作者，还是要吸取“阎崇年掌掴事件”的教训，别拿自己的名誉去赌博，别让人戮脊梁骨，别让人问候自己的祖宗八代，别心存侥幸地以为天下人都比自己愚蠢。现在都已经进入高速信息网络时代，什么事能瞒得过亿万双眼睛呢?既然想做一个问道治学者，就要恪守自己的人格理想，保持一份体面与尊严。

(原载《语言与文化研究》第4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7月版)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